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有感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文章：《新史学》

作者：梁启超

发表时间：1902年2月

出版物：《新民丛报》

现出版物：《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年8月

内容摘要：

梁启超的《新史学》内容包括《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和《论纪年》这六个部分，它们是梁启超在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下，对中国的史学现状进行批判，并打出了“史学革命”的旗号，主张建立新的史学，从历史的作用范围、历史与人种的关系、历史正统性、书写历史的手法和历史的纪年等方面着重阐述了如何建立新的史学及建立怎样的新史学的问题。这六部分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之旧史学》：对中国旧史学之现状加以说明，并提中国旧史学虽著作浩繁，史学名家辈出，但却是陈陈相因，并未在史学界开辟出新的天地，其中的病源有四：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四个弊端又衍生了两个问题，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导致读者读史时遇到三大难题：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正是因为这些旧史学之弊端，使史学革命刻不容缓，梁启超甚至发出了“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救”的感叹。

《史学之界说》：创立新史学，必须先要搞清楚史学的界限问题，也就不得不先弄明白历史的范围。梁启超在本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者是层层递进，联系紧密的。从现象到公理公例，即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规律）的跨越，在文中，梁启超阐述了自己对历史范围的看法和认识。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历史是用来叙述人种的发达及其竞争，舍人种则无历史。人种问题已成为现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问题。人种分为“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历史的”人种又分为“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人种，欧罗巴文明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后有详细举例加以说明，最后提出条顿人实为今世独一无二的主人翁。

《论正统》：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则有统；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则有正统。正，即真。统之词起于《春秋》，然所谓正统者，霸天下人之天下为私天下，又惧民众不予承认，才提出这些理论来钳制他们，统之义实谬，所谓正与不正，则更不值一提。以六个依据来衡量正统不正统，实则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正统之说起因有二：一是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二是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如果追根究底，梁启超认为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

《论书法》：新史学质疑中国的史家著史专门注重书写方式，即“书法”，并以此自鸣得意。他认为史家应以一团体的善恶来为功罪，而不能仅以一二人的功过得失来评判整个社会，史学要有益于社会。古时的史家所谓的“功罪善恶”，

多是因为记载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而引起的，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功罪善恶。但梁启超并非主张废除书法，他认为要写史，就要像布尔特奇的《英雄传》一样，书写淋漓尽致，而不是如《春秋》，注释数千言，读者仍不能明白其意。

《论纪年》：凡历史，必有纪年，即带有帝王的年号。本文即是围绕“历史纪年”问题而展开。首先论述的是纪年的意义。接着叙述年号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称呼，故而使人头脑劳累，因此孔子作《春秋》，去繁而就简。再次论述帝王纪年之法，不可久行于今日文明之世，并例举西方诸国的统一纪年法。最后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历史纪年法应以孔子的生平为统一纪年，更为实用。

史学作为“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的学科，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不断壮大和繁荣，历史著作也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著名的史家也涌现出以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为代表的史学大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和光辉的史学思想。史家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梁启超也明确提出了史学的作用“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史学在今欧洲民族主义和列国文明日益发达的过程中，占据有约一大半的功劳。在这里，梁启超就提出一个问题，也是困扰在读者心中的一团疑云，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史学发展都非常繁荣，然而现实中中国的情况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却是如此之糟糕？阅读了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就会恍然大悟，继而进行思考，就不得不佩服梁启超立论之新颖，寓意之深刻。中国史学虽然发达，史家辈出，但却是“沉沉相因，一丘之貉”，并没有在史学界开辟出一番新的天地，那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梁启超对此作出了回答，这就是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四个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所谓的二十四史并非真正的史学著作，而只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而已。中国古时的史家，以为天下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而所有的作史者，都是为朝廷君主所作，无一书为国民而作，并举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不过是“以备君主之浏览”，就是为说明不论是史家还是史学著作，大体都是为朝廷而作，使中国的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梁启超就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我国数千年的史家所难辞其咎的。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是英雄的舞台，但每个人都处于社会环境和背景之下，不可能有独立存在的人，所以著史必须要考虑多数人的情况。但中国的史学，如本纪、列传，“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并未说明一群人的“交涉、竞争、团结”之道，梁启超认为它们就是“无数之墓志铭”。现今史家虽多，却未有一个能意识到这一点，使国民的群力群智群德，并未有所发展。三曰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著书都有宗旨，重在经世致用，为今世之人提供借鉴。中国史家著史只记过去之事，推其病根，梁启超认为是当时史学家认为历史为朝廷的专有物，“舍廷外无可记载故也”。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之精神非常重要，史学也是如此。史学的精神就是理想。著史书必须能说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事件及其原理和前因后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这样的史书才有益于国家和社会。但如今中国的史学著作只是呆板的说明某一天发生了某件事，至于其原因，未能够解释说明。因此，这些史书虽数量极多，但却毫无生气，耗费百姓的脑力，实属无益。以上这四项弊端，又衍生出另外两个问题，那就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的史书，满纸均为某日发生某某事，犹如英儒斯宾塞“邻家之猫，昨产一子”之事实，读完全书，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简述历史事实却不能善于“别裁”，读之无多大用处。中国几千年来稍有创作之才的史家，梁启超认为只有六个人：太史公司马迁，其书就具有国民思想，将与时代极有关系的人物分门别类，著书立传；杜佑，他的《通典》，“不记事而记制度”，因为

制度与国民全体的关系远比事件与之关系重大，这也是杜佑首创的；郑渔仲所著的《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司马光之《通鉴》结构宏伟，取材丰富，至今未能有超越者；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首创了纪事本末之体，探求事与事之间的因果关系；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创立学史之格，是我国思想界的英雄。合此六弊，对读者阅读史书造成了困难。首先是难读。史学著作浩如烟海，穷其一生也难以读尽。其次是难别择，史书之繁多，何为应读之书，何为有价值之书，我们难以从中正确选择。最后就是无感触，读完史书后，却未有激励读者的爱国之心。现今社会也是如此，我们上大学，专修历史学，从《中国通史》到《世界通史》，再到断代选修史，教科书数量繁多，但读之却并未有较大感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上的“大动乱年代”，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有学习，当时心里面还有很大的触动，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而心痛，为中国现代社会建设上的重大失误而痛心。到了大学，从教材上看这些内容反而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不知是学习者的问题还是其它方面的问题，呜呼哀哉！所有这些问题，就导致了必须对史学进行改革，不然，“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因此，梁启超才写了《新史学》一文，实是世界形势所迫。

关于《史学之界说》这部分内容，我感触最深的是梁启超对历史的范围做的界定，层层深入，历史是叙述进化发展的现象，但非人类之进化者，却不能称之为历史。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但是，单单讲述人群进化的现象是不够的，它只是一些浅在的层面，还必须从这些现象中把握事物进化的规律，但这又是不易求得的，主要是因为诸多史家知有一局部之史，却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间的关系。求得公理公例的最终目的还是“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就是用已知的进化规律为以后的发展服务。中国无真史家，导致中国进化缓慢，实是国之悲哀。梁启超就自己下定决心，在此开辟新的道路，勇气可嘉！

相比之下，我对《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并不特别感兴趣，其内容纷繁复杂、名称众多，使人头昏眼花，本人实是提不起兴趣阅读，故而此处省去不述，还望老师见谅。

《论正统》一文中对正统的起源和含义都做了比较明确详细的叙述说明。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家言正统就是一大谬误，根本原因就是他们被奴隶根性所束缚，转而又来束缚后人。文中所写用以衡量正不正者的六项依据，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千百年来，史家为正统的事情争论不休，却又无法自圆其说。梁启超对正统之说的起因做了分析，他认为原因有二：一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二曰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并提出了自己对正统的看法，他认为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理由就是夷狄不可以为统；篡夺不可以为统；盗贼不可以为统。如此说来，中国历史上所谓正统者，寥寥无几矣。我认为，历史无正统与非正统之说，这种分法本身就给历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使读者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实在应该摒弃之。

《论书法》和《论纪年》两篇内容，本人对此没有太大的想法，无论是史家隐其意或直笔记述君王的私事，或是纪元的更改在历史上都属于常见的现象。虽然说“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但要写出善史，也是相当困难的。梁启超就说，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而纪年之说，由孔子作《春秋》定制，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才可以改元，使纪年变得简单了。在最后，梁启超提出“纪元之必当变”的口号，这样前面所讲的正统问题就无从说起了。

从总体上看，梁启超的这篇《新史学》先讲了旧史学之情况，然后就要进行改革，引出从何处着手开始进行“史界革命”整篇文章的内容宏大，立论深刻，议论得当，他的史学观点在这里得到咯充分的体现，批判以往的旧史学，提倡撰写新观点，新体载的“民史”反对以往历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主张写通史，就要改变朝代纪年，以孔子生平为统一纪元，他将“朝代”与“国家”分离开来，也是文中所体现的反省旧史、开辟新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上这些就是本人看了《新史学》后得到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多有错误和不足，希望老师不吝赐教，本人在以后的学习中也会加大阅读面，增加知识储备，成为合格的历史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