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意识形态要预防_塔西佗陷阱_邱柏生.

第48卷第4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 o l . 48N o . 42012年8月Jo ur nal o f Guang xi N or mal U niver sity :Philo so phy and So cial Sciences Editio n A ug ust , 2012[收稿日期]2012-02-15[作者简介]邱柏生(1950- , 男, 上海市人, 复旦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政治心理、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

社会意识形态要预防“塔西佗陷阱”邱柏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200433[摘要]在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迭出的时期, 社会意识形态要预防“塔西佗陷阱”。

第一, 既要预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缺失社会关注度和社会公信力, 同时也要警觉宣扬和传播这些思想理论体系之社会工具的公信力问题, 还要警觉社会信任“韧带”脆弱状况危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正常运作。

第二, 要厘清社会意识形态依靠的各种社会工具的不同功效。

第三, 要分析导致“塔西佗陷阱”的社会深层原因, 认真解决在社会意识形态问题背后的那些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矛盾问题, 要积极面对这些年来凸显的劳资矛盾、干群矛盾、贫富分化、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矛盾等。

[关键词]意识形态; 塔西佗陷阱; 疑忌社会; 社会工具[中图分类号]B016. 9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2 04-0015-04所谓塔西佗陷阱, 是指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所提出的一种见解, 他认为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 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

他曾经当过罗马时期的执政官、保民官等, 因此有一定的执政体验。

这个见解后来被指认成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或政治学定律, 它指一个社会机构(或组织或部门等一旦失去社会公信力, 那么它无论办什么事情或表达什么言论, 都不会引起人们的相信, 相反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塔西佗陷阱”是任何统治阶级实施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活动中都力求避免的现象, 也是社会意识形态运作中必须警觉的现象。

在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迭出的时期, 社会意识形态更要防止落入“塔西佗陷阱”。

一这里所谓的社会意识形态, 主要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 或者更广义地说, 是指不仅在社会表象如舆论上占支配地位, 而且能够实际支配社会大多数人员的思想与行为的思想理论体系。

它的占统治地位或占支配地位, 必须通过若干种社会工具和途径才能稳步实现及维持, 这些社会工具和途径主要指社会媒体、教育机构、文化产业等。

它们本身的运作也同样存在一个社会公信力问题。

这就是说, 如果人们分析研究社会意识形态的话, 必须将相关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它所依赖的社会工具两者结合起来。

我们既要预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本身, 如它的意义赋予、意义诠释、价值分享、价值再生产等活动缺失社会关注度和社会公信力, 同时也要警觉宣扬和传播这些思想理论体系的社会工具本身的社会公信力问题。

两者不是同一个问题, 但又有紧密的联系, 即有时候思想理论体系本身没有问题, 但它所依赖的社会工具之信誉度下降, 就不可避免会被这种工具所拖累; 有时候某种思想理论体系不佳, 但却由于选择了比较合适的社会工具(媒介 , 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扩散效果。

这样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

社会意识形态要预防的“塔西佗陷阱”也同样如此。

就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看, 如何增强思想理论体系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与亲和力等, 已成为思想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

这个问题内涵太多, 这里很难一言而蔽之。

仅仅就社会意识形态试图造就人们的政治意识以及养成人们的政治原则性、政治敏感性等目的性要求来看, 我们需要看到其中隐含的困境。

也就是说, 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要求总是希望社会民众“关心政治”, 且不论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所能导致对政治内涵之理解走向究竟怎样和熟悉程度如何, 就他们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而言, 需要许多具体条件来加以保障。

社会民众毕竟不能与以公共管理为主要职业的政务官与公务员相提并论, 更无法跟以政治活动为专门职业的政治家相比。

一方面要看到, 在正常情况下, 倡导社会民众“关心政治”有助于发展民主政治, 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另一方面, 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 它也可能演变为封建专制的个人崇拜与民粹主义巧妙结合的“多数人暴政”, 或者蜕化为“政治冷漠”。

因此, 对社会民众的政治要求不能类比政治精英与领导干部, 也不能用领导干部的政治标准去衡量社会民众的政治觉悟, 甚至希望社会民众跟领导干部一样。

这样的要求容易导致民众所戏谑的现象:上头“生病”、底下陪着一块“吃药”; 上面“三讲”, 民众也一起被灌输, 等等。

其实, 要求政治家或高中层干部熟知政治与希望老百姓“关心政治”两者的内涵及其要求是不同的, 其中应该有许多层级差别, 而现今却总是忽视这种差别。

更何况倡导社会民众“关心政治”具有双重效应, 即一方面, 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两者的关系融洽、利益一致时, 民众“关心政治”体现出政治融洽感与文化一体性。

正如在革命战争时期, 让民众关心政治意味着可以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支持革命, 同时孤立与缩小敌对力量, 这种效应无疑是积极正向的。

另一方面, 倡导社会民众积极关心政治, 意味着民众就会有更多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的运作空间, 特别是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两者之间产生矛盾, 那么对政治运作比较熟悉的社会民众就可能成为开展社会批评和政治监督的重要力量。

对于主张民主政治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来说, 他们肯定有足够的自信心和领导力来适应民主政治发展。

但对于一些喜欢传统政治的官员来说, 他们就不大习惯社会公众的随时监督与批评了, 尤其对一些习惯于“官本位”、讨厌群众监督的官员来说, 简直是芒刺在背。

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促使社会民众愚昧闭塞, 或者引导他们沉浸于娱乐至死或声色犬马之中。

同时, 社会民众介入政治的自由度不断扩大, 未必完全听由上头的“主导”, 他们对“政治”内涵的理解也开始变化, 不大关心阶级斗争方面的政治内容, 也不大关心政治家们一直警觉的诸如“和平演变”、“分化西化”等内容, 而更多关心经济建设方面甚至民生利益方面的政治意蕴。

如果意识形态依然固守着原先的政治兴奋点, 就会与社会民众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感受日渐错位。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环境已变得错综复杂和今非昔比。

进一步看, 社会意识形态面临环境变化的最突出方面是社会信任度不断下降。

不难发现, 目前社会的诚信状况令人担忧, 在个体和社会组织(包括企业都缺乏诚信的条件下, 本来可以担当社会之强大调整功能的社会信任这一“韧带”已变得越来越脆弱, 连“做好事”和“关心他人”都要经过“道德审查”、甚至具有被人讹诈或怀疑善良动机的巨大风险时, 人们被迫选择“不敢出手相助”、明哲保身等行为。

这种状况渗透着一种社会涣散机制, 它会迅速解构着人们之间良好的社会关系, 容易使社会逐渐变成一盘散沙, 使无数个体变成一个个孤立无援的“单子”, 整个社会有可能蜕变为“疑忌社会”。

正如《信任社会》一书的扉页上赫然记录的两段话语指出的那样:“一国之巨大动力应是信任, 惟有在人们不为任何利益所动去藏富遮艺时, 这种信任才会极大地充盈”, “由于互不信任, 人人慎之又慎。

这使参加信贷谈判的人, 像大多数热那亚商人一样, 谈不出什么结果来”。

[1]这种社会信任“韧带”日渐脆弱的状况, 同样会危及社会意识形态的运作。

因此, 委婉地说意识形态要预防“塔西佗陷阱”问题, 但实际上它已成为一种“现在时”。

二就意识形态的表现途径和方式看, 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面进行有效解读。

比如追问各种不同途径与社会工具的社会公信力与表现力状况、各种社会工具的发展状况、各种社会工具影响力的协同性问题, 等等。

仅以社会工具的公信力与表现力两个要素的不同组合状况看, 就可能存在着以下四种不同的结构, 第一, 公信力好、表现力强的社会工具, 如现今热门的微博, 可以说在许多社会活动或社会事件中表现出受人欢迎的状况。

第二, 公信力好、但表现力以现有标准来看已不够突出的社会工具, 如现今一些挺有社会口碑的纸质传媒。

第三, 公信力不佳、但表现力较好的社会工具, 如一些广告, 尽管人们厌烦这些广告的“狂轰滥炸”, 但无形中会受其影响; 网络中的“人肉搜索”方式尽管惹人争议, 但人们也不会忽视它在揭露社会不良现象方面的有效性, 等等。

第四, 公信力差、表现力差的社会工具, 如一些社会突发事件中临时运用的“公告”, 一些部门的发言人表现, 其效果往往是微词颇多。

这里不能仅仅归因于官员个人的素质, 关键在于这些发言人背后的社会部门之声誉已经受到损害。

在意识形态依靠的各种社会工具方面, 我们需要厘清它们的不同功效, 如家庭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正在式微, 学校由于自己开始沦为公众批评的对象, 其意识形态影响功能也在遭受挑战, 并且在表象上似乎不及社会影响力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力, 多年来流行的“学校教育半年功, 不抵社会三分钟”的说法就是一个写照。

即便是各种大众媒介的影响力, 人们也不难发现存在着个别差异, 需要进一步重视如下现象(据说这种现象是国内独有的 , 即人们面对社会突发性事件时, 对外部信息的采信渠道主要不是社会主要媒介, 而是网络传言, 并且其具有不可忽视的比较优势, “一旦发生了突发性事件, 如果媒体不报道, 人们就听取网络的传言; 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上的传言有偏差, 人们相信的是网络上的传言; 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形成了一致, 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媒体只不过在大众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报道了事实真相的沧海一粟”[2]。

这种状态反映出社会主要媒体的公信力问题。

社会意识形态主要凭藉主要媒体的充分作用, 一旦社会主要媒体只能发挥舆论“主导”作用, 而这种主导的东西无法成为社会民众信奉的“主流”, 那么这种境况是值得警觉的。

也就是说, 人们现在正在对“主导”与“主流”的联系与区别开展研究, 即把主流看作社会客观状态的反映, 比如说大多数老百姓在心目中都喜欢、或者真正相信或信奉的, 那就是主流。

而主导主要是代表执政党的意志, 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工具加以宣扬的内容。

主导的东西一部分能够成为主流即广大人民群众信奉的东西, 而有些主导的东西未必就成为事实主流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把主导最后确实变成为主流, 即能够将上头主导的东西, 变成广大老百姓也欢迎的东西, 这是意识形态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难题。

现在比较麻烦的现象是主导与主流可能分离, 对社会上真正主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一时很难说清, 也许是金钱至上、货币拜物教这些东西已浸润了人们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