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俗表演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如有帮助，欢迎下载支持“从民俗表演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策划稿）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2012.3.11--6.3主旨2012年5月4日至5日，第四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平野博文、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光植出席会议。

会议签署了《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上海行动计划（2012年至2014年）》。

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是中国、日本和韩国在文化艺术、文化产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政府间协商机制，为三国文化部长定期交换意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迄今为止，在中日韩三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已经相继在中国南通（2007年）、韩国济州（2008年）、日本奈良（2011年）成功举办，分别发表了《南通宣言》、《济州宣言》和《奈良宣言》，为加强和深化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2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中韩建交20周年，于此时举行第四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开启了第二轮部长会晤程序,标志中日韩文化交流与合作进入了新阶段。

此次上海会议发表的《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上海行动计划（2012年至2014年）》文件，主要涵盖评选东亚文化之都、在域外联合举办东亚艺术节、配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办文化活动、推进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保护与合作、加强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等内容。

在漫长的历史上，“东亚”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存在，更是一个文化上的存在。

东亚人民曾经用同一种文字，过同一系列的节日，有几乎一样的礼仪形式，穿戴大同小异的服饰，住大体相似的房屋，更有几乎一致的姓氏制度、生肖习俗、人生仪礼等。

东亚各国文化上相互影响，经济上互通有无，人员上来往频繁，形成独特的文化地域之圈——东亚文化圈。

这个文化圈，主要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四国。

“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在学术领域，都首先是文化地域的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

这一东亚文化圈，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在很长历史时期，四国都用汉字，并且以汉字为媒介建立了基本趋同的、以儒学为基准的价值体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行为方式，因此又被称为“汉字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

在这个文化圈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的交流互动历史，持久而绵长。

长期共通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造成了这一地区人们相似的思想方法与心理构造，都具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认同。

我们首先在此回顾东亚诸国文化交流互动史，就是为了今天与今后的发展、更好地“互动”下去，寻找到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

所谓“互动”，指事物间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推动。

在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学较早阐释“互动”理论，以解释物体与系统间的作用与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早在十九世纪，社会学即以“互动”概念来解释社会现象，还产生过具有丰富理论内容的“社会互动论”学说。

后来广泛地应用于人文科学领域，如情感互动、心理互动之谓。

本文所说的“互动”，是指东亚地区的文化形式在一定时空的互相流动、互相作用与影响。

东亚诸国文化呈现的同根异花现象，就是古代中国文化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结果。

这是主流。

也存在有“反作用”的现象，是为补充。

中国隋唐时代宫廷乐舞中长期用有“高丽乐”，有时也用“日本乐”。

高丽乐的地位还很显著。

这正是“互动”带来的精神文化上的现象。

不可否认，高丽乐、日本乐融入中华乐舞，所给予的丰富和滋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日韩三国的文化交流互动，更是日渐活跃。

这些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虽然在数量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保护的质量上，还有有待于向日韩两国学习借鉴的地方。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在此次文化部长会议精神的启示和激励下，积极肩负起高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能和作为，并结合自身优势，将民俗表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联系起来，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乃至东亚文化的弘扬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于是，便有了此次“从民俗表演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组委会成员名单校外领导及专家廖奔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马春雷嘉定区区长邱邑洪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规划处处长夏煜静浦东新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广局局长陈澄泉徐汇区文广局局长王卫国浦东新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广局副局长王玺昌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主任黄树林徐汇区文化发展研究室主任本校领导及专家陆建非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民选上海师范大学校长黄刚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莲华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茅鼎文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丛玉豪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高建华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柯勤飞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刘晓敏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助理茆训诚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张峥嵘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助理赵炳翔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院长高亭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从民俗表演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新闻发布会时间：5月24日地点：上海师范大学东部教苑楼A座202室活动一：参观浦东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间：2012年3月11日参观项目：三林“舞龙”博物馆→三林绣庄→三林瓷刻长廊→三林非物质文化遗产微型展览馆→“浦东非遗进校园”交流会→内史第→南汇博物馆→锣鼓书→南汇石雕千年古镇三林，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资源丰富，三林舞龙队更是名扬神州，蜚声海外。

舞龙在浦东三林地区分布广，规模大，是传统节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至解放前，三林地区舞龙大多是民间自娱性的，以村宅、行帮、氏族等，组队参加灯会、庙会、行街巡游表演。

解放后，三林舞龙由行街表演逐渐转向为广场性表演，由自娱性转向专业性，由随意性转向规则性，并且与狮舞、云排舞、鼓舞等其它一些民间舞蹈相结合，将舞蹈艺术的优美肢体语言、戏曲的步法亮相、武术的精气神韵、技巧的腾跃翻滚等融入到舞龙的技巧中，完成各种高难度的优美动作，形成了“海派舞龙”特色。

三林镇的二十多支舞龙队，当中既有竞技的队伍，也有表演和自娱自乐的队伍。

1994年，国家体委成立龙狮运动协会，舞龙正式被列为竞技项目，使传统舞龙从自娱性走上规范化、竞技化、国际化的轨道。

三林舞龙队在队长陆大杰的带领下，对舞龙技术进行了一番创新，屡屡代表上海队参加全国比赛夺得第一，并代表国家参加国际龙狮赛，在国际上扩大了三林龙的影响，目前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龙狮界的一个响亮品牌。

下图为：三林舞龙队为同学们表演舞龙。

三林刺绣是中国刺绣工艺中比较特殊的一种。

它是上海三林地区特有的地方刺绣形式，是上海地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绣艺流派之一。

它在本土绣的技艺基础上，集中国传统四大名绣之精华，融明朝上海露香园的顾绣之精髓，注重时尚元素，开创出与其它绣法所不同的流派风格。

以线细、针密、针法多样、色彩丰富、精制细腻、不留针线痕而著称，其独特的“抽、拉、雕”技艺更是堪称一绝。

清乾隆年间，浦东一带涌现出很多喜欢瓷刻的文人雅士，起初本是在白瓷釉面上刻上自己钟爱的画面自娱，后因绅士富贾附庸风雅而需求大增，为此造就浦东三林及周边地区的瓷刻风行一时。

锣鼓书，旧称“太保书”。

“太保”系由上海郊县农村中，求保佑太平的活动——“太卜”衍化而成，其目的是为生者驱瘟逐疫。

因演出时，由演员自击锣鼓演唱故事，民间亦称之为“堂锣书”、“神鼓书”。

新中国成立后，合其名称为“锣鼓书”。

上图：同学们和锣鼓书演员活动二：民俗讲座与时评举隅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及当代价值时间：3月14日地点：教苑楼B-101主讲人：翁敏华（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上海师范大学民俗与戏曲专业教授，古代文学戏曲研究博士生导师）《文汇报》“文汇时评”专栏（2012年5月1日）劳动者的声音纪念碑翁敏华日前，上海浦东新区文化中心，为上师大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的师生，送来了“上海码头号子”、海派魔术等节目，让师生们大开眼界的同时，深受感染。

有的同学联想起祖辈、父辈的劳动生涯，有的上年纪的老师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大兴安岭伐木、扛木经历，更多的同学主动走上台去，在工人老师傅的指导下，亦步亦趋，同声相应，模仿学习起上海码头号子的呼喊歌唱，把这一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看着白发苍苍的工人师傅一句一句地教，年轻学子一声一声地学，教与学皆极为认真，有老师感慨道：“这，才是大学教育应有的样子，也是‘非遗’传承应有的样子！”笔者在此间也深有同感，觉得这质朴直白的歌词、高亢有力的号音，配合那弯腰屈背的起动、直立挺拔的身姿、齐整沉重的步伐，肩扛手提的动作，整个的，筑成了一座码头工人的声音纪念碑。

我们看到，在祖国大地上有各种各样的纪念碑，石雕的、铜铸的、塑像的，刻字的，林林总总，皆属有形的、物质的。

我们还需要无形的、非物质的纪念碑，以纪念日渐远去的文化声音，令人不忘曾经的昨天。

即从眼前的码头号子说起吧，那是我们上海人曾经的生活备忘录：曾几何时，我们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哪一样没有经过码头工人的肩头手臂、头脚脊梁？表演中有这样一个小动作：把肩头的布往头顶上一搭，那是扛面粉前的习惯动作，防止扛完了以后灰头土脸。

历史即在这样的细节中生动地活着。

像这样需要用劳动号子协调步伐、宣泄劳累、表达心声的，还有很多，如铺路筑道、捕鱼拉纤、摇船起帆、建筑打夯等等。

现在，由于机械化程度的大幅提高，这些体力劳动的强度已然大幅递减，劳动号子似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人类离不开与自己的历史对话。

老辈人需要通过这样的无形纪念碑回忆过去，小辈人则由此解读父祖的过去、民族的过去、人类的过去。

列宁说：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我们今天以“非遗”的名义，想想过去。

人不能忘本。

人一旦忘本，身心皆无处安顿。

从某种意义上说：忆苦思甜是时代生活的必须。

像上海码头号子这样的演绎，是一种摆脱了“说教”形式的忆苦思甜，值得提倡。

上海码头号子也凸显了上海都市文化的特质。

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就呈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移民文化色彩。

上海码头工人来自五湖四海，故劳动号子中也有苏北号子、宁波号子、湖北号子、浦东号子、山东号子等种类，其中以“苏北号子”和“湖北号子”最为普及，也最具代表性，“搭起来噻，噢—嗨！开步走喽，嗨—嗖！脚下小心！嗨—嗖！……”一些无具体语义的感叹词，颇具地域色泽。

此外，根据装卸货物、搬运路线、搬运方法的不同，码头号子又可分为四大类九个品种，包括《搭肩号子》、《肩运号子》、《堆装号子》、《杠棒号子》、《单抬号子》、《挑担号子》、《起重号子》、《摇车号子》、《拖车号子》等。

浦东文化中心的歌手们那天表演中的宁波号子，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宁波腔的英语，拌合着“朝东”、“朝西”、“朝南”、“朝北”有条不紊的指挥，很能够反映当时的宁波移民在码头工人队伍中的分工和能力。

上海码头号子，亦是研究沪语的绝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