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l历史影响
明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宗教文化的交融
明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宗教文化的交融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更是备受关注。
明代是一个宗教文化多元的时期，而西方传教士的到来更是为这个多元的宗教文化增添了一抹异域的色彩。
明代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起初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
他们来自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以基督教为主要信仰。
他们的到来开启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工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积极传播西方科学和文化。
他们在广东地区建立了学校，培养了一批批学生，这些学生不仅在宗教上受到洗礼，还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
这些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使得中国的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影响。
除了在宗教教育领域，西方传教士还在医学、农学、天文学等领域有所贡献。
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医学知识和农业技术，不仅使中国的医学和农业水平有所提高，还推动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知识交流。
他们通过翻译和出版书籍的方式传播西方文化和知识，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官府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
明朝的统治者开始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限制，特别是在明神宗时期，对西方传教士的迫害不断加剧。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传教士开始涉足中国的政治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传教士的到来给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
尽管明代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宗教文化的交融有过一段美好的历史，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明感宗时期，一系列针对西方传教士的打压措施使得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削弱。
明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中国的宗教文化和国家利益，最终选择关闭了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的大学和学院，驱逐了许多传教士。
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明神宗时期的中国与西方传教士的交流走到了尽头。
然而，尽管在明神宗时期的交往比较短暂，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却是深远而持久的。
西方传教士将欧洲的科学知识和文化带入了中国，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明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
明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交流与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明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也参与了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影响。
本文将从几个角度来探讨明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影响。
一、传教士的到来明代时期是欧洲殖民主义发展的初期，欧洲国家开始变得强大，并通过殖民化而控制着全球。
在这个时期，传教士来到了中国。
最早到来的一批传教士是天主教匈牙利会士，他们于1582年来到中国。
而中国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接待。
传教士将欧洲的现代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为中国在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的发展带来了很大推动。
传教士还在教育领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传播的经典著作也启发了中国学者的思考。
例如，“思想家”利玛窦曾经和天启皇帝商量要在北京设大学，改善当时整个朝廷的学术现象。
这样的追求使得中国人更关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思想的发展。
二、西方音乐的影响西方音乐在明代时期也给中国的音乐发展带来了影响。
当时，首尔和北京交流得非常密切，北京的皇家乐队曾受到韩国和日本的影响，也学到了一些西方音乐的元素。
在这个时期，许多西方音乐家的作品先后进入了中国。
中国音乐家们对这些作品进行了适当的改编，并将西方音乐的元素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
例如被称为“明朝四大名曲”的《广陵散》、《梅花三弄》、《阳春白雪》和《高山流水》就加入了许多欧洲不同的节奏，从而创出了独具一格的作品风格。
三、文化相互融合明朝时期，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造就了双方文化相互融合的一些特点。
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中西医学的交流。
在中国明代时，中医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因为医家从西方传来的观念中发现了许多自己未曾听闻的医学理论。
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他们带来了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医学知识。
他们与中国医师进行交流后，中国医学理论进一步发展出了新的疗法和诊疗方法。
例如，刘完素曾提出了“病从口入”的诊断理论，并将其传播给了欧洲。
而这种理论也为西方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明清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
明清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作者：赵洪文摘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着久远的历史了。
在我国唐元两代都曾一度兴起，影响颇广。
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基督教在华扮演的角色也有了新的变化。
对于传教士们来说，他们集“天使”和“恶魔”于一身，因此，较之以前，他们的传教活动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就更加深远了。
他们不但给中国带来过文明，而且也带来过野蛮。
关键词：基督教传教士影响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上层建筑已经日趋腐朽，宋明理学不断受到冲击，佛教和道教也日现枯萎之势。
而此时，基督教在西方却正值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旧教的一些派别在欧洲难于立足，于是便图谋向东方发展。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基督教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下，终于又一次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历经利玛窦和马礼逊两个时期，基督教已经遍及我国广大的城市和乡村，其深入发展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
一、政治上基督教在明末时一入华就以对中国发动一场“精神战争”，以“征服这崇拜偶像的中国”[1]为目的，由此不难看出，它的到来是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因此，它与对中国进行政治颠覆活动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在利玛窦时代，由于大多的传教士都能采取对中国文化适应及认同的态度，其活动还带有较多的宗教性质，基本上属于正常的传教，因此，他们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活动的影响不是很突出，比较明显的就是罗马教廷直接干预中国内政的“礼仪之争”。
然而到了近代，由于一些传教士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勾结，他们“右手拿着宝剑，左手拿着十字架，而在他们的道袍里面却藏着武士的全副盔甲”。
[2]他们直接参与了对华侵略，完全是为本国的侵略势力服务的。
正如马克思1823年总结的那样，近代基督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3]因此，近代基督传教士们的活动几乎都与政治侵略挂上了钩。
第一，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四、五年间，一些英美等国的传教士以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名义，到处游走。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
“昙花一现”——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四百多年前，明末清初之际，欧洲耶稣会士的足迹开始踏入中国的土地。
这些来自遥远欧洲传教士们，顶着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给传统教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带着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来到了这个令他们好奇憧憬的、神秘而文明的古老东方国度。
他们持着十字架传教，却没有像他们的同伴在东南亚国家一般在另一只手中握上宝剑。
他们以另一种和平的方式，开始了一场的文明之间的空前对话。
之所以称之为“空前”，是因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虽然可以追溯久远，但在16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交流始终处于较低的层次之上。
它基本停留在人们能够感知的物质层面之上，即使是宗教文化层面的传播——如唐时的景教与元时也里可温教的流传，也一直处于“倏兴亡乎，戛然而止的偶然的不连贯的状态”[1]，最后也终随着朝代的沿革变迁而烟消云散无处寻觅。
而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则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与发展，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就地域的活动范围，来华传教士的人数极其科学文化素养，还是交流所达到的深度而言，都达到了前所未及的水平。
可以说，在这些传教士的引领之下，西方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以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2]。
这一场文明对话的结果如何，历来史学界众说纷纭。
就我认为，这一次的西学东渐，层次深，范围广，规模宏大却影响甚微。
这场文明对话，仅仅盛于明末清初之际几十年，而在清王朝之后漫长的历史中，却几乎杳无音迹。
因它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过于夸大它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都有失偏颇。
它确实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明清之际陈腐的社会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但是，却没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革。
这些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也终究没能帮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
它的声音，也直到晚清的枪声炮雨里，才被重新唱响。
西学东渐实质上是一场文化传播，这场传播是以传教士为引导的，以中国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为主力的。
由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最初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
清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与中国的文化变革
清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与中国的文化变革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仅发生了许多重大政治和社会变革，还迎来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影响。
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的文化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清代初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将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引入中国。
他们教导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宗教、语言、科学和技术，并传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
例如，传教士们将西方的音乐、绘画和雕塑艺术引进中国，使中国人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样化的艺术形式。
这些新的艺术风格为中国的绘画艺术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创作方式，促进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和变革。
思想和哲学方面，西方的启蒙运动也深刻影响了中国。
在清代中后期，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人权思想，他们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问题，并试图用西方的理论和思想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思潮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变革，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基础。
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对清代中国的文化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知识，中国学者通过学习和研究这些知识，逐渐摆脱了封建迷信和儒家的束缚。
他们开始注重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例如，西方的地理学和地图制作技术对中国的地理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地理学家开始创制更为准确和详细的地图，提升了中国的地理知识水平。
西方的文化影响还体现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
西方的进口商品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
例如，咖啡、巧克力和西式面包等西方食品逐渐被引入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中，西方式的家居装饰、服饰和娱乐方式也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
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变革和发展。
然而，西方文化传入也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一些中国学者担心西方文化的冲击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
他们认为，西方文化的传入会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导致中国的社会道德沦丧。
因此，他们提出了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
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与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与影响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文化开始有了一系列的接触与交流。
这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给中华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启迪。
在这段历史中，既有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改变。
这些接触与交流，无疑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首先，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
这些传教士以布道为名，实际上传播了西方的宗教和文化。
他们携带着最新的科学书籍和研究成果，介绍了欧洲的地理、天文、数学等课程。
通过传教士们的传授，中国人开始接触到更广阔的知识领域，并吸收了一些西方科学知识，比如数学和天文学等。
这无疑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更新与发展。
其次，西方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艺术领域。
随着传教士的到来，西方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形式也逐渐传入中国。
明代的中国画家便参考了西方的透视法和油画技法，丰富了传统国画的表现形式。
另外，即便是传统的文人画，也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影响，呈现出一种独特而丰富的艺术风格。
在音乐方面，西方的器乐和乐理也在中国受到了关注和学习。
传教士与中国音乐家的交流促进了西方音乐元素的融入，产生了许多跨文化的音乐作品。
比如明代道士李之藻在其作品《太音新声谱》中，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进行了有益的结合。
这些新的艺术形式无疑为中国的艺术界带来了新的想象和创造力。
此外，西方的科学观念也对中国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思想一直以来都比较弱势，宗教和哲学的色彩更重。
然而，西方传教士的到来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引领了科学思维的发展。
传教士向中国人介绍了最新的科学方法和理论，如伽利略的地心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
这让中国人意识到科学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积极拥抱并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成果。
这种科学观念的传播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对西方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其精神内涵和价值观也深深影响了西方。
西方教会在重庆的活动及影响
西方教会在重庆的传教活动及影响秦路华2010035123 管理学院工程管理2010级1班摘要：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最早可追溯至明朝万历年间，当时最著名的是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而最早进入重庆传教的，据法国传教士古洛东《圣教入川记》记载，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
他们于明末崇祯年间到重庆开始传教、定居。
1895年，《马关条约》开放重庆为商埠，更多的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内地，西方教会随之在重庆迅猛发展。
如今，就连重庆的许多乡镇依然可以看到百年前建造的天主教堂。
关键词：重庆天主教堂耶稣会利玛窦利类思一、外国传教士何时进入重庆千百年来，重庆得两江之便，形成一个内陆商埠。
外国人进入以前，中国人自己做买卖，经营着这个封闭市场。
从外国人进入这块土地到重庆开埠，有约200年的发展过程。
重庆这个地方的对外交往，首先是外国传教士的进入,然后才是外国冒险家的“撞关”。
这是开埠的前奏。
外国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条款》、《马关条约》，使重庆开埠得以实现。
可以说，重庆这个门户，是在威逼与屈辱下被“撞”开的。
外国传教士进入重庆，大约要早于鸦片战争二百年。
明末崇祯年间，意大利籍神父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先到成都。
然后到重庆传教、定居。
1696年（清康熙35年），法国“司铎”（神父）梁宏仁、毕天祥在重庆定远坊杨家十字建天主堂。
1702年（清康熙41年），法国传教士建“光华楼教堂”（1860年重建为天主堂）。
1850年(清道光30年)，法国泰神父到江津接管天主教教务。
1856 年（清咸丰6年）,法国神父范若瑟在重庆就任“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川东教区”主教。
随即在重庆及川东各州、府、县派驻教士，建立教堂，发展道徒。
1864 年(清同治3年),耶稣教《内地会》进入重庆。
1881年(清光绪7年),《美以美会》在重庆建总堂。
以后《美道会》(1882年)、《复临安息日会》、《圣公会》、《浸礼会》等等相继进入，广为传教。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与文化传播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与文化传播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逐渐涌入中国，他们除了宣传天主教信仰之外，还带来了许多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
这些传教士的存在，对中国的文化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传教士的活动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数来自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家。
他们主要活动在广州、澳门、福建、河南等地，担任天主教的宣传工作，并与当地的士绅、官员建立了关系。
这些传教士还翻译了一些西方哲学、科学、医学等方面的著作，使中国人民有机会认识到西方文化知识和科技的最新进展。
二、西方文化传播西方传教士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传播到中国，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
他们通过翻译、出版、演讲等方式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文化、宗教、思想以及药物等方面的知识。
其中最有名的翻译者是利玛窦，他将欧洲文学、哲学、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向中国人传递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
这些知识的传播有利于开拓中国人的视野，增加了他们的学识，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
三、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影响西方传教士所传达的知识和文化，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从西方传教士那里了解到的和汲取到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形成了独特的交融。
这种交流不仅扩大了中国人的知识面，还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四、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推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不仅传承了天主教信仰，还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他们传播的知识包括西方文学、艺术、音乐、药物等，这些知识和技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
传教士们不仅带进了新思想，还传授了许多新技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当时他们传播的必然有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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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l历史影响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l历史影响考察20世纪西方汉学的起点，必须谈到清末传教士在这方面的活动。
同时研究在华传教事业也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在一定的意义上，传教士不仅在华传播西学，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近代西方最初是通过传教士来了解中国的。
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和西方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会一再落在传教士们的肩头。
这事实上是和西方特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
中世纪以来的教会一直是欧洲学术文化的中心。
教会建立和控制各种学校，一直到近代都是欧洲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教育和宗教、科学和宗教经常在同一个机构中成长和发展、冲突和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这种情况仍然部分地保留下来。
美国直到19世纪末，大部分大学都是由教会创办的。
可见教会与教育学术关系之密切了。
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Demieville）评论利玛窦等的活动时说“这种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彻底地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使它归化，而同时还有一种完全是科学方面的目的，这就是推动更透彻地认识中国，这并不是为了有益于中国，而是使欧洲受益。
”⑴欧洲彻底地认识中国是否也对中国有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传教士充当了汉学研究的先驱，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有到中国的传教士可以担当起这个历史的任务。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
19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和北美工商业的发展，通商贸易、殖民扩张成为当时世界的潮流，更多的传教士梯山航海赴东洋。
中国再度成为传教士写作的主题。
如果说明清之际传教士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还能数得过来的话，那么晚清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已经多得不计其数了。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统计了1867年在华的338名传教士的出版物，其中仅以中文发表的就有787种⑵。
传教士成为多产的写作者，担当了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角色。
毫无疑问，早期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有许多不利的条件。
第一，起初，他们大多数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所知不多，其中有一些例外，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被称为当时欧洲最通晓中文的人材。
理雅各（JamesLegge）“深通中国文字”；郭士立（CharlesGutzaff）擅长中文且能讲官话和几种方言。
但是学好中文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时人称他们用中文写的东西“词义不可甚晓”。
马礼逊自己承认中文知识有限。
在这种条件下要完全理解中文资料显然是有困难的。
第二，他们是外国人，是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要洞察有几千年历史、包含了儒佛道多种因子的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是不容易的。
第三，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文化蒸蒸日上的时代来到中国的，心理上强烈的优越感，使他们在观察东方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某种程度的偏见，把一孔之见夸张为普遍结论。
但是，作为冷眼旁观的外来人，他们的研究也有显然的优势1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
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
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
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
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
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
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
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
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
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
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
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
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
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
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5 传教士与最早的东学西渐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
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
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
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
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Cobo,?--1529）。
“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
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
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
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
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
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
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
1661—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
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
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
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
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
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
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
一九二0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8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
《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
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 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