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争的回顾

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争的回顾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是在19世纪30年代，而在七、八十年代正式产生。

其繁荣则是在二战以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它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长期以来，影响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

代表学派是法国学派，他们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

这在二十世纪中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

于是进入比较文学新的阶段。

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第二阶段是以美国学者韦勒克、雷马克、韦斯坦因、奥尔德里奇等为代表的美国学派。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美国的教堂山举行第二届年会，韦勒克在会上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即所谓美国学派挑战性的宣言。

会议之后，两个学派继续开展论战的同时，更致力于理论建树，其中雷马克和奥尔德里奇对美国学派有重大的理论建树。

法国比较文学家巴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利、基亚等是欧洲比较文学的辐射源和中心，构造了欧洲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以研究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为主旨，也就是影响研究，它是比较文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主张用实证的方法确立两国文学间或多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主要特征是：崇尚实证，注重文学的历史事实考据；注重比较的科学性。

研究对象为相互接触和影响的两国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即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关系”。

而要说明影响的存在，往往要在实证的方法下来进行,因此实证的方法又成为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核心手段。

影响研究的步骤大体有如下几个阶段：1、提出影响存在的假设。

研究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发现两部或两部以上异国作品在题材、主题、人物、情节、意象等方面有类似现象，而他们的出现又有先后不同，那么，就可提出后者可能受前者某些方面直接影响的假设。

2、材料的搜集考订。

要使假设得到事实证明，必须经过这番工作。

这要查阅作家的传记、书信、日记、回忆录、游记、评注、序跋、对外国作家的评论介绍以及创作论等。

如果发现这些材料中足以证实假设的真实性，那么这一影响研究论题便可成立，如无则可能是偶然巧合，对于第二手材料，更要审慎地辨别真伪。

3、假设的证明。

假设能否获得证明，这需要在查证考证订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并对各自作品做类似部分的比较。

4、影响的深入研究。

这就不仅找出相似，还要比较相同；不仅比较出异同的事实，而且还要剖析异同的文化原因，分析扬弃什么，发掘什么，创造什么等等。

一个作家接受外来影响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

这就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和多层次的研究。

但是，由于影响研究只注重文学的历史事实考据,而把文学的价值评论排除在外，淡化了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性)，又因其设定了一个“有是因则有是果”的研究路径，因而被人指责为文学研究中的“声誉争夺”。

所以，这种研究方法适用于萌芽阶段的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处于发达的文学、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包围之中,影响研究就表现出落后于时代的危机。

这一危机主要体现在“事实关系”与“文学性”的二元对立,具体表现在：1. 实证主义危机。

法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巴登斯贝格深受19世纪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崇尚考据和实证的研究方法。

他认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绝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

”可见他反对“主观臆断”，而主张比较文学要有“论证的明晰性”，强调在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比较论证。

这种实证的研究方法只是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演绎或归纳出一些科学的结论，讲求论证过程的严密，而忽视论证结论和内容的本质特征；没有注意到比较文学研究的终极对象是文学，而不是一堆数字、符号，文学作品是具有美学价值、人文特性，涉及到人的美学判断和审美心理,因而影响研究运用“事实加考据”的实证方法，必然导致缺乏美学和人学方面的考察。

2. 审美性与互涉性。

审美性是指文学之所以称为文学的东西，文学作品中能给人以审美快感的性质；互涉性是指文学创作者之间、读者与作品之间、作者作者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相互影响的关系，注重历史事实和社会关系的研究。

梵·第根、伽利和基亚等人都是关注互涉性，着重研究作家、作品、文体或一个国家的整个文学在外国的成败及产生的影响，包括外国作家对它的模仿和读者对它的历史和渊源的考证。

认为比较对于“用不同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它等等”，还强调“放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他们都忽视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和文学性，没有注意到文学艺术的独特内涵和性质，甚至还否定了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把影响研究局限于文学的事实、历史、源流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中。

因而比较文学陷入了文学事实比较的泥潭之中，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之间游走徘徊而无自主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

针对法国“影响研究”导致的比较文学的种种危机，在1958年，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和“法国学派”首次面对面的交锋发生。

该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在美国北卡罗来州教堂山举行第二届年会，中心议题是欧美文学关系。

在大会上，韦勒克作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书面报告，矛头直指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引起了极大反响。

韦勒克的批判切中要害，认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突出标志是“未能确定清晰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人为限制。

如梵第根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两国文学间的相互联系，却把研究波及多个国家的文学思潮归入“一般文学”，譬如：历史小说家司各特在法国的影响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范畴，而研究包括司各特在内的浪漫主义时期历史小说则归入一般文学研究领域。

韦勒克认为这种强行划分是“肯定站不住脚而且难以实行的”。

第二，研究方法上的机械主义。

韦勒克认为法国的比较文学家，如巴登斯贝格、梵第根、卡雷、基亚所主张的比较文学研究是“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19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仅仅注意到文学的外部情况，研究二流作家、翻译、游记和媒介物，使比较文学“只不过是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最终使比较文学成为“一潭死水”。

韦勒克认为比较文学应强调对文学作品的内部细读，发掘“文学性”这一美学中心问题。

第三，民族中心主义、文化帐式的研究动机。

韦勒克认为比较文学之所以产生于19世纪，是因为学者们要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可是有些比较文学家却在研究实践中陷入新的沙文主义泥淖之中。

韦勒克批判“法国学派”把文学关系的研究简化为“贸易往来”，出于爱国主义的研究动机，力图证明“本国施与他国多方面的影响，或者用更加微妙的方法，论证本国对一个外国大师的吸收和‘理解’胜过其他任何国家”，结果让比较文学成了“文化功劳簿”。

但是真正解构“影响研究”,创立“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则是美国的雷马克、奥尔德里奇等人。

他们结合自身研究实践，努力建构更完善的比较文学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

雷马克在《比较文学：定义与功能》一文中，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崭新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

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这一定义代表着同时代大多数美国学者的观点，它突破了将比较文学囿于“文学史的一个分支”（梵第根）或“国际文学关系史”（基亚）的定义。

按照雷马克的分类，比较文学囊括两个部分，其一是国别文学的比较，其二是文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或信仰领域）的比较。

前一部分表面上看与“法国学派”的观点相似，但强调的重点却有着很大差别：“法国学派”注重实际的影响研究，排斥文学审美批评，“美国学派”则注重以艺术鉴赏为主要目标的“纯文学”比较。

定义的后半部分可以说是“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间阵线分明的根本分歧”：强调比较文学是一门边缘、交叉的新兴学科。

在提出比较文学新定义的同时，雷马克还重点批判了“法国学派”过分强调资料梳理，忽视综合研究的弊端，呼吁“我们必须进行综合，除非我们要让文学研究永远处于支离破碎与孤立隔绝的状态。

要是我们有志于加入世界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就应“把有意义的结论呈献给其他学科、整个民族和整个世界”。

随着论战的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观点也日趋成熟。

1969年，时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的伊利诺斯大学教授欧文奥尔德里奇在《比较文学：内容与方法》一书的绪论中进一步深化了雷马克的定义。

奥尔德里奇认为：两部没有必然联系的作品之间，在风格、结构、语气及观念上所表现出的类同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作为平行研究，可以对不同文学中的主题、文类、技巧、文学史等问题进行对照考察，还可以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关问题进行超学科研究，从而对文学的特性有着更广泛、精确的了解。

与“法国学派”相比，“美国学派”在学术上具有更宽容的态度和开阔的胸怀，所提倡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使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得到了突破性进展：将没有实际接触影响的多民族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其异同，探讨其内在规律和民族特性等，开拓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但是，在肯定“美国学派”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也具有很大的缺陷。

举例而言，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把作者生平、社会背景等外在因素的研究称为“外在研究”，而把对作品本身,包括形象、隐喻、象征、文体等形式结构的研究称为“内在研究”，即对“文学性”的研究,他注重对“共时性”联系的比较而忽视一种“历时性”的相互影响的要素之间的分析。

雷迈克、奥尔德里奇也深受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都过分强调文学的“美学价值”，使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泛化为一种绝对标准，把文学作品中一切不能以美学的比较分析方式研究的东西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而事实上大批经典文学作品只是部分地在美学范围里完成的，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一些非文学性的特征，如果单一地以平行研究为原则就会把很多经典作品排除在文学之外，因而就可能导致一种“泛文学性”的危机。

如基亚所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很担心，比较文学的研究原想包罗一切，结果却什么价值也没有”。

“危机”并不等同于灾难，而是孕育着新生的可能。

在持久的论战过程中，法国和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最终打破学派之间的隔阂，各自检讨、修正自己的观点，出现了双方互相融合、取长补短的局面。

在艾田伯兼收并蓄精神的倡导下，法国比较文学家纷纷打破陈规，采纳“美国学派”的合理建议。

1978年，法国出版《拉鲁斯百科全书》，其中“比较文学”词条就采纳综合了“美国学派”的观点，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把人的智慧中的组合力发现出来，用以证实：文学乃是心灵方面特殊功能的结果，或是人类的各种处境和表现手法的历史的、象征的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