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传教士和近代术语的传播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之我见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之我见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曾经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接触和交融，如汉唐盛世时期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明清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等。
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的还是以“西学东渐”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西文化交流。
同过去相比，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无论在性质、规模、特点，还是在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上，都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主要力量首先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
鸦片战争以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面对现实，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他们在了解和传播西方文化上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他们遵循“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训，努力搜求与探索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
从1840年到1861年，有20多部介绍外域地理的著作问世。
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就是典型代表。
他们本着“师以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努力研究造船制炮等西方先进技术。
先后出版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专著20多部。
此外，林则徐还主持选择了瑞士著名法学家滑达尔所著《国际法》的有关章节，取名《各国律例》，并运用于对外交涉。
与此同时，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出于传播西方基督教的需要，也做了一些传播西学的工作，在中国创办了英华书院、美华书院等最早的出版机构，编译并出版了大量非宗教性著作；他们还利用创办报刊、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通过在中国创办西式学堂、西医诊所以及新式印刷所等，将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西医以及先进的印刷术输入中国。
二、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工作主要是洋务派主持进行的。
在外来入侵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发动了以创办新式军用工业化新式民用工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主要通过办学堂、遣使、留学、译书等途径，将西学在更大范围内输入中国。
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先后创办了23所新式学堂，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为中国造就了第一批近代翻译、外交、科学技术以及军事指挥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
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及对汉语推广的启示
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及对汉语推广的启示作者：王思然赵旭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17年第04期[摘要]近代西方传教士为了在中国更有效地传播其宗教，主动吸收中国文化，积极学习汉语，并用中文进行创作，以其独特的传教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本文对其传教策略加以探究，总结其规律，以求对当代汉语国际推广有所裨益。
[关键词]传教士；异国文化；中国文化；汉语国际推广[中图分类号]G0；H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4-0078-03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为了提高在中国的传教效率，努力摸索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传教策略，特别注重汉语的学习，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吸收西方传教士学习汉语及在传教策略上成功经验，有助于我国汉语国际推广事业。
一、西方传教士传播宗教的文化策略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使其接受西方的宗教观念。
从客观上讲，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
他们来到异国他乡，尤其是有着五千年传统文化积淀的中国，这个与西方有着不同文明起源的古老民族，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巨大的文化差异和本民族文化认同感使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行为举步维艰。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单纯地进行语言教学还是兼及文化接受作为传教的切入点，这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宗教的闯入俨然是不速之客，两者的文化无论是外部语言形式还是内部思想根源都是迥然不同的，中国人在无法理解和认同的情况下无法产生学习动力，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更是传教士们无法改变的，文化认同成为唯一的途径。
为了让中国人认同他们的宗教文化，他们首先要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的思路，从而了解中国社会和人民的需求，进一步敲开中国人民内心世界的入口，让博爱的基督精神抚慰中国人的内心，使其忠诚地信任耶稣并认同西方宗教文化，从而达到他们最终传教的目的。
因此，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是从文化角度入手的，而非语言。
为赢得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认同，他们在中国常年居住，深入接触当地官员与百姓，即使近代中国处于动乱时期，当地政府对外来者的态度不容乐观，他们依旧不改初衷，逐步融入百姓生活，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探索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思想，逐步取得中国人的信赖，使宗教教义潜移默化在人们心中。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两个重要阶段及特征--以汉语新词的产生为中心
一、引言中日两国文字的交流源远流长，中国的汉字词早在1000多年前就传到了日本。
但在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于输出者的地位，词汇的交流主要是从中国传入日本。
从18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在经济、军事上的日益崛起和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流变得更为复杂。
一方面，以杉田玄白为代表的兰学家在翻译西方书籍的同时，创制了大量汉语新词，其中很多已经完全融入了现代汉语，成为汉语外来词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翻译编纂的汉译西书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汉语新词，这些新词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日本，对其近代词汇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按照“汉语新词”的产生方式，可以将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日本“兰学”的盛行时期，第二阶段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来华传教士汉译西书的传播时期。
二、日本“兰学”的盛行与汉语新词的产生1603年德川家康于江户建立幕府，号令全国以后，采取了严格的锁国政策，对外贸易仅限于中国与荷兰。
直到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缓解了图书进口的禁令，海外新知识的传入才有了一定的进展。
1774年出版的解剖书籍《解体新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它也是日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著，它的公开刊行是日本学术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使日本了解了构成西方医学主要基础的解剖学知识，更在于日本人第一次有意识地实践了“翻译”这种知识的交流方法。
此后，日本学界冲破了“中国”和“汉字文化”的枷锁，得以从汉字圈以外的地区，汉字以外的媒体直接汲取新的知识。
《解体新书》确立了兰学在日本的地位，随后，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等领域有多部著作问世。
例如：《兰学阶梯》（1788），《西说内科撰要》（1792）、《历象新书》（1798）、《重订解体新书》（1798）、《气海观澜》（1825）、《植学起源》（1835）、《七新药》（1862）等。
兰学翻译从1774年到1864年明治维新为止，先后进行了80余年。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近代香港是基督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避难所和集散地。
为拓展传教事业，新教教会及其信徒采用文化手段辅助传教，在近代香港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
入港传教士的汉语言研究成果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新教传教士在港积极创办学校、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促使大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理雅各等传教士通过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书立说或回国后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促使中国文化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标签：基督新教；传播；近代；文化交流“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宗教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此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
”社会整体系统对宗教子系统发挥着制约性的作用，但宗教的活跃与发展也能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
为扩展传教事业，香港教会和信徒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在香港的交流。
一、汉语言研究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基础语言是传教活动开展的前提，又是心灵交流的基础。
来华传教士大都视汉语或方言学习、研究为首要任务，从而充当语言沟通的先驱，为中西交流起到桥梁的作用。
十九世纪中期后，来华西人多视香港为学习汉语和体认中国文化的驻足地，从而使香港在汉语言研究方面颇具成就。
据香港档案资料显示，晚清在港府登记的出版书籍中，用做编印的语文就有13种之多。
其中包括马来语、巴赫纳语、老挝语、拉丁语、柬埔寨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越语和藏语和汉语。
新教传教士则出版了相当重要的汉语、特别是粤地方言的字典和词汇。
主要有欧德理的《广州方言汉语字典》（1877）、湛约翰的《英粤字典》（1878）和嘉约翰的《粤语方言成语选》（1889）、罗传烈的《汉语语法》（1864）等。
另外，道济会堂的华人主任牧师王煜初在前人用罗马字拼音字母为汉语注音的基础上，于1896年出版《拼音字谱》。
该书囊括了中国十八省的声韵，可谓拼音声韵学的一大创举。
此外还有波乃耶牧师的《客家方言简易句法》（1881年）、《粤语通易》（1883年）、《英粤袖珍词汇》（1886年）《粤语易通词汇》（1886年）、《怎样讲粤语》（1889年）、《广州方言短语选》（1890年）、《新会方言》（1890年）和《东莞方言》（1890年）等书。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_评_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_
・书 评・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李喜所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
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
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
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
1949历 史 研 究1998年第2期 年后,国内学者从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影响出发,把传教士在华活动冠以“文化侵略”,突出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的作用。
[传教士,现代汉语]西方传教士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影响
![[传教士,现代汉语]西方传教士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影响](https://img.taocdn.com/s3/m/62c5e9dfbb68a98270fefa0a.png)
西方传教士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影响一、欧化与传教士现代汉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现代汉语指的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普通话，它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①广义的现代汉语还包括了各种方言。
本文论述的主要是狭义的现代汉语，也就是普通话。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是汉语的不同发展阶段，文言与白话的差别不用说了；但是古代汉语不仅是文言，它也有白话文。
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有什么区别，语言学界似乎还缺乏明确系统的归纳。
本文认为，语言是否欧化，也许可以成为区别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一条重要标准。
近代汉语并不是绝对没有欧化，但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对语言整体不造成影响；现代汉语的欧化则是普遍的现象，欧化甚至成为了现代汉语的基本特征。
什么叫作欧化？具体到语言上，欧化就是指汉语受到欧洲语言文学、日本语言文学的影响，改变了汉语原有的表现形态。
广义地说，欧化就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汉语的欧化是与中国进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全球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一过程中的一部分。
如果从语言来考察中国白话文的欧化，把欧化局限在白话文及其表现形态之中，笔者认为近代汉语受到欧洲语言的影响，无论语音、词汇还是语法以及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欧化。
大致包括以下方面：1.外国语法进入白话文本。
这一时期的欧化语法特色主要表现为：（1）在传统语言习惯中可省略的主语被大量补充进来；（2）描写句、判断句中的判断动词使用频率增加；（3）长修饰语与长句的频繁出现；（4）被动句的进一步发展；（5）符号的欧化和联结成分的增加。
这些欧化语法特点，其共同作用是使句子结构更加完整，逻辑性更强，表达更为严密。
2.外国词汇进入白话文本。
大量来自西方的新兴词汇被运用，这个领域是目前研究得最多的领域，海内外已有一批研究著作。
3.外国语言习惯进入白话文本。
4.复音词取代单音词，成为句子的主要叙述单元，句子的音节、节奏发生了变化。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掩盖和抹煞。
由於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提纲式的简述。
我想，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语言文字的通俗化中囯当时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民众曰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几乎无珐正常地阅读和写作。
那时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是文盲，这虽然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
传教士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把福音传给一般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书面语言通俗化。
他们用接近通俗语言的“浅文理”（即简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头语言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
而这是在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式登场的半个世纪之前。
在英囯传教士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
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他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囯人。
后来的许多传教士也仿效其做珐。
例如，历史上第一位中囯籍牧师梁发所著的福音小册《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广泛liú传，影响了许多人。
到1860年，大约有一百万份福音单张分发出去，18 90年增至近二百万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三百七十万份。
这些文字不只传播了福音的种子，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广文字通俗化，扫除文盲，提高底层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囯教育近代化的发端。
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
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音、培养信徒信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
德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播
德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播□夏瑞芳/文自16世纪寻根历史意义意识的萌发到18世纪浪漫主义强调恢复民族精神，19世纪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20世纪文化作为重要的力量站在历史舞台，民俗研究不仅对本民族文化的恢复有重要意义，在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也不可或缺。
德国是民俗学的发端国，早在18世纪，以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G.Herder）为首的德国浪漫主义者谴责现代文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并将诗歌当做堆砌辞藻、玩弄形式的智力游戏[1]。
德国浪漫主义者们认为，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最有活力、最有生命力的表现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至今，民间艺术、民间科技等灿若星辰。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那么民俗文化就是这座宫殿中最坚实的基座。
民族性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传教士对民俗研究的理论和途径，共通的价值观有利于奠定民俗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确立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并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对民俗学的重视和认识。
本文以部分德国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民俗的研究和传播为原点，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传教士的观点进行分析、归纳、重构，意在塑造民俗学的群体意识，即由个人描述到群体共识、由个体自觉到群体觉醒，建构具有时代意义的民俗价值理论，树立民俗学的现代价值观。
1 中德交流的开端中德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传教士是两国发展联系的先驱。
据文字记载，早在唐代时便已有少数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
明末清初，德国传教士来华的人数日益增加。
鸦片战争后，来华传教士的规模和影响直至巅峰。
有关研究显示，来华传教士除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还在中国大地上广建教堂、兴办教会学校、设立教会医院等，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多数传教士从通商口岸渗入到内陆的乡野村间，广泛接触大众，开展更为深入的传教活动，同时，亲身体会当时农村地区的贫困落后及他们信仰观念的特性。
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同时，以观察到的普通民众生活状态为主题，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现状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传到西方，成为早期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方便西方社会深入了解和认知当时中国底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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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传教士和近代术语的传播
作者：余冬林《光明日报》（2015年09月05日04版）
近代术语是中国各学科赖以构建的基石。
它既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又为中国学术从传统四部之学向近代七科之学演进奠定了基础。
1807年9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由此揭开以新教传教士为主角的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序幕。
此后，西方诸国新教传教士相继来华，在近代术语的生成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近代术语的变迁中，我们也不难窥见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状貌。
马礼逊初抵广州时，由于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使其不敢公开露面，更不用说进行宗教布道和文化传播。
“广州高度警惕的清朝官员在禁止中国人信仰这一外来宗教方面做得要比禁止鸦片流入成功得多。
显然，他们认为宣扬外国教义远比单纯售卖药物危险。
”（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禁教令虽然被解除，但新教传教士很快发现传教依然步履维艰，不仅因为儒释道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不相容，而且人们往往把传教士与殖民侵略联系起来。
要改变这种状况和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形象，新教传教士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传播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当时的中国人不理解这些新教传教士，甚至一些西方人对他们也颇有微词，如扬州教案发生后，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认为传教士是“一群不切实际、惹事生非的神经质”。
当时，曾有西方人云：“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
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总称）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虽然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依然要面对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鸿沟。
此外，近代西方自然科学门类和名目繁多，而在中国其学其名几乎都没有，因此，此类术语的翻译更为困难。
对于术语的翻译，傅兰雅等提出了著名的译名三原则：“沿用中文已有之名、设立新名、编辑中西名词字汇”。
其中创设新名采用三种方法：一是以平常字加偏旁作为新字，仍读本音，如镁、矽等，或以不常用字释以新义为新名，如铂、钾、锌等；二是数个字解释某物作为新名，并以字数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等；三是音译，以官音为主，凡以前译书已惯用者则袭之（参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受到中国上层敌视的新教传教士转而致力于在普通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
“那些在1842年前被禁止布道并因此而总要躲避一段时间的新教先驱们不得不借助于书面文字。
这与相信铅印经典只要能到达普通民众的手里就具有巨大效力这一最早的传道信念相契合。
中国的现实条件则强化了这种写作偏好。
”（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因此，新教传教士主要通过编纂英汉字典、编写教科书、创办报刊、译述汉文西书等渠道来传播西学和近代术语亦在情理之中。
编纂英汉字典。
为解决语言障碍问题，19世纪20年代以来，入华新教传教士相继编纂、出版了多种英汉字典，如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等。
这些字典大都问世于西学大规模涌入之前，一批政治类新术语如自由、国会、内阁等，自然知识类如阳极、蛋白质、分子等应运而生。
马礼逊及后继者在英华字典中厘定的术语，“不仅在中国传播开来，构成中国近代新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麦都思、罗存德等的辞典东传幕末、明治间的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所借鉴。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
编写教科书。
新教传教士为拓展传教事业，纷纷以兴办学校作为主要手段。
因中西知识体系的差异，新式学校往往会面临教科书匮乏的困境。
为解决这一问题，1895年之前，新教传教士充当了教科书编写者的角色。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几乎都有过单独编写教科书的经
历，如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为英华书院编写了《智环启蒙塾课初步》等教科书。
为克服编辑教科书中的困难而加强合作，他们于1877年组建了“益智书会”，专门负责编辑、出版教科书。
益智书会总计出版数学、天文、地理、化学、心理、历史、哲学等各科教科书共98种，20余万册，销往全国各地。
此外，还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等传教士出版机构与团体参与了清末教科书的编辑。
教科书因其权威性和受众的广泛性，在近代术语的厘定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术语因出现在教科书中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
创办报刊。
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传教士入华之初只能在广州、澳门以及东南亚一带进行传教活动。
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由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怜于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刊行的。
该刊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主，兼及介绍西方地理、历史、天文等知识。
其中宗教术语的厘定，多沿用早期汉文西书中的译词，如圣经、灵魂、耶稣等，但一些天文学术语的翻译如行星等已有不同。
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份中文刊物，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5年在广州，1837—1838年迁往新加坡）。
该刊沿用和创译了一批近代以来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术语，如赤道、经纬线、国会、文艺复兴等。
此外，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报刊还有《遐迩贯珍》《中外新报》《六合丛谈》《万国公报》等。
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为吸引中国读者也兼载部分非宗教性的内容，有的在后来的发展中演变为传播西学的综合性报刊如《六合丛谈》等，或成为知识性专刊如《格致汇编》等，其中厘定的学科术语甚多，涉及地理、政法、经济、教育诸领域。
译述汉文西书。
新教传教士还与中国士人合作，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西学译介工作。
明清之际由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合作著译介绍西学的汉文书籍称为“早期汉文西书”；清末入华新教传教士著译或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著译的介绍西学的汉文书籍称“晚期汉文西书”。
概而言之，晚期汉文西书涉及“神理之学”（哲学）、“人生当然之理”（社会科学）、“物理之学”（自然科学）诸部类。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据1886年艾约瑟的《西学略述》，可大致得知当时西学所涵盖的具体学科和门类，主要包括婴幼儿教育、方言（包括印度、欧洲各国方言等）、教会、文学、理学等。
据初步统计，自1811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出版第一本汉文西书，至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清政府统治，译出的西学书籍至少在2000种以上（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在这些汉文西书中，新教传教士和中国士人共同努力借用或创制了涵盖各学科领域的大批术语。
这些汉文西书术语对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清政府学部编订名词馆出现以前，推动清末术语统一的主要机构是益智书会与博医会等民间机构。
1890年益智书会在术语统一上已有较大进展，最突出的成果就是由傅兰雅负责的《译者手册》全部完成。
1904年，狄考文、赫士等负责编纂的《术语辞汇》正式出版，这是对益智书会自成立以来在统一术语方面所做工作的一个全面总结。
《术语辞汇》共收录1.2万个英文术语和大约1.8万个相对应的中文术语，涉及微积分、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心理学、国际法、神学等50余种门类。
博医会则编纂出版了《英汉医学词典》和《医学字典》等多种医学术语词典。
这些机构编辑的术语译名表、术语辞典以及术语命名的原则等，对后来中国术语统一工作的开展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其中的一些术语译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不过，虽然傅兰雅等制定了术语翻译的三原则，但遗憾的是当时新教传教士在从事译介活动时大都并未遵循这些原则，如合信、玛高温、伟烈亚力等都按照各自原则译制新术语，使术语混乱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同时文化传播自有其规律，不以传播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新教传教士所译介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术语及相关知识观念，不但没有成为近代中国人膜拜上帝的心理依据和根基，反而成了他们抨击西方侵略的武器，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在接受西学新知的基础上开始以更为宏阔的眼光勾勒中国的未来蓝图。
（作者单位：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