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模式

论我国的侦查模式的缺陷与完善摘要:不同国家基于自身的刑事诉讼法理论指导下建立不同的刑事侦查模式，科学合理的侦查模式关系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标的实现，而我国的刑事侦查呈现出明显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超职权主义特征，其缺陷也日益暴露，而对比两大法系的侦查模式不同特点，进一步分析我国侦查模式存在的问题，以期完善侦查模式。

关键词：侦查模式侦查模式类型制度缺陷一、刑事侦查模式的概述1、侦查模式的含义侦查程序的模式，也被称为侦查构造，是指各个程序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检察官、司法警察职员、法官、辩护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自身，各自均有一定的权限。

侦查程序就是上述程序参与人行使各自的权限，为了实现起诉或不起诉，或为了进入审判程序而进行的活动1。

有的学者称之为侦查构造，是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而形成的，由一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行使不同诉讼职能的主体在刑事侦查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刑事侦查模式是指以侦查权的行使为视角所形成的侦查机关、辩护方、检察机关、裁判机关在侦查阶段的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诉讼权力利及侦查权的运作方式。

22、侦查模式的类型由于各国文化背景，法律观念、诉讼价值、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的差异，必然导致各国刑事侦查模式的不同。

当今世界，由于两大法系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的差异，形成了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的双轨制侦查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职权主义单轨制侦查模式两大侦查模式。

（一）大陆法系国家职权主义单轨制侦查模式的特点：（1）侦查的单向职权性。

大陆法国家受职权主义的支配实行单轨制侦查，侦查程序一般是侦查机关单方面依职权对犯罪嫌疑人或嫌疑事实进行的官方调查程序，因此不存在控辩双方平行的两种调查收集证据活动。

(2)在警检关系方面紧密配合，采取结合型的侦诉结构。

大陆法国家普遍实行检警合一的关系模式。

检察院集侦查权和控诉权于一身，检察院不仅可以自行侦查，而且可以命令、指挥警察机关侦查犯罪。

1[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2渠丽华:《论侦查模式的完善》,载《法制与经济》,2009年第9期(3)主要由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警察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抑制。

大陆法国家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权传统上主要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行使。

这种司法抑制的中立性不及英美法国家的治安法官，不通过改革改变这种状况，则很难有效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

(4)辩方的控辩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无论在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方在维护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都难以和公检法机关相抗衡。

(二) 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的双轨制侦查模式特点(1)侦查的双向独立性。

英美法国家认为侦查在本质上是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独自为审判进行诉讼准备的过程。

侦查权并非国家机关所独享，犯罪嫌疑人也行使着调查取证的侦查权，控辩双方都有独立收集证据的权利，司法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2)在警检关系方面相对独立、实行分离型的侦诉结构。

英美法国家实行警检分离的关系模式，侦查权与控诉权相对独立。

侦查和起诉分别由不同机关进行，互不参与。

(3)强化嫌疑人及辩方的防御权，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得到较为充分有效的保障。

英美法国家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较大的权利以强化其防御权，如有保持沉默、获得律师帮助、申请人身保护令、获得保释等权利。

法律还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其他一系列权利。

(4)由法官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

在英美法国家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针对侦查机关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以谋求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

英美法系国家不承认侦查机关有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这样就可以更好的防止侦查权的滥用。

（5）侦查权力的行使受到严格规范和限制。

英美法国家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以规范和限制国家侦查机关权力的行使，如规定侦查人员具有告知义务，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审前羁押进行严格限制等，防止了司法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

3二、我国刑事侦查制度的缺陷1、侦查中存在的问题从侦、辩双方在程序中的地位和关系来考察，我国的侦查模式属于职权式侦查模式。

从侦、辩、审三方在侦查中的关系，我国的侦查模式属于行政型侦查模式。

而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往往为了提高案件侦破率，重视对刑事案件的3李超；《论刑事侦查模式的反思与重构》,载《金卡工程》,2010年第5期侦破，而忽视了对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总结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⑴缺少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大部分的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或者强制措施的适用，都是由侦查机关能不自行决定，无须受到外部机关的批准或者授权。

其例外仅仅包括公安机关的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活动需要得到检察机关的批准，而处于“控、辩、审”中的审判权的享有者法官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没有任何干涉的权利，不能进行司法审查等活动。

4我国的刑事案件侦查过程完全排斥中立司法机关的参与，法官作为中立裁判者对侦查活动并不存在任何约束。

在我国，根据三机关分工负责的原则，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不能享有侦查权，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可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但因其还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能，与公安机关共同承担着追诉犯罪的任务，从而对公安机关的制约流于形式。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拘留、搜查、扣押等侦查措施的实行，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都是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除了提请批准逮捕外），而没有一个中立的司法授权机构进行中立裁判。

我国的公安机关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强大的侦查权。

5笔者分析认为我国现行刑事案件侦查制度同一些现代法治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相悖，其中最为明显包括“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等，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超期羁押等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现象屡有发生，严重违反了人权保护的原则。

⑵辩方缺乏基本的防御权，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在我国，公安机关是主要的刑事案件侦查机关。

公安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行政机关，以国家为其强力后盾，综合各方面的力量，这使得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处于优势地位。

犯罪嫌疑人是普通的公民，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物力上来说都无法同公安机关相抗衡，在侦查阶段处于绝对劣势地位。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因此而赋予犯罪嫌疑人有关权利，如，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是现在国际司法界比较流行的规定，在我国不仅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还要求犯罪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提问时，有义务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问题。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依照法律的规定，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积极同侦查机关相配合来完成刑事案件的侦破，其无权自己或者委托辩护律师进行深入的调查。

查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才可以聘请律师向其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咨询，侦查人员还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相关事项的义务，法律也没有规定司法机关或者侦查机关为犯罪嫌疑人指定律师或者对其提出法律帮助的义务。

法律没有作出任何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规定，使得4樊崇义、刘涛:《无罪推定原则渗透下侦查程序之架构》,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5龚德云:《我国刑事侦查模式的缺陷与重构》,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受到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始至终都处于严重劣势地位。

在侦查阶段，律师仅仅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关法律内容的帮助，还不能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极为有限，仅仅是具有会见权，代为控告和申诉权、代替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

侦查人员询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也不能在场，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更不能向司法系统中的中立部门提出有效申请，辩护律师仅仅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参与到刑事侦查活动中来，因此，其辩护方的功效无法有效发挥。

因此，可以说，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辩护方根本不能作出有效防御活动，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辩护制度相比较，我国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辩护过程。

6⑶警检双向制约模式引发机制冲突，影响诉讼效率我国公安机关同检察机关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各有分工、互相辅助、互相制约。

其具体特点是，公安系统与检察系统各有明确的分工，在工作中即要相互配合又要相互制约，并且配合和制约都是双向的。

公安机关同检察机关的这种关系，有利于及时处理刑事案件，能够互相监督权力的滥用，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但是，这种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不足，并且随着刑事案件数量逐渐增多，其弊端表现的越发突出。

7两方面说明:一方面，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进行事后监督，事后监督具有滞后性和被动性，无法及时监督和制约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违法情形，检察机关作为刑事案件法律监督者的名号也徒有其表；另一方面，检察系统和公安系统之间的制约关系是双向的，这种双向制约形式容易引发两部门之间的冲突，并造成互相不服的情形，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

最后，检察机关无法及时参与到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来，无法充分利用其自身资源，不利于刑事案件的及时侦破。

最后，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是按照其自身的业务特点进行，而刑事案件最终是由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并提交法院审判。

由于业务特点不同，使得公安机关侦查完毕的刑事案件不能完全符合检察院或者法院的要求，致使刑事案件不能由法院进行审判，需要进行重新侦查，会造成诉讼资源没有必要的浪费。

⑷司法救济手段缺乏纵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基本上各国都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具有通过司法手段获得救济的权利，这基本上已经是一种通行的原则。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却没有有关司法救济的相关规定，当犯罪嫌疑人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受到不公待6陈瑞华:《刑事构造之比较研究》,《政法论坛》,1999年第五期,第96页。

7汪建成:《刑事诉讼文化研讨》,《政法论坛》,1999年第6期遇，如非法羁押、暴力取证等，无权向法院申请相关救济。

此外，我国对于“毒树之果”如何处理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仅仅在两高中作出了部分规定，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就是如此简单的规定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履行。

82、我国侦查模式形成的原因多年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践受到“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指导，使得侦查程序一直被侦查机关所垄断，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

正如李心鉴博士所言:“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

”9由于侦查阶段的强职权主义特性使审判阶段所具有的对抗性大打折扣。

甚至有学者指出，“如果单从国家追究犯罪的效果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刑事程序，侦查毫无疑问是整个程序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