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类型化人物形象的艺术画廊

第六节类型化人物形象的艺术画廊
《三国演义》更加为人熟悉的还是那些堪称典型的人物。

读过《三国》的人或者不能清晰地记住那些纷纭复杂的事件，但是每个读者心中却都活动着十几个乃至几十上百个栩栩如生的形象。

从小说美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属于古典主义，人物多是奇人乃至“半神”，缺乏近现代写实小说人物性格的个性化、生活化，心理性格没有形成过程，也不发生变异，出场即已定型，直至结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作品没能攀上人物心灵史的艺术高峰。

这也正是《红楼梦》后来居上的原因。

但是古典主义创作方法并不妨碍《三国演义》作为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就创造出一大批千古不朽的类型化艺术典型，并且也不妨碍这些人物及整部作品产生巨大的社会认识价值，至今还保持并将永远保持不衰的艺术魅力。

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有它的优长，就是能够把人物某一特征性的品格通过反复渲染、层层凸现，刻画得鲜明生动、入木三分。

毛宗岗早就指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义绝”关羽，“智绝”孔明，“奸绝”曹操。

其实被写到极端或者相当突出的性格还有刘备的仁厚、张飞的勇猛、赵云的稳健、董卓的粗蠢、鲁肃的笃顺、周瑜的智勇狭隘、吕布的武艺绝世却人品低劣、陆逊的沉着冷静、司马懿的狡性雄才、刘后主的的懦弱愚昧以及秦宓、张松、李恢、阚泽等文士的舌辩应对，许褚、典韦、夏侯惇、周泰、甘宁等战将的无畏雄豪，还有裸衣击鼓骂曹的祢衡，倒挂城门谏主的王累，文思敏捷而终被忌杀的杨修，迂腐低能却自以为是的蒋干，思想僵化失机被斩的马谡，冥顽难化七擒乃服的孟获，文才出众七步成诗的曹植等等，不胜列举。

据统计，《三国演义》写了一千二百四十多个人物，比较重要有突出表现的人物也有一百多个，他们各有所长，各显其能，初期散见于各路诸侯麾下，中后期则分别聚集在魏、蜀、吴三方，构成了三国时代的英雄谱。

每一个军事集团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人才集团，三国之争也就实际上成了人才之争。

毛宗岗说：“古今人才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

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

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

”谋臣如云，战将如雨，各为其主，争奇斗胜，气象万千，《三国演义》因而成为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

“拥刘反曹”是作品明显的思想倾向，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表现得尤其充分。

作者在刘备集团方面倾注了较多的热情和赞美，通过把刘备塑造成仁君的典型，把孔明塑造成贤相的典型，把关羽、张飞、赵云等塑造成名将的典型，以及刘备与手下文武兄弟般融洽的君臣关系，刘备与百姓之间鱼水情深的君民关系，作者表达了封建社会的劳苦民众对于仁政的向往和渴求，使作品染上了理想的亮色。

而通过对曹操奸雄形象的塑造，作品鞭挞了暴政，表达了劳苦大众对封建专制暴君的仇恨。

过去，人们对作品“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颇有非议，并认为因此而有损人物的真实性。

例如鲁迅就曾有过“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批评（《中国小说史略》），而毛宗岗改定本加重了作品“拥刘反曹”的笔墨向来被作为他的一个错误。

其实，“拥刘反曹”固然有可议之处，但不宜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而应作具体分析。

首先，“拥刘反曹”的情感导向是历史形成的，《东坡志林》里已有宋代听众们在说书场“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记载，这说明三国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已经被民众浓烈的思想感情所浸泡，成为人民群众寄寓某些思想感情的艺术载体。

其次，作品虽然因为要“拥刘反曹”而对历史细节多有改易，把有些表现忠勇义烈智诚的情节移植到蜀方人物身上，但并没有去改变历史演进的基本走向，而是顺从历史的基本事实，让蜀汉集团走向灭亡，并借此谱写了一曲暴政战胜仁政、丑恶消灭美好、奸诈打倒善诚的悲歌，让作品成为我们民族的深沉的历史悲剧和道德悲剧，具有了反思和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更加丰富和深刻的美学内涵。

而且，就具体人物而论，“拥”的对象，并没有写得完人足赤，“反”的对象更不是写成一无是处。

刘备作为受“拥”方，作品写了他不少德言善行，但毕竟不能掩盖他图王霸业的根本目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与曹操相反的某些善行倒成了他的权谋和策略，这就是“长厚而似伪”的实质因由，毕竟露出枭雄本色，刘备的形象因而具有了反讽意味。

诸葛亮作为智慧化身和道德典范，是作品用笔最勤、享誉最高的人物，但作者也数处写他用人不当或用智有失，而且最终成为一个失败的悲剧典型。

诸葛亮的悲剧人生可以让我们认识儒家文化维系民族生存绵延但又滞阻民族进步的复杂文化功用，而且还表现了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中道德与智慧的深刻矛盾，具有重大的文化反思价值。

至于关羽，作者虽有意把他写成义勇的化身，但他的骄矜高傲、刚愎自用甚至不顾大局，终于演化成麦城败死的悲剧，他的义释曹操也十分可议。

曹操作为“反”的对象，首先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封建政治的活标本，他的贪婪、凶残、阴毒、狡诈、权谋、奸恶等等，正是极权政治的本质特征。

他像一面镜子，让我们观看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与丑恶。

他的意义已经越出三国的断代历史，而属于专制集权尚存的整个封建时代。

由于集中地概括了封建政治的现实特征，“反”的结果倒使曹操的形象获得了真的品质，这是比“似伪”或“近妖”的情形更符合小说美学要义的可贵品质，因为文学的第一要求就是真实。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曹操既是恶劣社会文化环境的制造者，同时，他本身也是恶劣社会文化环境的可悲产物。

他不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魔鬼。

许劭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之说已经指出他有两种人格发展的可能性，其实就是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将决定他的人格形象。

不过真要生在治世，等级森严，一潭死水，他连做“能臣”的机会都没有了也未可知。

曹操的性格显然是雄才大略与奸诈凶残两种对立人格的矛盾统一。

他智高胆雄，远见卓识，集政治家与军事家的双重素质于一身，又善聚善用人才，自己也出生入死，驰骋疆场，甚至也不缺爱民惜民的品质，多数时候心胸宽大，危难关头不失幽
默，很多方面是刘备、孙权望尘莫及的。

若依汉室正统观念来看，他曾在平定黄巾起义中功劳卓著，曾经冒险行刺董卓，后来又是他组织起讨卓联军，董卓西逃长安他还曾经孤军星夜追赶，结果几乎老本输光。

用白居易的诗句说：“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完全可能留下汉室忠臣的美名。

后来他威镇中原，虽窃国而至死没有篡位，使炎刘苟延残喘，于天下复归一统不可谓无功。

如果遭遇开明制度，他的很多正面品质和出众才能也有可能使他成为造福时世的民族英雄。

他生逢乱世，虽可有为，但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观念束缚他，使他不敢公然废汉自立，不得不在“借”字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借天子以命诸侯，借诸侯以攻诸侯，借人头以安军心，借头发以申军令，借眼泪收买人才，……真如毛宗岗所言，是“无所不用其借”。

“借”谋被用到如此出奇入幻的地步，这真是封建专制集权政治造就的一大文化奇观。

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认为：“统观全书，倒是写曹操写的最好。

”“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

”署名“蛮”的《小说小话》说得好：“魏武雄才大略，奄有众长，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

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雄而不奸绝不能成事，奸而不雄也不能成事，只有既雄且奸才能草创基业，然而曹操蹬腿一去之后，江山却被又一个曹操式的人物司马懿夺去。

丑恶的封建专制集权政治的文化环境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奸雄，而一个又一个奸雄把社会文化环境变得更加丑恶，人民则永远在恶劣的生存空间挣扎，在“英雄”们“是非成败转成空”的吟咏声中，我们不也是在品味我们民族的历史悲剧吗？《三国演义》令人掩卷沉思。

说完人物及其思想内涵，还应该说到的是《三国演义》运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完成了许许多多或者壮气悲风、或者优美动人的艺术描写，风格刚柔相济，节奏张弛有度，文字精炼传神，又善伏应，善烘托，善调节，善转换，善关锁，丝丝入妙，节节动人，给读者以丰富多彩的审美享受。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化蕴涵和美学价值的古典小说名著，我们可以从若干角度去研读体会，在审美享受中反思历史、认识社会、品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