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之对比

关于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几点思考
王科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学号2013301550120
日本1886年的明治维新与中国1898年的戊戌变法，变法时间、变法前国情、变法目的等庶几近之，结果却有天壤之别。

日本经过变法国力愈强；中国经过变法，国力愈衰。

同样是变法图强，有关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维新运动涉及的阶层和地理范围不同。

在阶层上日本明治治维新接近于全民运动，社会各阶层都被发动了起来，德川幕府的守旧势力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已经失去了藏身之所，不让它覆灭都难。

中国的戊戌变法几乎是几个“君子”孤军作战，没有社会基础，社会主体力量没有发动起来，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多数民众完全不知道变法的意义何在，更谈不上支持变法。

维新派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

表面轰轰烈烈的维新实际上浮在空中，很快烟消云散。

从地理范围上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力量来自于政权难以涉及的周边地域，他们在维新之前就已经脱离德川幕府管束，他们通过海外贸易秘密筹集资金与军火，培训各方面人才。

这一切德川幕府不是不知道，是无能为力。

干柴一旦遇到火星，燎原之势就难以阻遏了。

变法的力量全部集中京畿之地，偌大中国周边地区几乎与变法无关。

如此变法，要成功何其难也。

第二，两国维新派领袖个人阅历和行政经验不尽相同。

明治维新聚拢了一大批能人，包括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这些人绝非康梁可比，他们都是实干家，做事周密，组织能力强，具有政治远见，行政经验，敢于和善于开展斗争，是改革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

德川幕府耍“奉还大政”鬼把戏（为的是延缓时间，以行反扑）时，维新志士们及时戳穿了阴谋，把兵力集中到京都，准备起事。

1868年1月3日，维新武装力量包围住皇宫，提出“王政复古”这一深得民心的政治口号。

相比之下，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梁等都是些读书人，虽有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却缺乏行政经验，疏于政务，黯于世事，缺乏韬略。

没有
日本维新派的阅历和社会改革实践，是一批缺乏实际行政经验的书生。

他们基于“不除弊不能布新”的认识，出于急于求成的心理，变法103天，下谕旨204件，改革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全面开花。

当时民族危亡、百废待兴，但不容齐头改革。

在实施步骤上，宜先发展农、工、商，改革教育和军事，在取得成效，树立了威信，稳住政局后，再行政治制度的改革。

同时，对慈禧，对守旧大臣等各方面人士，应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以分化和减少改革中的阻力。

在这方面光绪帝和康、梁等均缺乏应有深谋远虑和相应的策略。

一场具有根本变革要求的戊戌维新运动，终因反对者众，支持者寡而失败
第三，两国在变法之前所拥有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完成得资本主义积累不同。

日本变法前已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积累，德川幕府是腐败与专制的，但这个政府也不是一无是处，在德川统治期间，资本主义还是比中国发展得快，积累得也多。

明治维新之前，已经有了诸如三井那样的大财团，三井财团给了维新以巨大的财力支持。

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一些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

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

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

中国也有在“洋务运动”中发了财的实业家，但他们并没有给予变法以实际支持。

变法决策人两手空空，财力拮据，这一点与明治维新无法相比。

同时从当时的经济结构来看，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

要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第四，变法所处的外部国际环境不同。

中国戊戌变法时的国际环境，要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处的国际环境险恶得多。

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蜂拥而至，各自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局发生任何变动都会触发帝国主义的神经。

资产阶级改良派曾幻想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推行变法，但根本行不通。

因为，当英美日等国认真分析了帝、后两党的力量，看清了改良派必然要失败的结局之后，就决定不给改良派以什么实际帮助。

而日本则利用了当时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主要是：当时美国正
忙于南北战争，英、法正忙于侵略中国，都顾不上日本。

西方国家对日政策上步调不一致，尤其是英国害怕引起日本人民的革命，危及它的整个殖民利益。

加之，英国在同沙俄的角逐中，日益重视日本的战略地位，其对日政策逐渐转为支持倒幕派推翻幕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将日本纳入它在远东的战略体系。

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反封建反殖民压迫的斗争方兴未艾，牵制住了西方殖民势力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

日本与中国等殖民地相权衡，在他们眼里，国小人少、资源不丰富的日本毕竟还算不上一块肥肉。

以上就是为什么60年代后期，日本倒幕维新运动在当时半殖民地危机的乌云笼罩日本列岛的险恶形势下，能够比较顺利开展并获得胜利的外因之一。

第五，日本是个权威与权力分离的国家，天皇代表权威，执政的幕府代表权力。

权威与权力存在一种制约关系。

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时，权威的作用急剧上升，而权力的作用则急剧下降。

德川幕府是在两种作用力变换中迅速崩溃的。

换言之，不论德川幕府如何专制，如何腐败，还有天皇这个权威与之分权。

中国则是权威与权力集于一身的，慈禧太后既代表权威，又代表权力，是个庞然大物，想搬倒它，只有“造反”。

以变法为之非常难。

第六，国民教育程度的差距。

日本有良好的教育基础，早在安土桃山时代，就基本扫除了文盲，受教育率高达97％，为取得“全民共识”创造了良好条件。

文明是要装载在文化容器之中的，人们没有文化就无法接受文明。

日本人的文化素质高，显然对社会的变法维新极为有利。

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教育基础。

中国当时文盲率极高，很难接受变法道理，也很难拧成一股绳。

变法一轰而起，又一轰而散，犹如一潭死水投进一块石子，激起一片涟漪，涟漪散去，一切复归平静。

这也许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七，最高统治者也从侧面反映出两个维新运动的不同。

日本有一个可资利用的王牌—天皇，明治维新是打着明治天皇旗号的，所有维新志士都麇集在天皇麾下。

天皇具有无可限量的号召力与凝聚力。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天皇已经名存实亡，打出天皇这张牌，多少有些复古意味，日本人是个怀旧意识强烈的民族，天皇发布诏谕，无不响应。

在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

可以说，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是强有力的。

中国戊戌变法的情形大相径庭，光绪皇帝几乎等于傀儡，毫无
作为。

他自身难保，遑论策划变法。

谭嗣同与虎谋皮，劝袁世凯杀荣禄，谋皮不成反而丧命。

光绪帝虽有抱负，并葆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政治偶像。

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

作为满族的傀儡皇帝，也难以乞求他具有什么了不起的感召力或凝聚力。

中、日两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达成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

有观点认为是西方对中国这样既有广阔市场又有丰富原料国家的殖民侵略更加严重，对日本的殖民侵略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严重，也让日本能够把握住难得的机会而走上强盛之路。

但若深入检视改革历程即可发现：清廷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此外，日本人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力促团结民族主义，结合成一股影响力远胜于传统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确立排除改革障碍的决心；加上明治维新过程中，向西方进行各方面学习相对于洋务运动的彻底性，并改变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最终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

中国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所进行的戊戌变法，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但改革共识的凝聚力显然不足，最终仍逃不过以既得利益者为首的传统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