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

20世纪后期，西方各国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西方各国也进入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时代。这场改革运动被称为“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后官僚制典范”、“企业型政府”等，不同的组织与学者对“新公共管理”有不同的概括和总结。“新公共管理”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后逐步席卷了其他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综合各国的行政改革，尽管在改革的内容、范围、规模、战略、力度等方面所有不同，但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即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利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技术重塑政府，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和公共服务的质量。

1 “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

各国政府推进“新公共管理”的做法不尽相同，可是“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大体一样。奥斯本和盖布勒在《重塑政府》一书中，把“新公共管理”概括为十个方面。目标是建立：(1)掌舵而不是划桨的政府；(2)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政府；(3)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服务中去的竞争性政府；(4)有作为而不循规蹈矩的政府；(5)处处讲究效果的政府；(6)满足顾客需要的政府；(7)廉洁的政府；(8)有远见的政府；(9)注重分权的政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根据西方行政学者们的论述，“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政府角色定位。“新公共管理”倾向于把决策制定(掌舵)和决策执行(划桨)分离的体制。为了实现两者分离，“新公共管理”主张通过民营化等形式，把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交由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承担。而政府主要集中于掌舵性职能，如拟订政策、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监督合同执行等,引导它们为实现公共利益的崇高目标服务。

（2）专业化管理。“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必须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如何做和向谁负责。在政府中，管理型而不是专家型的人员应越来越多地担任部门领导。因为在“新公共管理”者眼里，管理是一项需要技能的职能。

（3）企业管理方法的引入。基于管理具有相通性这一认识，西方国家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广泛引进企业管理方法，并用企业管理理念来重构公共部门的组织文化。“新公共管理”中的项目预算、业绩评估、战略管理、顾客至上、产出控制、人力资源开发等主要源于私人部门的管理实践，出现了公私部门管理在理论和方式上的融合。（4）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是在设定的公共服务绩效目标的基础上对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全过程进行跟踪监测并做出系统的绩效评估。内容主要包括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效率和成本收益等。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主要是以“3E”为标准，即经济、效率和效益。

（5）产出控制。用绩效和计划预算取代原有的预算制度。计划预算是根据机构特定项目来进行资金分配，员工也变成了计划预算的一部分。同时，战略管理受到政府重视。这就意味着要明确组织使命并对其能否实现目标有所预期，还要了解组织与环境相适应的程度，组织在该环境中的优势与不足，以及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些技术通过产出与资源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利用各种资源。

（6）竞争引入。“新公共管理”主张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公共部门机构之间展开竞争，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供给的效率。竞争机制的引入带来了公共部门服务的市场检验、优胜劣汰的局面。

（7）以顾客为中心。“新公共管理”把社会公众视为政府的“顾客”，认为公共组织应以“顾客满意”为宗旨。并且强调政府对顾客的有求必应；行政的可理解性与可接近程度；行政部门对顾客参与决策的公开程度是否存在补救措施，而且，整个经济效率须依赖于公共部门在提供商品及服务时如何对顾客需求作出反应。

（8）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在看待公务员与政务官员关系的问题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公务员保持政

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斗争，不得以党派偏见影响决策等。“新公共管理”则认为，鉴于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公务员与政务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回避，倒不如正视这种关系的存在。基于这种看法，“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在“新公共管理”者看来，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不应截然分开。正视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的政治功能，不仅能使公务员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还能使他们以主动的精神设计公共政策，使政策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这体现了“新公共管理”者重视激励、鼓励公民参与的价值取向。

尽管“新公共管理”在各国的运用已取得初步成效，但随着实践的开展，问题也随之出现，批评者也越来越多。这些批评主要表现在：

首先，关于“新公共管理”能否代表一种范式，尚存在诸多争议，因而在范式问题上有主张（休斯）、反对（海德等）和折衷（罗森布鲁姆）三种不同的观点。

其次，人们批评其经济学基础，认为适用于私营部门的经济学运用于公共部门的理由不充分。“新公共管理”滥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是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它忽视了政治过程和市场过程的本质区别。

再次，公共部门管理不等同于私营部门。公共部门的“公共性”和内在多元价值的影响，决定了私营部门原则如目标界定、战略规划、绩效衡量等难以在公共部门中运用。

此外，市场化方案的民营化和合同外包并不必然高效率，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如造成管制难度增加，成本提高等，而且随着实施过程中混乱、欺诈等现象的出现，又涉及如何维持责任和伦理等问题。

2 “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映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这种实践模式尽管远非完善,但在西方公共管理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在实践中已经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因而对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中国是发展中的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有必要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等问题。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可以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1）政府功能定位市场化要求理顺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关系。“新公共管理”理论以政府公共职能的重新厘定为基础，重新界定了公共职能与市场机制的范围。即将政府职能限定为提供核心公共物品，而市场参与提供混合公共物品，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对整个社会的导向和服务的“掌舵”功能，而具体的“划桨”职能则让市场完成。

（2）改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新公共管理”背景下，非政府组织以其遍及保健、教育、服务、环保等与民众休戚相关领域的特点而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此，政府应放松对非政府组织严格管制，要通过完善相应管理制度对其引导和保护，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自主管理和能动服务的积极作用。

（3）压缩垂直式组织机构，使组织结构由传统金字塔型向扁平型方向发展。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对组织结构进行重组和再造。通过信息网络技术设立网络“虚拟机构”可以有效缩减政府机构，提高效率和加强整合与互动。在中央与地方机构关系上要合理划分。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的调整与改革，应当是必要的集中和适当的分散辅之以各种配套

保障机制和目标，建立起一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对稳定而有弹性的动态平衡关系模式。

（4）推行以绩效为中心的功绩制。通过设立严格的绩效标准对公务员进行绩效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与工资、职务晋升、奖惩等利益直接挂钩，从而建立起有效激励机制、竞争机制以提高工作效率。推行弹性人事制度，以合同制为基础的聘用制度打破了公务员的永业原则，这不但减轻了政府负担而且增加了公务员制度上的弹性。完善人事立法工作，以法律形式对人事制度加以规范。要在原有《公务员暂行条例》基础上积极推动《公务员法》的出台，逐步实现公务员竞争激励机制、自然更替机制、廉政勤政保障机制等的法定化和规范化，从而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发展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

（5）在政府管理中重视战略规划，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重视规则程序与重视结果、产出并举。当前，战略规划在公共部门中已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约翰·布赖森指出，战略规划是一系列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与方法随着公共部门和非盈利部门的不同而变化，它们是各种条件下公共部门和非盈利部门成功用以管理的工具。因此，政府要本着对环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制定宏观发展战略规划，同时重视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利的目标导向和政策支持。要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企业家政府”把政府当作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以“企业家精神”塑造政府，要求政府以顾客为中心，在角色上由“官僚者”转为“服务者”，而在管理方式上由统治走向服务。为此，政府应不断满足公民多元化的需求，同时提供包括对扩大政治参与，促进公平、民主、正义等方面的回应性。要重视规则程序与重视结果、产出并举。规则程序应以结果为导向，从根本上应对产出和结果予以关注。应重视以绩效标准对产出进行控制，关注高效率、强责任的结果实现，从而建立高效的责任型政府。

最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绩效与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保证健全的政治责任制度，不能使政府保持一定的政治权威，那么公共行政就有政治失控的危险。在一个缺乏政治权威和政治责任的体制里，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质量是不能得到制度保证的。因此，尽管政府机构改革的直接目标可以是改善行政绩效，但也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要让行政人员认识到行政工作所负有的政治责任，增强对政治的敏感性，保持对政策的自觉响应性，从而达到忠实地履行行政职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