儒家生死观的现代解读

儒家生死观的现代解读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7日

来源：教育网作者：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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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家学说中,儒家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关注显然不多,儒家的生死观并没有明显的体系架构。但其创始人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道出了儒家对生死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人活着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弄清如何活着的道理,懂了活着的道理,死的道理也自然会清晰。儒家的这一观念与现代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正好相反,海氏认为,人只有意识到终有一死才会明白人生的意义。无论是海氏还是孔氏,无论是从生着手还是从死亡探究,都是在为人生寻找意义。可见,意义的获得对人来说是个真正的需求。

儒家没有形成如佛教一样系统深邃的死亡理论,“未知生,焉知死”,从表面上看甚至对这个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但实际上,儒家学说作为在整个中华民族漫长发展的历史中最主要的一种思想形式,对国人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儒家对社会生活对人伦的广泛关注恰恰是对生死问题理性感悟的结果。这种感悟使得儒家学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教化百姓、影响人心的重要思想。儒家的这种理性的生死观,既让人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又使人保持精神上的宁静、平和,不为死亡的降临所烦扰。而这些恰恰是浮躁、喧嚣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所缺失的。

(一)对必死命运的平静接受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讲的是人与万物的共通性,草木万物都有一死,人也毫不例外。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生命的长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质量。人生在世,只要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则生事已毕,虽死无憾,这实际上是以闻道的人文精神消除了对死亡的焦虑。孟子继承了孔子这种达观的人文主义死亡观,并将人文精神落实为道德践履,认为“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尽心上》)人所能做的就是使自己获得一个“正命”,正命而死,则死得其所。对生命的过程“夭寿不贰”,要“修身以俟之”(《孟子·尽心上》)后世儒家对此感悟颇多,更能坦然地面对死亡。

李泽厚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讲的既是死的自觉,更是生的

自觉,正因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死亡就可以无所谓甚至不屑一顾。……‘存吾顺事,

殁吾宁也’(张载):如果生有意义和价值,就让个体生命自然终结而无需恐惧哀伤,这便是儒

家哲人所追求的生死理想。”[1]儒家乐生安死的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一路传承了下来。如《荀子·礼论》表述:“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这是将生死纳入作为社会和道德规范的“礼”的框架之中,生则乐生,死则安死,由是善始善

终来恪尽人道。这显然是种相当积极和现实的人生态度。又如朱熹:“人受天所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备无欠缺。须尽得这道理无欠缺,到那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愧。”这同样是

十分平静的叙述,当人对死亡真正有所觉悟的时候,死亡就失去了它的恐怖色调。(《朱子语类》卷三十九)

人的生命受之于自然,归之于自然,它就像智者所乐的水,从生命之源潺潺流出,当它一路前

行的时候,给这世界带来了生机,当它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时候,它汇入汪洋大海,在消失自身

的同时,孕育出新的生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论老之将至》一文中,曾形象又很深刻地表述过这一理解,他说: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像河水一样一开始是细小的,被限制在狭窄的两

岸之间,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渐地河道变宽了,两岸扩展了,河水流得更平稳了,最后河水流入了海洋,不再有明显的间断和停顿,而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能够

这样理解自己一生的老人,将不会因为害怕死亡而痛苦,因为他所珍爱的一切都将继续下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大自然的自然规律。适因于此,儒家极力推崇的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在乐生安死的传统中鲜明地凸显出来。于积极的入世精神中以完善人生来坦然地面对死亡,这比较庄子神游天地的超越态度,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它展示出的那

一种宁静淡泊的美,正是西方人仰慕不已的东方式的智慧。

(二)家庭亲情的陪伴可以弱化死亡的痛苦

儒家对死亡超越的途径有三:生理性生命的传承;三不朽的理想追求;还有对乐生安死的理解。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尽管社会背景、文化程度不同,在对死亡的理解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最基本的大众选择就是通过生命的传递,可以把后代的成长看成自己生命的延续,视为生活

的继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对死亡的恐惧。

儒家在这方面的理解就很洒脱,儒家主张人们不把生活仅仅视为个人的,而是认为个人化的

生活径由普遍性的生命而与家庭与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最注重的就是人伦关系,重

视个体在世间为家庭家族尽了多少义务。每个人的死亡过程如果都在亲人尤其是后代的陪伴下经历,对当事人将是个极其大的安慰。因为在临终前,如果是亲人在旁边,对自己在人生曾

经的生命轨迹是个直接的彰显。情感的表达能醒目地传达给将逝之人。亲人的悲痛尽管引发对生命的留恋,但也是对内心世界的无声慰藉。表明自我在人生旅程中存在的情感收获。这种感受实际上来自人类最原始的目标和动力———通过宗族的延续、精神的不死,让子孙代

替自己“活”下去。既然有后代子孙替自己活下去,那么我目前的死亡状态只是暂时的离开。生命还将通过血脉的传承继续下去,永无止息。生命通过血缘的绵延其实一直都在进行,由子孙后代的延续而感知自己的血脉流传,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完全消失,还在人间继续自己的生命。因此,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死亡的痛苦获得了某种缓和。

现代社会,当人在临死阶段,面对的都是医院的白墙、冰冷的器械、陌生的医护人员时,必然

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而如果有亲人在旁,在家庭温馨的气氛中,当事人的感受定然不同。看着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并不是真的要离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留存

了最宝贵的东西。正是因为有我的离开才有了子孙后代新生命的接续,如同先人以他们的离开换来我生命的存在一样。尽管本人要失掉具体的生活,但自己的子孙还会继续下去,真正的生命是不会终结的。

因此可以说,儒家生死观在化解人的临终痛苦方面确实能发挥作用。儒家的对家族群体的认同,对父死子继的生生不息的理解,可以使人心灵上有所归依,即使不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

但仍觉得可以实现亲人之间精神上的沟通和联系,感知生命传承的神奇与美妙。从而在死亡来临前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三)超出个人生活层次,摆脱死亡恐惧

人为什么怕死?因为死亡毁灭了自己的一切,死亡使自我的生活完全中断,自我拥有的一切完全丧失,死亡对人们来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东西。可是,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你可以有自由的选择,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死亡却是任何财富金钱权力意志等都改变不了的生命结局。所以,仅仅立于生活的层面来看待死,内心必会产生无穷的恐惧和痛苦。如果人们在必不可免的临死前,体验到的全是刻骨铬心的巨痛,那么,这种状况就足以毁掉人生前获得的所有的幸福,一笔勾消生活过程中的一切快乐。

换个角度,如果人们超出个体生活的限宥,立于生命存在普遍性的基点,那么,面对死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和恐惧。在儒家看来,除了生活层面的物质性生命,人还有精神生命文化生命。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则在面对必死的人生结局时,刻意于追求“杀生成仁””舍身取义”,或者去求得“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认为崇高之道德品格、伟大之功业、完美之诗文可以传之后世,个人之生活虽然中止了,而生命却借助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中介永

恒且不朽了。由此,他们便在精神上超越了死亡,可以在临终前消解死亡的恐惧与痛苦,如文天祥就义前留下的衣带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从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精神超越死亡的真实写照。明儒罗伦(号一峰)明确提出:“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唯圣贤乎!”[2]因为圣贤所作所为具有超越性,可以使其精神生命和文化生命与历史同在。

经验事实告诉人们,每个人都难逃必有一死的命运。这个必然指的是人肉体的生理生命。现代人来说,只有超出个人的生活层面,把生活与生命统一起来,追求生命的超越性,也就是文

化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常存,才能摆脱死亡的恐惧。现代社会也有许多的人物,他们虽然个体已经死亡,但却常常被人们提及。如邓小平、雷峰、徐悲鸿等等。他们被人们铭记的理由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在自己的一生之中,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或兼而有之。做出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努力,取得了相应的成就,获得了死而不亡的文化生命和精神生命。儒家生死观中对死亡的超越,不象西方宗教那样热衷于死后世界的构造,而是致力于生命精

神的超越,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超越意识高扬了人的生命精神。这种“不朽”的事实虽发生在死后,但引起“不朽”的事实却发生在生前。只要人在生活过程中,尽职尽伦,努力工作,争取在相应的岗位上有所建树,做了有益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事情,就能够摆脱纯粹生活层面的困扰,获得精神超越的喜悦。通过自身的努力,个体生命可以在历史的无限展开和延续中获得永恒,这样的认知,必然会减弱对现世死亡的恐惧和痛苦。从而实现对死亡的一种超越,在与死亡的对峙中获胜。

(四)复归天地,死而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