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

一种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重要标准是在于它自身有着 独特的职业规范。张季鸾对报人的职业规范有着相当清 醒的认识，首先是新闻记者必须客观报道。“四不主义” 既是新记《大公报》的办报主旨，又可视为是对从业者 的职业规范。十年后，张季鸾在纪念文章中有更明确的 表述：“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 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普通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 绍介舆情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私见，有偏私。”在 答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奖章时，张季 鸾对此的概括是：“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 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 且不求名”， 以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

（二）办报生涯 张季鸾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 《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 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 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 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辅。出狱后，在上海先 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 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 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 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 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 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1年9月6日病逝于 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 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 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 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 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 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 士林所矜式。”

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 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 这一点。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 《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20 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 “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 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 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 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苏联采访的 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 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后世评价新记大公报 时，往往使用“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 的笔”的字眼，张季鸾作为报社总主编，为新记大公 报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报界宗师 ---张季鸾

张季鸾的生平 张季鸾的新闻传播活动 张季鸾的新闻思想 张季鸾的新闻作品赏析
一、张季鸾的生平
张季鸾（1888年3月20日－1941年9月6日），名 炽章，字季鸾，笔名一苇、老兵。祖籍中国陕西 榆林，生于山东邹平。中华民国著名报人、政论 家。在其主持《大公报》期间，事业达到顶峰。 1941年去世后同时获得了国共两党的高度赞誉， 同时在中国新闻史上也享有高度声望和评价。父 亲名张楚林，字翘轩。少年时弃武从文，在总兵 刘厚基和知府蔡北槐的栽培下考取进士，不过张 季鸾之父官运不济，以知县分配山东。1888年3月 20日张季鸾生于山东邹平父亲官所。其父1900年 死于济南。张季鸾与母亲王氏挟兄妹三人扶柩归 葬。
二、张季鸾的新闻传播活动




（一）涉足新闻业 1908年，张季鸾学成归国，在关中高等学堂当教员2年。 1911年应邀到陕西同乡于右任在上海的《民立报》工作。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 立，经于右任举荐，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参与《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起草工作。4月1日，随着孙中山辞职，他也随之离职。 1913年在北京与曹成甫合办《民立报》，自任主编。宋教仁遇刺后，开始宣传反袁， 后因在上海《民立报》上披露《善后借款条约》，得罪袁世凯政府，北京《民立报》 被封，张季鸾被捕入狱。囚于军政执法处监狱。三个月后被释放。出狱后应胡政之 之邀前往上海，任《大共和日报》任国际版主编。 1915年袁世凯意欲称帝，反袁呼声高涨，张季鸾在上海办《民信日报》，任总编， 抨击时政，后《民信日报》因经费问题停刊。 1916年袁世凯在谴责声中死去，张季鸾前往北京为上海《新闻报》担任通讯记者， 后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在京创办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张季鸾应邀任总编， 同时兼任上海《新闻报》驻京通讯员。 1918年《中华新报》因发表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满蒙铁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被京师 警察厅查封，张季鸾再次入被捕狱。后经营救获释，但北京《中华新报》未能复刊。 1919年赴上海，出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仍是政学会机关报），直至1924年 冬该报停刊。 后来经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的推荐，北洋军阀的张绍曾内阁任命其为陇海铁路会办。



“不党”与“不卖”所确立的报纸独立，目的在于将报纸作为社会公 器，即“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进而 言之，全国舆论的养成，必须“收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 而研究之”，尤须仰赖作为公众喉舌的报纸。 所谓“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视为盲信；感 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 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可以看出，张季鸾要求报人必须做到独 立判断、充分辨识、冷静探究、忠于事实，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报 道新闻，发表言论。新记《大公报》和张季鸾的言论也许有这样那样 的倾向性，但是，那都是他们独立思考、主动创作的结果，不存在随 声附和、随意引用的情况。 “四不主义”勾勒了张季鸾理想报刊的基本轮廓：政治独立，经济独 立，以为社会公器，且秉持理性精神。有了这样的追求，《大公报》 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 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起到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的作用。

（二）大公报时期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与吴鼎昌、 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 公报”，同时《大公报》复刊，进 入新记时期。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续刊之日，他执笔撰写《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方针”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 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 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 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 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 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 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 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圃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 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 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 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 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低激烈，昧于 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大公报》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那就是“文人论政”。张季鸾在《本社 同人的声明》中说：“假若本报尚有渺 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 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所谓 “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 手著文章”，就是“对于国家社会负有 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

为了国家，为了公义，张季鸾曾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为“三骂”的 社评。一是1926年12月4日的《跌霸》。该文中说：“吴氏之为 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 耳。”这是骂吴佩孚；二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 恶》。文中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之上’之故，可以举国家 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 袖欲。”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三是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 《蒋介石之人生观》。文章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 “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 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浩叹“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 生不平，至此而极”。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确实保持着不 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坚定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以锋利之笔， 写忠厚之文；以纯拙之笔，写尖锐之文”。他的政论，不偏激狭 隘，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 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故而报界同仁称赞曰：“近代 文人论政，前有梁启超，后有张季鸾。”他的文章议论，铸成了 他那个时代活的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 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四不主义”第一条就是“不党”。“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 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 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 张季鸾“不党”思想的含义：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不成为党争的工 具；等视各党，无成见；对各党行为不保持中立势态，而是从国家、 公民的立场发表评论。 张季鸾等人深知：欲言论独立，必先经济独立。“四不主义”的第 二条“不卖”就是“不接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 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 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张季鸾的这种思想并非即兴发挥，三 年前他在纪念《新闻报》30周年的文章中，推许《新闻报》能够保 持相当的独立性，并将其成功关键归于将“报业视为一种纯粹商业， 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独能发 挥在商言商之主义，不求津贴，不卖言论，不与任何特殊势力缔结 关系，惟凭其营业能力，步步经营，以成今日海内第一大报，此诚 难能而可贵也。”
三、张季鸾的新闻思想


（一）报纸——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 新记《大公报》续刊在一个白色恐怖、军阀混战的时期。当其 诞生之日，也是中国新闻界噪若寒蝉之时，张季鸾痛感“中国 报界之沦落苦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 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逸 论独立，并无主张，逞论是非。” 因此，报纸的角色定位，是张季鸾首先要厘清的基本思想。 1926年，他在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报纸天职， 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 以裨益国家，既不媚强御，亦不阿群众”十年之后，他更明确 的概括：“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 言下之意，就是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 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要实现这一角色定位，处方 就是著名的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