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媒介审判”现象的分析

对“媒介审判”现象的分析
吴秋余
《新闻战线》( 2007-05-10 第五期)
2006年9月19日下午，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因涉嫌受贿90万余元和98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安徽省安庆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此事一出，媒体再度掀起了讨伐“女贪官”的高潮。

在没有经过司法机关证实的情况下，一些媒体将许多未经核实的所谓“桃色新闻”公之于众，并被众多都市类媒体和网站转载。

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赴安徽阜阳、安庆调查采访后，证实这又是一起无确凿证据情况下被夸大了的“新闻”。

这一事件揭示出的一些媒体长期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的“媒介审判”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试就这一现象作简单分析。

权力碰撞——把关人的责任
“媒介审判”或称“新闻审判”，原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新闻报道超越法律规定，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

①20世纪上半期，“新闻审判”在美国盛极一时，报界为提高发行量，大肆炒作司法报道，肆意在报纸上宣布嫌疑犯有罪，以引起读者兴趣。

在我国，伴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法治报道逐渐成为我国众多媒体争相参与的报道领域。

至上世纪末，全国法制类新闻报刊已发展到200余家，发行量高达400多万份，每年编发各类法治新闻稿件高达数百万件。

舆论监督权与司法权的碰撞使老百姓第一次获得如此多地监督司法运作过程的机会。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媒体对法治报道倾注如此多的热情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环境监视的职能。

环境监视是指大众传媒在特定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收集和传达信息的活动，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警戒外来威胁，二是满足社会的常规性活动（政治、经济、生活）的信息需要。

②法治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一个社会
的重要政治环境，对每个公民的社会权利都存在直接、间接的影响。

因此，法治环境必然成为大众传播媒介重点监测的对象。

二是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信息的“把关人”。

在媒体商业化运作的今天，大众媒介选择新闻信息的标准除了要符合真实性原则以外，还必须符合新闻价值判断系统的标准，其中包括：时效性、影响力、显赫度、接近性、冲突性、异常性、人情味和趣味性，③才能使新闻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从法治新闻的特点看，除了符合一般新闻时效性、影响力等特征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1．激烈的冲突性。

“打官司”必然是冲突的外在表现，只有矛盾激化到常规力量不足以解决的地步时，法治这种特殊力量才会介入，因此，法治新闻的冲突性几乎是普遍具有且高于一般新闻的特性。

2．绝对的异常性。

法是维护特定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司法则是保证社会按照既定法规正常运行的手段，最终目的在于消除社会中的反常，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因此，只要是法治事件，绝对具备异常性特征。

3．独特的趣味性。

扑朔迷离的案情，跌宕起伏的情节，加上暴力色情，写成小说都足以引人入胜，何况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呢？
权力争夺——正义的天平与沉默的螺旋
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权与司法权的碰撞不仅是新闻媒介职责所在，更是社会正义和公众知情权的需要。

然而，是权力就会有破坏性，当新闻机构滥用监督权，甚至凭主观臆断公然侵犯司法独立时，两大权力的争夺战便由此开始了。

于是，出现了河南民警张金柱酒后驾车过失致人死亡却被判死刑的案件；出现了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因受贿获罪却被媒体比喻为“女张二江”而遭受严重人格诽谤和侮辱的案件。

我们无意去臆断某些媒体的行为是否出于对司法的漠视抑或是媒体自身的无知，只想对这些现象产生的客观原因和现象背后司法权与舆论监督权的特点作一简单分析：
从权力的来源上看，二者都产生自宪法这一根本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而第35条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

”实践中，相关法规也很明确。

从二者的从业人员比较，法律的精确性、专业性决定了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能够按照法律客观地给案件以评判。

法治新闻报道作为法治与新闻互相交融、紧密结合的工作，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既要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又要具备新闻报道专业知识。

但是，从目前队伍情况看，绝大多数媒介是“三分天下”：学新闻（文学）的1/3，学法学的1/3，尚有1/3是没有受过新闻与法律专业教育的；既懂法律又懂新闻的“双通”人才，可谓凤毛麟角。

从两种权力实现的手段来看，司法机关是社会“正义的天平”，其维护社会正义的权力使其有权行使强制力，并要求其他机关在执行法律时为其提供方便。

监督报道是一种间接实现的权力，其最大的“杀手锏”是通过引导舆论，形成“沉默的螺旋”，进而影响行政、司法等机关。

因此，从技术层面上讲，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报道权时，完全不必像司法那样经过严格的程序，完全具备“创造社会现实”的巨大力量。

从二者的实际操作情况看，司法审判是严格、精确的法律活动，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且要有资金、时间、精力、技能上的保障。

新闻报道的操作则是模糊的。

没有任何专业技术限制新闻报道必须怎样写，有些词汇和个人主观意志即使不能直接明示在报道中，也可通过暗示加以贯彻，因此，监督报道权可操作性极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走向异化。

从上述对比不难看出，“媒介审判”现象的出现是十分现实和可行的。

权力分割——从诉诸感情到诉诸理性
对于如何避免“媒介审判”现象，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为保证司法工作的严肃性，1996年中宣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司法部和新闻出版署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法制新闻的意见要求，其中就有“不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作有倾向性的报道”的规定。

然而，在这个意见下发后，并没有完全阻止“媒介审判”现象的继续发生，“张金柱”案、“董晓阳”案，以及后来的“蒋艳萍”案、“马家爵”案中，新闻媒体干涉司法审判的现象仍在发生。

因此，解决“媒介审判”问题，单纯依靠法律、行政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寻找方法。

不可否认，我国的新闻从业者素质和新闻报道水平还有待提高，对新闻报道规律的认识也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的模式，对事实的报道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带有说教意味。

对一个案件，只要你触犯了原有的“成见”，你就有罪，然后按照你有罪的假设去寻找证据，进而判定你的罪行，而不给你任何辩护机会。

因此，在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陈旧的报道模式必然会践踏司法独立的原则，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从司法和新闻传播工作规律出发，改变以往的报道模式。

首先，坚持报道的平衡性原则，改“一面提示”为“两面提示”。

“在新闻报道中，只要遇到冲突，遇到矛盾，遇到人们有不同看法、不同观点的地方，就一定要倾听双方的意见，报道双方的真实态度和观点，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的机会。

”④这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

“…两面提示‟由于包含着对相反观点的…说明‟，这种…说明‟就像事先接种牛痘疫苗一样，能够使人在以后遇到对立观点的宣传时具有较强的抵抗力。

”⑤这是传播学的规律。

因此，无论从尊重司法工作的公正原则，还是从遵循新闻报道规律来看，法治新闻的报道都应该采取“两面提示”的做法，给双方以充分发表言论的机会。

其次，坚守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禁止添加报道者的主观色彩，改“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

长期以来，新闻媒体在报道案件时往往采取“诉诸感情”的方式，是“感动人”，而不是“说服人”。

而司法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任何主观感情因素的添加都有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进
而影响司法公正。

因此，媒介在进行法治报道时，应该主要采用冷静的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目的的方法，即“诉诸理性”。

最后，新闻媒介应当充分认识自身公益性特征，将法治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于消除“知沟”，而非商业炒作。

新闻媒介由于具有“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我国的新闻媒介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更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公益性的特征，将法治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在传播、普及法律知识，消除社会“知沟”上来。

只有全社会都能充分了解法律知识，舆论才能正确监督司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媒介审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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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注释：
①陈绚，《新闻道德与法规——对媒介行为规范的思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249页。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4页。

③高钢，《新闻写作精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28页。

④高钢，《新闻写作精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81页。

⑤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