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投资法律风险评析

俄罗斯、中亚矿业投资法律风险评析大成律师事务所（北京）蔡杰峰[开场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总！很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讨论和交流。

我是从事对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业务的律师。

本来论坛组织者希望我对俄语国家的法律投资环境作一简单推介，但我想象这样宽泛的题目很难在十多分钟的时间内讲清楚，如果说得太粗略又对大家的裨益不大。

所以我想从矿业投资环境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领域着眼，谈一下我们在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矿业投资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结合点评这些国家的矿产法、投资法其他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对该领域的部分法律风险及其防范方法进行提示和初步总结。

[背景知识]俄罗斯堪称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其中，矿产资源的储量和产量在世界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据有关机构2007年的估算，按探明储量计，俄罗斯天然气占世界的32%，石油占12－13%，煤占12%，铁占27%，镍占27%，铅占12%，锌占16%，钴占20%，锡占27%，铂占12.5%，钯占31.4%，铌占35%，钽占80%，钇占50%，锂占28%，铍占15%，锆占12%，金占8%，金刚石占30%。

此外，钾盐的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磷灰岩和磷块岩居第二位。

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矿产资源基本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之一。

中亚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五个国家。

中亚地区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优越，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已探明矿产90多种，钨储量居世界第1位（占全球50%），铬（占全球1/3）、铀（占全球21%）和磷矿石储量居世界第2位，铜矿储量居世界第4位、亚洲首位，锰矿储量世界第4位，铅锌、钼和磷的储量居世界第6位、亚洲第1位，金矿的探明资源量居世界第8位（潜在资源量世界第4），煤储量亦为世界第8位，铝矾土储量世界第10位，油气探明储量居世界第13位，开采量已跃居世界前列。

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矿产资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矿业均是各国经济支柱产业。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的矿业经济目前基本都面临一定的发展困境，需要大量的资本、技术投入和支持。

这正好同我国当前矿产资源日益稀缺、价格高涨的情况形成互补，加上这些国家又是我国近邻，双边关系良好，故近些年来与其开展矿产资源合作越来越受到国内企业的重视。

然而，在国内资本开始大量投入该地区矿产资源行业的同时，有关投资引起和遇到的各种风险也不绝于耳，日益受到投资人和政府、研究单位及相关组织的重视。

特别是其中的法律风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后果严重，但由于缺少专门组织和专业人员的系统研究和应对，尽管有不少有识之士大力呼吁，目前中国企业在该领域遭遇法律问题的事例还是不断出现，投资项目暴露在法律风险之下的状况尚无明显无改观。

[案例与法律风险]一、合同法领域案例与法律风险这一领域的法律风险主要集中体现于中外双方签署合作合同之中，包括合资企业的法律组织形式问题。

该地区六个国家的民法对企业的组织形式的规定基本一致，企业主要可采取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补充责任公司、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普通合伙、合作社等法律形式设立，合资或外资企业主要选择前两种形式。

案例1：2004年，中方Z公司与俄方E公司在俄罗斯以股份公司形式设立了合资金矿开采企业L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权，按照矿产开发许可证的要求进行地质研究、勘探和开采活动。

2008年全部勘探工作结束后，L公司的中俄双方股东拟定全年投资计划，准备当年投入8000多万卢布用于建设。

但中方投入3000多万后，俄方以经济危机为由，在投入1000多万后即称无钱可投了。

由于无法向地质研究单位支付费用，L公司无法将2008年的工作成果向俄矿业管理机关申报，因而实际上违反了矿产许可证和矿产使用合同条款的规定。

与此同时，俄方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逼迫中方让步：2009年8月，俄方股东E公司向中方股东Z公司致函，称已将其在L公司中拥有的股份转给了其子公司A公司。

8月中旬，俄当地州政府主要官员对L公司称，由于没有完成矿产许可证规定的义务，建议L公司自行提出停止执行许可证条件的申请。

次日，俄一家银行也找到L公司，称A公司已被抵押给了该银行，但该银行不会为A公司向L 支付一分钱的费用；既然项目进行不下去，银行提议中方以500万美元将其股权转移给银行。

这个数目只有中方全部投资的四分之一，中方当然拒绝。

同样，俄方也拒绝了中方想要收购俄方股权的要求。

这样，企业处于停顿状态。

L公司当时有自己聘用的俄籍律师，但该律师说中方已经失去了从法律上解决问题的可能，认为中方的出路就是与俄方妥协。

中方又在俄当地及中国国内询问了一些律师，但也没有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们应邀介入此事后，连夜研究了合资企业合同、章程、合作协议以及矿权许可证等文件，详细查看了上面规定的双方权利义务。

我发现，双方虽然设立了合资股份公司，但规定投资义务的合作协议实际上却是个普通合伙协议。

经我询问，Z公司的人向我解释道：俄方称为了避开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需要缴纳的所得税，曾建议双方先将资金投入一个称为“合作所”的合作机构中，这样待建设完成后还可以将税返回来。

当时中方并未仔细审查过俄方律师起草的合同和协议，就轻信了俄方的意见而在协议上签了字。

我告诉Z公司，是俄方以合伙协议为圈套欺骗了中方。

2005年双方签订的第4号合同及其数份补充协议，实际上是一份普通合伙合同。

按照俄联邦最高经济法院2000年8月的司法解释，“由于应作为出资的资金根据普通合伙合同应成为所有合伙人的按份共同所有物，合同一方无权通过强制性的程序要求从另一方返还出资额，因为这违反这种合同的性质。

也不能将这种要求视为赔偿损失的方式。

合伙合同不能规定对未出资或逾期出资应负的责任，因为合伙人联合出资的责任不是其相对于其他合伙人的义务。

”这也就是说，中方股东既不能根据普通合伙合同追究俄方股东未足额投资的责任，法院也不会依据普通合伙合同支持中方对俄方提出的赔偿或返还出资的要求。

后来我们又得知事件的另一背景：俄方E公司经营的其他几个矿产企业因经济危机而正在亏损，所以想把L公司的金矿股权转让出去获得资金。

而当时金价正在攀升，某俄罗斯大型矿业公司企图独霸该矿，因此想利用合资企业法律上的漏洞将中方股东挤出。

我向中方指出，俄罗斯法律严格规定了公司股份转让的程序，中方仍应坚持不放弃对L公司的股权及优先购买权，俄方所称其股权已转让，很可能只是为向中方施加压力而编造的谎言。

中方应依法据理力争，并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之后，根据情况的发展，我又向中方建议了补救措施以及与俄方交涉的办法。

案例1中所谈到的合伙合同问题，笔者在处理投资合作法律事务中多次遇到，远不限于矿产合作项目，它甚至被部分俄罗斯媒体称作“某些人忽悠（外国）投资者的老伎俩”。

这类事件不断提醒我们：海外投资项目（尤其是在该地区）一定要聘任专业水平高、并且与企业建立长期信任关系的专业律师，自始至终地为项目提供全程法律服务，尽量将法律风险预防、消灭在其尚未造成危害的阶段。

二、税法领域案例与法律风险该地区六个国家的税制比较完善和透明，均颁布了统一的《税法典》，并且原则上规定了除该法典以外的任何收费均属非法。

同时，六国的税收体系较严厉，外国投资企业采用不合法的方式逃税的可能性较小。

案例2：2005年，中方S公司开始与俄方K公司就共同开采P铁矿进行接触。

P铁矿的勘探和开采权由P公司掌握，K公司拥有P公司的全部股权。

中俄双方拟进行P公司的股权转让交易，使得P成为中俄合资矿产开发企业。

起初，中方S公司负责人向我们咨询了一些有关的法律问题，包括股权转让的税务问题。

我说，按照俄罗斯《税法典》的规定，企业的所得需缴纳“组织所得税”，征税客体是“所得”，普通税率是20%。

该法规定的“所得”的范围包括“销售商品（工作、服务）和财产权的所得”，因此，股份作为股东的一种财产权，K公司在转让P公司的股份给中方后应缴纳组织所得税。

然而不久后，该负责人又找到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俄方想出一个避免缴纳上述所得税的方法。

因俄《税法典》中有规定，如果某公司将其拥有的股权无偿转让给了自己在俄罗斯的关联公司，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不缴纳组织所得税的。

因而，俄方建议由双方的K公司和S公司共同在俄罗斯设立一个J公司，其注册资本份额的51%由K公司拥有，49%则由S公司掌握。

这样，当K公司将自己在P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给J公司时，便可不必缴纳所得税。

以后，双方再将J公司的股权改造为由中方控股，以便使中方可通过J公司实际控制P公司中属于J公司的那部分股权。

至于中方实际控制P公司股权应给予K 公司的对价款，可由中方以贸易款等其他方式汇给俄方。

对此，我们对俄罗斯相关法律进行了研究。

俄罗斯《税法典》将“无偿获得的收入”列为应计算组织所得税的一种所得，同时也的确规定了一些例外。

例如其第251条第1款第11项规定：“俄罗斯的组织从以下来源无偿获得的财产形式的所得……在确定（组织所得税）税基时不予考虑”，其中包括“从一个组织获得的、且获得方的注册资本（共同投资）的50%以上由给予方组织投入的金额（份额）构成”。

本项目俄方可能就是以此为依据向中方提出了上述建议。

但是，再深入分析一下法律规定，就会发现这里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首先，上述第251条规定的那种可以免缴所得税的是“财产形式的所得”，而J公司要获得的P公司的股份是“财产权”而非“财产”，因而此种交易不适用第251条的该规定。

其次，更重要的是，这种谋划中的虚假的“无偿”交易无法满足俄罗斯《民法典》中关于“赠与”的限制性规定。

《民法典》第575条明文禁止“商业组织之间的赠与”；第572条规定“在存在物或权利的相对移转或者存在相对义务时，合同不是赠与合同”；第170条第2款更是规定“伪装的法律行为，即旨在掩盖另一法律行为而实施的法律行为，自始无效。

”俄方试图在“无偿”转让股份以避税的同时，又以非法的方式获得股份的对价，完全可能被司法机关基于上述规定认定为“伪装的法律行为”，不但交易不能成功，反而极可能受到法律制裁。

中方负责人在听取我们的分析意见后，深感“想不到有如此严重的隐患”，声称幸好没有按俄方的建议行事。

2006年中，俄方因P公司履行矿产开发合同义务出现问题而受到调查，中方中止了该项目的谈判。

无独有偶的是，媒体上曾出现过相似案例的报道：2002年，我国一家企业H 公司与俄罗斯公司合作开发俄罗斯一个金属矿，俄方公司提出将矿产开发权的股份赠与我国企业以规避当地相关税收等法律，并要求我国股份购买者必须以某种不公开的隐蔽的方式给俄罗斯公司股东付款。

项目双方在某个很有影响力的展览会上签署意向书，甚至有省部级领导出席见证了签约协议。

然而最终项目还是以中方遭受损失而告终。

税法领域一向是投资方比较关心的、同时也是法律风险的多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