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个人命运触摸时代的脉动-2019年精选文档

透过个人命运触摸时代的脉动 钱玉贵的小说总是非常富有现实批判意识，与当前火热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令人感到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近年来他已经在《小说林》先后发表过两部中篇小说，无论是《雁过无声》（《小说林》2012年第3期）对底层人民的生存悲剧的冷峻审视，还是《尘埃喧嚣》（《小说林》2013年第1期）对世俗化时代的人格坚守的苦心追寻，都洋溢着令人肃然起敬的人道情怀和人文精神。而今他的中篇小说《那些年里……》再度以严谨的现实主义笔法，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中学诗歌沙龙中的六位同学毕业后近三十来年的人生历程，透视时代生活的激烈脉动，言近旨远，情深意长，感人肺腑。 小说中六位主人公都是20世纪80年代那个激情飞扬的时代产儿，文学尤其是诗歌曾经让他们品尝到灵魂飞舞的极乐，因此他们相信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但是当他们告别中学、大学的青春岁月，踏入严峻的社会中，他们才发现生活自然有让他们洗心革面、销魂蚀骨的另一种力量。陶冶进入政府机关，虽然最后升任为内地某市的市领导，但是早已身心俱疲；三柱虽然成为年入过百万的农民企业家，但骨子的自卑和粗俗始终挥之不去；胡子不断坑蒙拐骗后，最终在新疆喀纳斯沉湖自尽；以“中国未来的艾青”自诩的李二只能在南方城市里不断漂泊，难以安生；“我”则告别了南方的漂泊生涯，回到老家的内地小城在报社当了个主任，生活只是凑合着而已；至于唯一的女同学江燕燕，最终也告别了老家的安稳生活，追随李二到南方漂泊去了。 六位主人公，六种活法，六种命运。但是他们的个人命运都与时代大潮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见证着近三十来年中国社会创巨痛深的巨大变迁。从世俗的角度看，他们六个人，除了最终自尽的胡子算是人生的失败者之外，其他五个人都还算是成功人士，尤其是陶冶和三柱，一为官一为发财，令俗人羡慕不已，即使是李二、江燕燕、“我”也基本上算功成名就。但是，钱玉贵要写出他们升腾跌宕的个人命运，无意为所谓的成功人士树碑立传，更在于不同于俗人对命运和时代的无奈感喟。正如小说开篇写到他们几个人在酒店聚会，陶冶就说道，“大家一路走来，就说在座的吧，有谁敢说，眼下的状态就是当初所追求的。”后来江燕燕在一次酒后也对“我”大发感慨：“现在，有时候，真觉得没意思！你看看陶冶，官也做得可以了，可又怎么样？没日没夜地干着，谨小慎微地活着，人都累成那样了可一点儿也不敢松懈！你再看看三柱，也算是个人物了，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就是个土皇帝，滋润得很，可是你让他一进城里来，马上现出原形……这社会上的条条蛇都是他妈咬人的！”因此，要说该小说的主旨，那就是对世俗化时代里个人的自由生命沦丧的悲慨，对世俗化社会里那种无处不在、浃肌沦髓的异化力量的批判性反思。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在个人意愿和生活现实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如果你要坚持独特的个人选择，要坚守生命的自由本性，聆听灵魂的独特渴求，你就必然会被时代巨轮碾压得不成人形，被社会摒弃于孤寂的暗道之中；如果你抛弃个人生命的自由诉求和灵魂企望，迎合时代和社会的蛮力裹挟，那样你虽然可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最终你又会在深夜为自由生命的死亡和灵魂的消隐而大放悲声，痛不欲生。这就是当前国人生活的两难情状，这就是钱玉贵的中篇小说《那些年里……》的沉重感喟。 当然，离开个人命运的湿润经脉，也谈不上什么时代大潮、社会趋势。下面我们再一一看看钱玉贵在《那些年里……》塑造的六位主人公群像。 首先看看陶冶。陶冶是那种目的感非常明确的人，也是高度认同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的人。他曾经说，他没有李二那样的理想，他就是个蜗牛，永远没有赶超，没有突破，只能随遇而安，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话虽如此说，他却不是安于过日常平庸生活的人，他深知在当今中国社会里权力的真正价值所在，因此他追求的就是当官、拥有权力。但是在当今中国的权力体制中，要追求权力自然是要做出巨大牺牲的。该小说没有正面描述陶冶是如何一步步接近权力的，在此过程中他到底遭遇过何种非人的折磨、良知的拷问，而只是通过他对同学“我”的几次感慨侧面泄漏出一些黑暗信息。例如他说在官场上是“苦熬”，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他还对“我”说：“你看我如今好像风光得很，其实，我屁股底下的这个位置始终是有人关注着的，明里暗里的动作和交锋多得很，我早就身心疲惫了，但是我又不能退缩下去，我还必须坚守得住，而且要干得更好！你们经常说到李二一直在追求‘远方和?’，其实，我才是走在一条漫漫不归的路啊！”表面的风光和内在的悲惨，就这样交织在陶冶的官场生活中，就像耶稣所说的，“人若得到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悲剧之大，莫此为甚啊！当然，像陶冶这样的人，即使如此踏上漫漫不归路，也很少可能幡然悔悟，急流勇退，他更不可能对既存的权力体制表现出稍许的反思和批判意识。更常见的情况倒是放纵欲望，挟权自重，贪腐自肥，陷入不可救药的私欲泥潭，终至灵性彻底汩没，生命之光奄然物化。 与陶冶一样，三柱也是世俗社会里的成功者。三柱没有读大学，中学毕业后就顶父亲的职，进工厂当工人，渴望的无非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朴实生活；但谁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下岗风潮中，他成了下岗工人，无奈之下选择返回农村创业，最终成为年收入过百万的农民企业家。对三柱的个人命运叙述中，非常有意味的一个细节是，下岗后，三柱不顾妻子的反对，要把家里的所有书，包括教科书和他曾经喜欢的文学书籍都卖给收废品的人，还说：“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心病，不把它们处理掉，我就下不了决心！我就跟过去没个了断。”三柱的个人选择，可以说很好地映照出了从青春飞扬、激情充沛的八十年代向务实功利、平庸凡俗的九十年代转折的时代戏剧。表面上看，三柱作为农民企业家的成功是经济发展的明证，是社会的进步，是历史的发展。但是从实质上看，三柱告别了文学所象征的意义追求和精神关怀后，只陷入了彻底的物质财富织造的安乐窝中。成功后的三柱所追求的无非是开着高档的轿车，车厢里随时带着高档烟酒，想着把企业产品推销到更远更大的城市去而已。虽然该小说没有过多展示像三柱这样的农民企业家发家后的荒唐行径，但是被物质财富缠裹起来的心灵自然不可能是自由的、丰富的。 金钱和权力是近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真正主宰，是民众崇拜的偶像，无论是陶冶还是三柱都被视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成功人士，正是他们引领着民众的目光，诱惑着民众的心魂。但殊不知，他们光鲜的外表却难以遮掩本质的朽败。而与他们相比，胡子更是当今中国里孕育出的一怪胎。胡子更多的是被不知节制的欲望所主宰的人，他当老师就相继把女学生的肚子搞大，开公司又四处行骗，结果自己被骗，无法偿还债务，沉湖自尽。像胡子这样的人，是经济大潮冲击起来的社会沉渣，置道德和法律于不顾，放纵欲望，所到之处像乌贼一样释放着黑暗。 如果说陶冶、三柱、胡子代表着当今社会的世俗化一极的话，那么李二、江燕燕则代表着被排挤、被遮蔽、被边缘化的灵性化的另一极。前者是当今社会的主体、主潮，后者是当今社会的畸形人；因此该小说在叙述他们的人生故事时，对陶冶、三柱、胡子的故事上都是正面叙述的，而李二的人生故事，则基本上都是侧面交代，由他人的故事引出。李二在中学就痴迷诗歌、文学，“眼睛里闪烁出的那种清澈明净的光芒，那光芒有时候在诗情的激励下，接近于天堂般的神圣与庄严”。这是憧憬着诗与远方的海子式的诗人。他大学毕业后，不愿像陶冶一样到政府机关去工作，选择到海南去闯荡、打工，为的就完成他的文学梦、诗歌梦。即使南方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富有诗和远方，他也依然拒绝向生活妥协，依然痴迷于那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像李二这样的人，是精神世界的守夜人，在世俗化时代，自然是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人，被视为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是幸好有江燕燕能够理解他，小说中曾写到江燕燕这样说，“虽说这些年来，他没有混出什么名堂来，甚至穷困潦倒，但是你们谁敢否定，他不是一个纯粹而执著的人？！像他那样人，如今我看是越来越少了，而越来越多的是，那些虚伪变节、投机钻营、不择手段、不要底线，甚至也不要廉耻的人！（我注意到，在江燕燕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下，胡子和他身边的那个黄小姐正尴尬地垂下脑袋）说李二就是现代的堂吉诃德，我也不反对，但我就是欣赏他，也觉得他是值得欣赏的！”有江燕燕这样的知音，诗人李二应该庆幸。最终小说写到李二和江燕燕在新疆喀纳斯湖边漫步，应该说是难得的明媚篇章。 一边是陶冶、三柱、胡子的世俗化世界，一边是李二和江燕燕的诗歌与爱情的灵性世界，这两个世界彼此勾勒出对方的界限，促使着读者对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反思和批判。应该说，按照中国人的完美主义思维，把灵性世界的力量注入世俗化世界，使之不再精神荒芜，把世俗化世界的力量注入灵性世界，使之不再缥缈，那就是最好的结局。但是，世界也许并不会迎合这种完美主义思维，人也许终究要带着残缺痛苦地生活着。这就是该小说的叙述者“我”的人生故事。“我”曾经也和李二一样痴迷诗和远方，大学毕业后放弃稳定的工作选择，到南方去闯荡，但是而立之年仍然一事无成，看到三柱当上农民企业家后那样灿烂朴实的笑容、充实丰富的生活，“我”决定结束漂泊浪荡的生活返回小城，随后在陶冶的帮助下到报社工作，一步步地过上了平凡安稳的生活。相对于李二而言，“我”的确是一个半途而废的假梦想者；相对于陶冶、三柱等人而言，“我”又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假现实主义者。这就是“我”的境遇，无论是梦想和现实都相距遥遥，“凑合着过”是“我”的口头禅，也是“我”的生活哲学。“我”这样的人生状态是更多常人的人生状态，没有意气风发，没有快意恩仇，没有率性而为，有的只是无奈，只是忍耐，只是三心二意，只是瞻前顾后。这就是惯常的灰色人生。 整体看来，该小说为读者塑造了六个较为鲜活、较富有时代蕴涵的人物，并以中国小说惯有的人物群像方式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生活的激烈脉动，叙事绵密，质地优良，不失为一篇较优秀的中篇小说，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