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马谏议书》的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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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阅读：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

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

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翻译译文或注释：安石启：昨日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意以为跟您友好相处的日子很久了，但讨论国事往往意见不同，这是由于所采取的政治主张和方法不同的缘故。

我虽然想硬在你耳边罗嗦（强作辩解），恐怕结果一定不会得到您的谅解。

后来又想到您看待我一向很好，对于书信往来是不应简慢无礼的，因而我在详细地说出我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够谅解我。

我们读书人所要争论的，特别是在“名称”（概念、理论）与“实际”是否符合上。

“名称”与“实际”的关系明确了，天下的真理也就有正确的认识了。

现在您所用来教诲我的，是以为我“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的人都怨恨和诽1谤我。

我却认为接受皇上的命令，议订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决定，交给主管官署却执行，不算是“侵官”。

发扬（恢复）前代贤君的治国原则，以便兴利除弊，这不算是“生事”。

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算“拒谏”。

排除不正确的言论，批驳巧言谄媚的坏人，这不算“拒谏”。

至于怨恨毁谤的很多，那是本来早就该料到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的守旧之风已经不是一天了，做官的人又大多不为国家大事操心，以附和旧俗之见来讨好众人为美德。

皇上却想改变这种现状，而我又不顾政敌的多少，想尽力去帮助皇上抵制他们，那么，众人怎么会不大吵大闹呢？过去商王盘庚迁都，群起怨恨的是老百姓，不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

盘庚并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他的计划；他考虑理由正当，然后做去，他认为正确，看不出有值得悔改的地方。

如果您责备我执政很久了，没有能够帮助皇上大大地做一番事业，以此造福人民，那我自知有罪了。

但如果说今天应当什么事也不必干，只是守着老规矩就行了，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注释】①司马谏议：司马光，时任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苏轼《司马温公神道碑》：“及王安石为相，始行青苗助役农田水利，谓之新法。

公首言其害，以身争之。

当时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为重”。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即是对司马光攻击新法言论的答复。

②某启：古代书信抬头格式。

正式信件“某”字处要填上写信人名字，书札原稿此处例用“某”字代替。

启，书函。

某启，即某人致书。

③君实：司马光的字。

④术：方法。

王安石与司马光所争者政见，所持者皆是儒道。

当新法盛行时，司马光说“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当“元事占更化”时，苏轼骂司马光一概否定“新法”是“司马牛!司马牛!”安石与司马之争是两位信念异常诚挚的“拗相公”间的对立，而无“君子”、“小人”色彩。

⑤聒：在耳边絮叨。

⑥见察：被体察。

⑦视遇：对待。

厚：厚重。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新法，对王安石的人品始终是尊重的。

“元祷更化”，旧党上台，王安石逝世，司马光仍力主谥给安石一切高贵的荣衔。

⑧反复：书信来往。

为争新法，王安石与司马光交换过三次书信。

⑨名实：名分和实际，概念和概念表述的内涵。

孔子：“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

“正名分”是儒学的一个原则。

⑩“侵官”：司马光《与王介甫书》谓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是“侵官乱政”，即侵犯他官的权限，搞乱行政程序。

“生事”：谓变法是“生事扰民”，即制造事端，骚扰百姓。

“征利”：谓安石“为政尽夺商贾之利”、“收天下之息”，即从商贾手中夺取财利。

“拒谏”：拒绝守旧派对变法的指责和非难。

致：招来。

谤：背后议论。

11、修：订立。

12、有司：主管部门。

13、壬人：善以巧言献媚的人。

难：责问，诘难。

14、诽：毁谤。

15、上：指宋神宗。

16、量：估测。

17、盘庚之迁：据《尚书·盘庚》：商代君主盘庚决定把国都由商(今河南商丘)迁到毫(今河南偃师)，受到普遍的反对。

18、度：谋划，考虑。

19、义：宜，合适，恰当。

是：对，正确。

20、膏：滋润。

泽：雨露。

膏泽，喻恩惠。

21、事事：作事。

第一个“事”是动词。

22、不任：不胜。

区区：自称的谦词。

【赏析】这篇文章选自《临川先生文集》(据《四部丛刊》本)，是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信。

司马光，字君实，当时任谏议大夫，故称司马谏议。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春，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新法，以“制置三司条例司”为总机关。

其新法的总原则，可以归纳为理财、整军、富国、强兵四件事。

如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都属于理财、富国。

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设军器监，都属于整军、强兵。

实行新法的目的，是想限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者的利益，使他们多负担一些赋税，以增加朝廷的收入，加强国防的实力，抵御辽、夏的侵扰。

新法如果实行得好，是可以解决当时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的。

但是因为新法限制和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致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对，朝廷里也爆发了新旧两派的党争。

保守派的领袖司马光更是竭力反对，他除多次力谏神宗废除新法外，还一再写信给王安石，要他改弦易辙，放弃新法。

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三百余字的信——《与王介甫书》(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

信中大致说：“介甫从政治期年(改革一周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

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

”又说：“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

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

”又说：“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

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

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

”又说：“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

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又说：“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

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

此岂孟子之志乎?”(古诗百科)又说：“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司马光所谓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者，主要就是这些。

司马光在信中除全面否定新法外，还警告王安石，说他如固执己见，“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

王安石针对司马光的`指摘，用峻洁简劲的话作了斩钉截铁的答复。

王安石思想敏锐，为人傲岸倔强，果于自用。

他深信新法对国家绝对有利，且势在必行，所以对保守派的反对不仅毫不迁就，而且颇为鄙夷。

但是，我们古老民族陈陈向因的心理积习则是推行新法的极大的阻力，加以保守势力又很大，宋神宗死后，新法就被废除了。

王安石此信，没有感情用事，或讽刺嘲笑，或出语不恭，或自我炫耀，也没有面面俱到，在一些细节上绕舌纠缠；而是就几个关键性问题，据理和对方辩论，说理鲜明，辞气盛满，又具有无懈可击的逻辑性。

信的首段，出于礼貌，先叙酬答的话——从初拟“不复一一自辨”，说到在书信往来中不应该草率粗疏，现在则要“具道所以”——详细说明一下原因。

以下即转入正文。

第二段，是信的主体部分，也是辩论的关键环节。

作者先拈出司马光来信中指摘他的几个要点——“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然后有的放矢，逐一驳复。

每下一语，都能说得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笔锋犀利，语势劲健，寸步不让，自己绝不引咎，表现作者对实行新法抱着极大的信心。

作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关键在于他自信实行新法的改革，自己借机捞一把，而是真一D实意地为了兴利除弊、富国强兵。

如此，即使偶有失误，总不会走入羊肠鸟道，而必有广衢展现在前。

正如元人曹伯启所说：“常怀济时策，进退皆康庄。

”(《汉泉漫稿·斡衣图》)王安石心底无私，襟怀坦白，又自认为“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所以具有“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大丈夫的勇毅，此信也才写得这样理直气壮。

王安石面对气势逼人的指摘，而能泰然处之，挥笔复答理直气壮，还由于他对来自习惯势力的非难甚至攻击，早有思想准备。

善于洞明世事的王安石，对凝聚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停滞保守的心理积习，或者说对民族的惰性和因循守旧的思想，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并有所警惕。

因此，当保守势力猛然向他扑来，怨谤亦随之纷至沓来时，他毫不惊慌，更无怨府；而是清醒地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他并且尖锐地指出：保守派长期来苟且偷安，“不恤国事”。

他们非但不设法帮助人们清除陈旧的心理积淀，引导人们认识并接受新事物；反而迎合“人习于苟且”的惰性心理，“同俗自媚于众”，助长人们袭故守常的思想。

王安石真不愧是“十一世纪时中国伟大的改革家”(列宁语)。

对我们这古老民族心理积习之深固，对我们民族因袭包袱之沉重，他恐怕是最早洞见的一位政治家。

《答司马谏议书》是古代散文的名篇，传统的语文教材。

然而遗憾的是，所有的赏析文章和教材分析都只就其驳论阐发之，对于“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二句，却不曾留意。

其实，这正是文章的“意蕴”所在，文章驳辩深刻有力之处。

此外，文章还有一妙：先逐条辩驳，最后深入一层，指责司马光不应以“一切不事事”为善，“守前所为”为安。

看似平常的两句话，却恰恰击中了保守派墨守成规、踏着祖宗的足迹亦步亦趋的思想的要害，尤见其犀利深刻。

固然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王安石的新法终被阻滞以至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