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新闻思想总概括
张季鸾新闻传播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影响
张季鸾新闻传播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影响作者：聂洲来源：《时代金融》2012年第02期【摘要】张季鸾是天津《大公报》的总编辑，为大公报撰写新闻评论15年，他的新闻评论针砭时事，洞悉时局，敢言的风格使得《大公报》在当时具有了很高的地位，像英国《泰晤士》报那样逐渐成为国家公器，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张季鸾和他任总编辑的《大公报》能够担当起这样的重任？本文从分析《大公报》的历史沿革入手，从史实方面探究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内涵，从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经历史实践检验后的新闻运作规律，寄望于给当代新闻从业人员以启示，明白应以一种怎样的姿态担当新闻人，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
【关键词】大公报文人论政人文精神新闻专业主义国家主义序言1941年9月6日，《大公报》的三位创办人之一、总编辑张季鸾在重庆病逝，年仅54岁，张季鸾的早逝，是《大公报》的重大损失，同时也是中国报界的重大损失，周恩来同志在唁电中称他为“文坛巨掣，报界宗师”，蒋介石将其誉为“一代论宗”，可见张季鸾撰写的新闻评论的重要历史作用，他的评论划时代地将中国新闻评论带向了现代专业新闻评论，为我国新闻事业的专业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季鸾的新闻评论始终以《大公报》创立时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①的“四不”方针做指导，严格遵守新闻专业主义的作风，关心国家大事、维护国家利益，体现出全新的“文人论政”的精神品质，本文就主要从张季鸾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和“文人论政”思想两个方面入手，剖析张季鸾的新闻思想极其历史意义，以期望能够给当代报人以启示。
一、张季鸾与《大公报》提到张季鸾，就一定会提到华文报纸中唯一有百年报龄的《大公报》，因为在当时二十世纪时局混乱的中国，是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创办的新记公司使得创刊于1902年7月12日的《大公报》得以续刊，并成为当时中国颇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而张季鸾的“四不”方针更是成为《大公报》长期坚持的办报原则，成为《大公报》百年辉煌的基石，要想清楚地看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和办报理念，首先我们要来简单了解一下《大公报》的发展历史：建国前的《大公报》发展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吴胡张新记公司时期。
张季鸾
一种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重要标准是在于它自身有着 独特的职业规范。张季鸾对报人的职业规范有着相当清 醒的认识，首先是新闻记者必须客观报道。“四不主义” 既是新记《大公报》的办报主旨，又可视为是对从业者 的职业规范。十年后，张季鸾在纪念文章中有更明确的 表述：“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 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普通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 绍介舆情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私见，有偏私。”在 答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奖章时，张季 鸾对此的概括是：“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 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 且不求名”， 以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
（二）办报生涯 张季鸾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 《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 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 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 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辅。出狱后，在上海先 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 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 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 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 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 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1年9月6日病逝于 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 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 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 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 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 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 士林所矜式。”
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 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 这一点。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 《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20 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 “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 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 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 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苏联采访的 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 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后世评价新记大公报 时，往往使用“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 的笔”的字眼，张季鸾作为报社总主编，为新记大公 报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季鸾_新闻专业主义的追寻者
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出新闻传 播规律， 依据规律大胆评论其成败教训， “论”的程度把握得非常适当。 纵观全书， 基本上每一章节都辟出一节来总结这段 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更 重要的是，第十一章专门提出了“少数民 族 新 闻 研 究 领 域 中 几 个 争 论 的 问 题 ”，将 目前争议较大的一些问题及相关观点介 绍给读者，并进一步论述本书所持的意见， 例如“民族新闻的内涵和外延”、“断层说”、 “《婴报》的历史地位”等。 这些都是同类著 作不曾采取过的形式，更加凸显了《中国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创新和独特。
由白润生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 新闻传播通史》一书于 2008 年出版，汇集 了以白润生教授为主的、 来自 10 多个民 族的 50 多位专家的心血。 正如书中所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 播通史》，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 20 世纪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报刊、广播、电视、 网络、新闻教育和研究、队伍建设等）的兴 起、发展和现状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总 结分析，并详尽阐述其新闻传播规律。 ”①
表主张或叙述问题，离不了‘我’。 但是要 极力尽到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在 内。 ”“无私之义，其实就是从无我推演出 来的。 自根本上讲，报人职责，在谋人类共 同福利。 ”①
要做到无私与无我的编辑境界，首先 要有不谋财、不求名的编辑心态。 他在主 持《大公报》时提出“四不”办报方针，其中 的 “不 卖 ”，即 “不 受 一 切 带 有 政 治 性 质 之 金钱补助， 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 资 。 ”其实是在申明不假任何政治势力 ，不 接受人资助，不求于人。 经济独立是报纸 独 立 发 展 的 重 要 基 础 。 1936 年 9 月 在 回 顾《大公报》创立十周年时，张季鸾说：“除 第一年入不敷出，耗用股本之外，未几即 达收支适合。 工场设备之发展皆以营业收 入充之。 现时工场财产，价值约四十万，皆 自然发达而来者也。 ”②其次，将报纸作为 公共论坛的编辑视野。 他提出的“不私”， 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 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 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在主 持《大公报》期间张季鸾将其作为公众利 器：“中国革命之第一要务，为普遍调查民 生疾苦而宣扬之，此故报纸天职，而力亦 不逮， 故必须望全国读者之努力合作，凡 属真确见闻，随时不吝相告，期使本报成 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使政治各界随时 得到参考研究之资料。 ”③这些都体现了其 服务公众的办报理念。
张季鸾新闻思想总概括
他接受关学教育，深受中国传统儒家J下统思想的影响，拥有渊博的传统知识，传统思想贯穿和影响了他的一生；同时他留学日本六年，接受了假道日本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希望用自由主义来救中国。
传统和自由的交织和影响，使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鲜明而又独特。
他“发愿终身作记者”，以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为指导，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独立办报立场，使《大公报》沿着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的路线快速发展，但同时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充满“士为知己者死"的“国士"情结，游离在独立报人与国士之间；他一生追求新闻自由，主张言论自由，不受干涉，吁求民主，实行宪政，但抗战全面爆发一、追求言论自由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核心命题可以概括为：新闻自由是个人自由，具有本体性价值。
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张季鸾首先从统治舆论的负面效果进行论证的。
他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社论中批评党国对于言论界有苏联或法西斯式理论之趋势，完全将全国言论界置于党部指导管理之下，想造成全国报纸言论一律，纪事亦一律。
当局谓黑俱白，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理想局面。
并说此种制度下之报纸，毫无自由宣达民隐之意。
由此，他认为这种统治舆论的做法有两大流弊，一是宣传太统一严整，久了使人民神经麻痹，反使宣传失效，二是报纸成为政府的宣传机关，会使全国言论界单调化，平凡化，使人民失去读报兴趣，最后使报纸失去信用。
由前者言，对政府不利，由后者言，对报纸不利。
他主张政府奖励言论自由越大，减除社会危机愈多，对于党国利益愈大。
“中国在今后救亡建国之漫漫长途中，实亟需勇敢切实之言论，以辅助政府，纠正官吏，鼓励社会”1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他主张言论自由主要是从有利于国家、政府和国民来考虑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背后依然游荡着传统思想的幽魂。
其次，他也从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具有神圣地位来论述言论自由的重要性的。
“人民有拥护政府之责，同时亦具有批评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击官吏一部分行动之权。
张季鸾
骂蒋拥蒋——知遇之恩 知遇之恩 骂蒋拥蒋 张季鸾的“报恩主义”，使其将报亲恩与报国恩联系起来， 对其有“知遇之恩”的蒋介石有骂有帮，先骂后帮。蒋介 石对张季鸾颇为礼遇，两人有相似的经历：二人都曾留学 日本，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见过孙中山，特别是张在日 办《夏声报》名气很大，蒋有所闻。蒋介石并没有对《大 公报》进行投资，也没有派人加入。但是在蒋介石的宴会 上，坐首席的是一介儒生张季鸾，同时张季鸾在社评中还 可透露一些新闻检查机关不让透露的消息。 他曾对王芸生说过“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王芸生、曹谷冰《1926-1949的旧大公报》，《文史资 料选辑》第二十五辑，31页）
我眼中的张季鸾
张季鸾的报恩思想
张季鸾，原籍陕西榆林，出生地山东邹平。张季鸾的父亲张 楚林，少时弃武从文，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的栽培下， 考取进士。张楚林为感刘厚基和蔡兆槐的恩德，曾在家中设 立两人牌位，令子孙后代祭祀。这种报恩思想对张季鸾的影 响很深。张楚林虽中进士，但仕运不济，在山东做了几年知 县，1901年病死济南时，家中一贫如洗。张楚林死时，张季 鸾年仅13岁。其母王氏由于操劳过度，1904年便告别了人世， 时年37岁。张季鸾年幼懂事，聪颖过人，延榆绥道陈兆璜爱 其才，怜其贫，召入道署，令与子共读。1902年，又出资送 至咸阳醴泉“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老先生，打下 深厚的文史根基。
幼年时的生活经历，对张季鸾思想的影响很大。1934年 9月，为纪念其父张楚林冥诞一百年，其母王氏忌辰三十年， 张季鸾曾专程从天津回榆林扫墓、立碑。在《归乡记》一文 中，张季鸾在叙述了上述经历后说：“我的家世，大概如此? 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 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 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我的思想， 是赞成维持中国的家族主义，但是要把它扩大起来?从报答 亲恩，扩大为报答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张季鸾《归乡 记》，《国闻周报》，第20卷第1期，1935年1月1日） “报恩主义”是张季鸾为人与为文的思报国” 文章报国 报国恩 如果说幼时的经历和所受到的教育打下他爱国忧民的思 想基础的话，那么真正促使他走上“文章报国”道路的是 辛亥革命的大潮。张季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及社论主 笔的15年，中国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社会矛盾、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先后爆发了四.一二事变、九.一八事 变、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 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作为一名中国传统的 知识分子，张季鸾在秉持中国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传承的同时，继承了中国 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并将这一传统提高到 一个新的地位。胡政之在1944年出版的《季鸾文存》的序 中提到；“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 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作为一 名报人，张季鸾以“新闻救国”、“言论报国”为理想， 凭借手中的笔，以报刊社论为载体，针砭时弊，议论国是， 坦陈时政，分析变局。
论张季鸾新闻伦理思想
论张季鸾新闻伦理思想
徐新平;杨柳
【期刊名称】《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年(卷),期】2014(043)001
【摘要】张季鸾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报刊评论家和独立报人,被誉为“文人论政”的典型.在30年的报人生涯中,他特别注重记者道德问题的思考,形成了富有创见和特色的新闻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倡导做一个真正独立的报人;提倡自由与责任并重,强调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应该牺牲个人自由;继承和发扬“文人论政”的传统,认为报人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与抱负;提倡记者应有公、诚、忠、勇的道德品质,以完成光荣而神圣的职业使命.
【总页数】6页(P148-153)
【作者】徐新平;杨柳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报界宗师新闻精神永存鱼化湖畔媒体精英荟萃张季鸾新闻馆在西安外事学院建成开馆 [J], 李泽林
2.并不纯粹的新闻专业主义——浅析传统文人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化的初步探索 [J], 秦颖
3.当代新闻人应有的情怀——浅谈张季鸾“四不主义”新闻观 [J], 庞博
4.一代大师的新闻传播境界——张季鸾新闻思想与实践解读 [J], 刘建勋
5.张季鸾的新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J], 汪茵;许媛萍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国家中心主义新闻思想
产 党 的时候 ， 是我 主 张把 共 产党 叫做 ‘ 匪’ ， 所 以全 国都 说 的“ 重庆 专 电” ， 那 时他 已病 倒 在床 。 １ ９ ４ １ 年７ 月 ７日， 他
。 病危之 际“ 犹 时 以把 报 纸 努 力做 位 在向《 大公报》 公开施压。这还 不算 ， 由陶希圣主持的 世 界 人 类 自 由万 岁 ” “ 中宣 部 ” ， 又把 “ 共匪” 改为“ 毛匪 ” ， 叫嚣 什 么 “ 朱 毛不 死 ，
军” 而绝不妄称 “ 共匪” 和“ 匪党” 。１ ９ ４ ４年 ６月 １ ２日共 军 阀 吴佩 孚 ， １ ９ ２ ７年 １ １ 月 ４日 ， 他在 《 呜 呼 领 袖欲 之 罪
中 二骂 汪精 卫 “ 特 以好 为人 上 之故 ， 可 以举 国 家利 益 ， 产 党 的领 导人 毛 泽东 在延 安 接见 “ 中外 记 者参 观 团 ” 的时 恶 》
言 论 的。 “ 小骂大帮忙” 最 根 本 的 立 足点 还 是 对 国 家对 人
“ 小骂 大帮忙 ”
民有 益 。 不 可 否 认 ， 张 季 鸾对 国 民党 在 “ 骂” 的 时候 是 期
希 望从 中帮 忙 ， 对 共 产 党 的“ 骂” 可 能 １ ９ ４ ５ 年１ １ 月２ １日 ， 重庆 《 新 华 日报 》 发 表社 论 ． “ 在 待 它有 更高 的发展 ， 在 于 是 无 心 帮 忙： 的 ， 因为 他 的 目的 在于 维 护 国 家 的核 心 若 干 次要 问题 上 批评 当局 ， 因而建 筑 了 自己的地 位 的《 大 当时 的 局 面 无 意 国 民 党 占有 绝 对 优 势 。 但 是 公报》 ， 在 一切 首 要 的问 题 上却 不 能 不 拥 护 当局 ， 这 正 是 政 治 力量 ， 张 季 鸾是 站 在一 个 国 家 民族 的 立场 讲话 ， 他的 《 大公报》 的立场。 ” 从骂 的角度来看 ， 张不仅骂共产党 ， 在 客 观上 ，
从新闻传播思想史的角度对季鸾文存中的言论自由思想进行解读
从新闻传播思想史的角度对季鸾文存中的言论自由思想进行解读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要想了解和理解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取得并认识这种过渡里所包罗的思想。
历史的精髓是思想，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最高点便是它对于自己的生活和状况已经获得了一个思想。
一个阶段的历史以及历史的演变都是和这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这种发展和联系中所产生以及展示的社会精英和人民大众的思想理论和精神风貌是这个时代的反映。
这些思想理论反映这个时代，塑造这个时代，同时也推动整个时代不断前进。
新闻传播的发展基本上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人有一种传播事实的欲望，传播是人的一种本能。
传播是维系社会的重要工具，新闻传播的思想也随着新闻传播一步步发展而建立并完善起来，在思想的逐渐汇聚汇中，每个时代的社会精英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古代的中国，统一思想是信息传播的最终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传播思想十分繁荣的时代。
诸子百家游说诸侯，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就是当时突出的传播现象。
代表人物有孔子，墨子。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的传播思想是以人伦为基础的，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身到家到国到天下”同心圆的圈层社会生活传播结构，将家族、血统、伦理等引入人际传播。
墨子认为传播具有两大功能：教化社会，以求太平；服务政治，利于统治。
到后来官邸报，主要用于宣传政治主张，起到信息下达的作用。
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通过礼乐教化对舆论进行控制，进而统一思想，从而为统治服务。
中国近代的新闻思想是在近代社会急速演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近代中国的新闻思想，主要是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新闻思想少它们是近代中国新闻思想的发展主流。
而他们的新闻思想,主要是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关于报刊的言论与实践表现出来的。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他接受关学教育，深受中国传统儒家J下统思想的影响，拥有渊博的传统知识，传统思想贯穿和影响了他的一生；同时他留学日本六年，接受了假道日本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希望用自由主义来救中国。
传统和自由的交织和影响，使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鲜明而又独特。
他“发愿终身作记者”，以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为指导，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独立办报立场，使《大公报》沿着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的路线快速发展，但同时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充满“士为知己者死"的“国士"情结，游离在独立报人与国士之间；他一生追求新闻自由，主张言论自由，不受干涉，吁求民主，实行宪政，但抗战全面爆发一、追求言论自由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核心命题可以概括为：新闻自由是个人自由，具有本体性价值。
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张季鸾首先从统治舆论的负面效果进行论证的。
他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社论中批评党国对于言论界有苏联或法西斯式理论之趋势，完全将全国言论界置于党部指导管理之下，想造成全国报纸言论一律，纪事亦一律。
当局谓黑俱白，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理想局面。
并说此种制度下之报纸，毫无自由宣达民隐之意。
由此，他认为这种统治舆论的做法有两大流弊，一是宣传太统一严整，久了使人民神经麻痹，反使宣传失效，二是报纸成为政府的宣传机关，会使全国言论界单调化，平凡化，使人民失去读报兴趣，最后使报纸失去信用。
由前者言，对政府不利，由后者言，对报纸不利。
他主张政府奖励言论自由越大，减除社会危机愈多，对于党国利益愈大。
“中国在今后救亡建国之漫漫长途中，实亟需勇敢切实之言论，以辅助政府，纠正官吏，鼓励社会”1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他主张言论自由主要是从有利于国家、政府和国民来考虑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背后依然游荡着传统思想的幽魂。
其次，他也从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具有神圣地位来论述言论自由的重要性的。
“人民有拥护政府之责，同时亦具有批评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击官吏一部分行动之权。
”2“保障言论自由为各级政府本身固有之职责”3作为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的报纸因而也获得了言论自由的权利。
张季莺有一句话颇得弥尔顿古典自由主义的神髓“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宫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表现于报纸。
”张季鸾认为，“夫自由云者，最浅显释之，为不受干涉，其表现为随意发表”4但他同时表示：“自由之另一面为责任，无责任观念之言论，不能得自由”，他认为要解决言论界的问题，首先要依靠言论界本身的努力，“报界自身应努力之点亦多，诚不得滥用报纸武器，在道德上有缺憾。
”“要公，要诚，要勇!’’‘‘倘动机公，立意诚，而勇敢出之，而其主张符合国家利益，至少不妨害国家利益，则无虑压迫干涉矣"，但其实，这只是张季鸾向政府表态的问题，在言论自由方面，主要是阐述防止政府压制舆论，统制新闻的问题。
法制成为张季莺应对新闻检查制度所倚重的对象。
他认为政府实行新闻检查确有必要，但是检查必须依照法律，保障公众和报业应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
“应以充分尊重人民权利之精神行之，但可放则放，切勿但可扣则扣。
⋯⋯应依经常之法律，不依临时之命令。
’’6“允不得以喜怒爱憎为偏颇或苛酷之处分”，7“愿政府与言论出版界之间，其关系一以出版法为准。
而适法与违法之衡量，亦宽大，不亦苛刻。
"，并且在内政部正拟出版法施行细则时特别提出建议，“须知立法之目的，重在指导，不重在钳制。
若当局持吹毛求疵之态度，则中国永无言论自由可言。
"8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之下，张季鸾对于言论自由的追求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二、强调报纸的独立性和职业化自由主义本身是一套关于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理论，其核心问题是媒介究竟是为保障公民权利服务，还是为实现国家权力服务。
虽然这个问题不一定构成非此即彼的选择，但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倡导者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媒介是社会公众手中的“公器”，而非政治家手里的“利器”，强调媒介的独立性，认为报刊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
1张季鸾在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以及中国早期新闻学人的影响下，对很多报刊接受津贴，丧失独立性的现象深有感触，最终使他对报纸的独立性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认识到，报纸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经济上自主，政治上不党，强调报纸应没有私图，只为维护公共利益，国民自由发表意见，为国民之喉舌。
他还多次强调同人为职业记者，有着明确的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
因此，强调报纸的独立性和职业化，是张季鸾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重要变现。
经济自主是保持独立性的基础在1926年《大公报》复刊时，张季莺在阐发“本社同人之旨趣"时，更是论述了“不卖”原则对于报纸保持独立的重要性。
但是，在实际运做中，《商报》、《新闻报》为了不得罪各方政治势力，言论“温冷”，不痛不痒。
将“经济自立”当作目的，“无党无偏"只是手段。
独《大公报》将言论公正置于经济独立之上，不以营业为目的，经济自由只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言论自由。
(二)报纸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1926年，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发刊词中写道“报纸的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
"2十年之后，他在《今后之大公报》中重申：“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本报为全国人讨论问题交换意见之用。
"张季鸾在《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中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所表达的自主和中立理念正是张季鸾坚持报刊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的最好证明。
1、不党张季莺“不党’’思想的含义是指不依附于任何政党，等视各党：对各党保持中立，不成为党争的工具，从国家、公民的立场发表评论。
从张季鸾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上就可以反映出来。
作为一家独立的民间报纸的主编，他一直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社训，对事情有着独立的判断和主张。
但这并不是说，他在政治上没有自己的理想和观点，他是坚持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希望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在这一点上，国民党的政权相对而言比较符合他的政治理想，而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之路，是他坚决反对的，所以，他把国民党的政权当正统政府来拥护，他希望通过报纸的舆论影响，帮助政府，改革政治，使国家各项事业向着他的理想模式迈进。
但这并不是说，他主持的《大公报》就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了，对国民党就完全支持了，相反对国民党也是时有痛骂的时候。
而对于共产党的态度，虽然立场上基本反对，但在实际操作上比较客观公正，帮忙还不少。
在对共产党基本是负号的评价下，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他仍然称“共党”而不是“共匪”，把共产党和国民党放到平等的地位，他并不反对两党的斗争，只是反对暴力革命；他反对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大公报》也刊登过不少肯定红军的一系列文章。
西安事变两个月后，于1937年2月15同发表范长江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公之于众。
正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这篇报道刊登的关于西北局势和共产党纲领的真相，与蒋介石发表的中国西北形势的讲话完全不一样。
除了范长江以外，《大公报》中采访中共的记者还有很多，而且在抗日期间，《大公报》与共产党机关报《新华同报》始终保持团结友好的同业关系，互相支持。
2、不卖“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从本质上来说，《大公报》是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资金来源都是民族资本，从未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的津贴和资助。
在抗战胜利前夕，为发展战后大公报事业，按当时官定牌价购买到20万美元用来购置印刷设备，以填补在抗战时期转辗搬迁时的设备损失，这纯属商业行为，完全不是接受国民党的津贴或资助。
”张季莺一直以新记《大公报》的经济独立为荣。
“同人自复刊以来，常以本报之经济独立，及同人之忠于职业自勉"。
3、不私“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1以后，张季鸾又多次重申过“不私’’的原则。
1936年4月1日，上海版《大公报》创刊，张季莺发表社论《今后之大公报》，声明“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掖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
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咸见，在法令所许范目，力求公正。
苟有错误，愿随时更正之。
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在《无我与无私》一文中，他还讲到：“报人立言不应私于一部分人，而抹煞他部分人；更不能私于小部分人，而忽略最大部分的人⋯⋯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凡束身自好的报人都能避免的。
其比较不易泯绝者，是利于所亲，利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
⋯⋯"他更是以身作则，不用自己身份为自己谋福利，不任用自己的亲戚，惟一的侄子高集也是靠自己的努力，由王芸生召进报社的。
4、不盲所谓“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为盲动：评低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限于盲。
"不盲的最好表现就是“明耻教战”方针的提出。
所谓明耻，即通过对日本侵华史实的揭露，激发国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以期动员国民、增进国力，有效地抗敌御侮。
原定从1871年中日两国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始，至1931年九--]k事变爆发终，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所谓教战，即是向国民传授基本的军事知识，以其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为此，《大公报》请蒋百里主编《军事周刊》。
“明耻教战”方针的提出，当时就受到很多读者的反对，并备受世人诟病。
当时全国抗日呼声高涨，民族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大公报》此时提出“明耻教战”的方针，明显与当时的舆论和民意相违背，存在很大的风险。
“估计全国力量，时机尚未成熟，为国家前途计，决不能作孤注之一掷，所以仍旧主张保持和平，培养国力，而不取激烈态度，虽遭国人之不满，亦不惜“自我创之，自我毁之’’他们坚持独立判断的理性精神，冒着事业失败和生命危险，也要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正是不盲的最高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