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在华贡献
1 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贡献
靠着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爱以及他们的牺牲，使得福音在中国传开。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有负于历史。
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在向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时，一个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他们的宗教？”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生在“新中国”的这一代知识份子，在国内所接触到的有关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资料都是负面的。比如，在华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基督教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就如去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将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册封为“圣徒”之后，《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指名道姓地抨击那些所谓的“圣者”，说他们有的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有的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的是“在由于外国传教士 凭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于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 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的中国教徒”（见《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署名为“史岩”，《人民日报》2000年10月3日）。
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天主教传教士的，但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并无明显的差别，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丘之貉”。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无论是作为基督徒，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学人，都会感到有负于历史，有负于前人和后人，也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在这里，我完全无意于美化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全部行为。西方传教士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有的弱点和局限。他们当中会有一些信仰不纯正、行为有缺失的人，也会有一些对中国人抱有深刻种族偏见的人，会有一些滥用西方人所拥有的条约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的人。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西方传教士 背离自己的职责及对神对人的信实，采取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动。对此，西方教会史家，特别是一些原驻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多的反省，我们中国基督徒更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之遮掩。
然而，承认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行为有失误和不足之处，和全盘否定其在华宣教事业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50年代，这将近150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一笔抹煞。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提纲式的简述。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文字的通俗化 2 中国当时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民众日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几乎无法正常地阅读和写作。那时高达90%以上的老百姓是文盲，这虽然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传教士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把福音传给一般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书面语言通俗化。他们用接近通俗语言的“浅文理”（即简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头语言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而这是在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式登场的半个世纪之前。
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他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国人。后来的许多传教士也仿效其做法。例如，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牧师梁发所著的福音小册《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广泛流传，影响了许多人。甚至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都是在这本小册子的影响下，决定发起“拜上帝会”的。到1860年，大约有100万份福音单张分发出去，1890年增至近200万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370份。这些文字不只传播了福音的种子，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广文字通俗化，扫除文盲，提高底层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
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端。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音、培养信徒信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马礼逊初到中国时，中国尚不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教堂和学校。所以他和米怜、梁发等人，于1816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开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先河。从那以后，特别是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式的近代化学校就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在中国大地上兴旺起来。
在1876年，还只有不到6000名学生 在传教士办的学校就读，而到了1889年就增加至近17000名。那时候，进外国人的学校还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所以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大多是生活无着的贫困人家的孩子，甚至是被遗弃或失去父母的流浪儿。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教会学校已经蔚然成风，日益成为中上阶层家庭所追求的目标。远在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之前，传教士们就早已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高等教育方面，传教士们也同样是中国近代专业教育的先行者。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淡江大学等许多名校，都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
中国人出洋留学在今天已不是新鲜事，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很多王公贵族宁愿砍头，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洋蛮邦”去。而开创中国人出国留学先例的，同样是西方传教士。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容闳，他于1847年被一位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S. Brown），带到美国东北部的康乃狄克州，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完成学业。他回国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选召120名小留学生，于1872年由他亲自带领去美国学习。自那以后，中国各地出国留学的人便逐渐增加。到上世纪初，出国留学已经成为各阶层青年学子争相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
医疗卫生事业
在介绍西方先进的医药知识及卫生制度方面，传教士也是功不可没的。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设立小型的医院。此后他们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创办医院。不仅是为了传福音，也是看到了当时中国人的切实需要。传统的中医药，虽然在治疗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上有其独到之处，但在治疗急性病和传染病方面往往毫无办法。比如当时流行的霍乱、鼠疫、 3 猩红热、脑膜炎、肺结核、麻疯病等，中医药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因为对微生物的传播特点几乎没有什么认识。传教士医生把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手段带到中国来，帮助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完全没有能力看病求医的贫穷人士。传教士也尽可能把一些建立在生理学和生物学知识基础上的西方卫生观念传递给中国人，使他们开始形成合乎卫生学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只知道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为八路军建立战地医院，怎样不辞辛劳为中国军民治病，甚至在血液不足时为病人输他自己的血。很少有人知道，远在白求恩医生来华之前，早已有数以百计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默默奉献，像白求恩一样不时用自己的鲜血抢救中国人的生命。有的传教士医生在十分偏僻的隔离区建立麻疯病院，长期和麻疯病人生活在一起，想方设法为他们治病，给他们爱，向他们传福音。那时，就是麻疯病人的亲人都不敢接近他们。正是这些“上帝的使者”的努力，才使国人慢慢地打破了对麻疯病的盲目恐惧，建立了麻疯病也可以治愈的正确观念。
中国的近现代医学教育和医药科技，也同样发端于传教士所创办的医科大学和临床观察研究。中国著名的协和医院、华西医科大学等，都是传教士所创办的。我在〈基督教传教士在禁止鸦片贸易中的历史贡献〉（《海外校园》第29期）一文中提到，在鸦片贸易的初期阶段，人们对鸦片的看法就像二十世纪中期人们对香烟的看法一样，大多认为吸食鸦片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嗜好。因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军民百姓都趋之若鹜。而正是传教士医生，在临床观察中积累了大量鸦片毒害人身体，破坏家庭生活的资料，并在他们本国信徒的协助下，发起了抵制鸦片贸易的运动。经过他们长期的抗争，终于迫使英国政府立法，取缔了鸦片贸易。
扶困济危、帮助弱势
传教士秉承主耶稣关怀“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太25:40）的精神，每到一地，都从帮助弱势群体切入。他们建立孤儿院，收容孤儿和弃婴。著名的“扬州教案”，就是因“传教士收集婴儿，用他们的肢体和器官制药”这样一个恶意的谣言引起的。其实是传教士常常出于爱心收容孤儿和弃婴，而那些孤儿和弃婴有很多 本已身体虚弱，甚至患有不治之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死亡的几率必然高一些。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孤儿院里常有小孩死亡被埋葬，出于对外国人的偏见，就认定他们在虐杀婴孩。再加上一些排外情绪很重的士绅和官员的怂恿，便发生了暴民围攻内地会驻地的事件，致使戴德生和他太太等多人被打伤。
传教士不但收容孤儿和弃婴，而且为他们设立学校，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也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成为有能力自立于社会的人。在抗战期间，两位内地会的女传教士为了把她们所管理的孤儿学校的孩子们转移到大后方，竟带着他们从山东，经过河南，一步一步地走了数千里路，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一直走到陕西某地，才得到了其它传教士的接济。也是在抗战期间，河南一家传教士医院的女性医护人员，冒着自己被日寇强暴的风险，保护了在医院里避难的数百名中国难民，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
救济灾民也是传教士经常做的工作之一，无论哪里发生洪涝灾害，流行疫病或者战争，哪里就有传教士的身影。美国女传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在山东传教近三十年。她为了帮助灾民，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出来，致使她自己长期营养不良，去世时体重只有三十七磅。
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
传教士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妇女，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冲击力。传教士是兴办女学、传播男女平等观念的发起者。他们把很多出身贫困家庭的，或失去父母的，或被遗弃的女孩子，培养 4 成了女教师、女护士、女医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树立了尊重妇女，提高妇女地位的实实在在的榜样。很多人都听说过传教士反对裹足陋习的事，其实传教士在反对童婚、纳妾、奴婢制度、包办婚姻、贩卖妇女等中国社会的传统弊病方面，也都不遗余力。
后来，随着基督教教育体系的发展壮大，全国各地的教会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识份子，她们和男子一样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科技、医疗、护理、新闻、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虽然不能说传教士就是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的唯一推动力，但他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首开风气之先河的功劳，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抹煞的。
让国人直接认识真理
新教（更正教）传教士，秉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传统，每到一地，必先将圣经译成当地的通行语言，好使当地人直接从圣经中认识上帝和耶稣基督。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献给中国人的。
利玛窦四百年前传教方式仍启迪后人
利玛窦四百年前传教方式仍启迪后人
2011-08-06 07:27:27 作者：鲁德 来源：基督日报 浏览次数：18 网友评论 0 条
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安息主怀。他將自己后半生26年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中国，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之后，就再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26年的传教实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遗产。
2010年为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罗马、台湾、中国內地等都举行了国际研討会。特別是在中国內地藉着上海世博会期间对中西文明交流探讨的推动，其一系列纪念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的活动也达到了高潮。同时，內地主流媒体亦对利玛窦本人所折射出的信仰与坚韧的精神、中西文明的碰撞与融合等众多方面表现关注，纷纷以深度长篇报道与解读的方式来回顾利玛窦四百年前的来华传教、利玛窦的贡献，以及对于今天中西交流的启迪。
这些文章包括：《光明日报》全文刊载了社科院教授杨义上个月在澳门大会的演讲《西学东渐400年祭：从利玛窦、到上海世博会》，《南方人物周刊》最近有一期以利玛窦作为封面人物，《利玛窦：四百年前的远征》长篇回顾了他当年艰难环境中的开荒与播种以及带给中国人的丰富遗产，《南风窗》的《利玛窦与晚明的辛苦遭逢》再次肯定他是“有史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杰出的文化桥梁”，《科技日报》一篇《有一种力量叫“利玛窦精神”》称，利玛窦的信仰、坚韧、友善、博学和融合形成了“利玛窦精神”，以及《东方早报》的评论《利玛窦的能量》、《新京报》的评论《聆听利玛窦穿越400年的回声》、《华尔街日报》的观点《利玛窦在华传教方式启迪后人》等，都多方位的回顾了利玛窦在华事工的曲折历史，并对他的人格、精神以及贡献予以敬意。
透过这些文章，让人看到不少利玛窦当年传教时所留下来的一些感受与经验、以及对当年他的传教方式的探讨。
谦虚态度对融入中国帮助甚大 不少评论认为，如《新京报》的资深媒体人陈季冰在《聆听利玛窦穿越400年的回声》中说到：“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们在中国传教活动总体上是相当成的，这主要应当归于他们採取的策略”。
汤若望在华传教之得与失
汤若望在华传教之得与失
安双成
【期刊名称】《历史档案》
【年(卷),期】1996()3
【摘 要】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许多西方传教士怀其所学,梯山航海,来到中国,一方面从事传教工作,以扩大耶稣会在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以其所学,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就是其中一位极具影响的人物。本文试对他在中国传教的得与失进行探讨。 一 天主教在清初迅速发展 自明嘉靖后期起,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坚持教规原则,要求领洗入教的中国人不论姓名、服饰、习俗等等,一律按西方习俗加以改变,所以在这一时期耶稣会在中国的工作进展相当有限。自万历前期起,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来到中国以后,改变了以往的方针,将传教工作尽量与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要做到传教本土化。他们学习汉文,研读四书五经。
【总页数】5页(P78-82)
【关键词】汤若望;天主教;在华传教;西方传教士;杨光先;耶稣会士;许之渐;钦天监;本土化;邪教
【作 者】安双成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B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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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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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
作者：谢智慧 石济瑄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15期
摘 要：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包括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以及利玛窦（P.Matteo Ricci 1552-1610）等都是对汉语有一定了解甚至是精通汉语。在罗明坚和利玛窦之前，已经有不少先驱为他们在华的语言学习和传教铺了路，包括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1]、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2]等人，但是他们在华的时间较短，而且缺少史料，故将重点放于传教士利玛窦的语言学习和生活，另外利玛窦在华传教的时间较长，接触的语言问题较多，较有代表性。故本文重点讨论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本文分别从传教角度看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从利玛窦在华的语言学习看外语习得两个角度分析总结了利玛窦对于中国语言发展的贡献，得出虽然利玛窦包括后来的传教士对汉语作出研究都是为了传教的目的服务，但利玛窦间接地为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以及汉语传播和教学添了一砖一瓦。
关键词：利玛窦；语言学习；传教士
作者简介：谢智慧，第一作者，女，广东省中山市人，就读于陜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汉语言文学创新实验班；石济瑄，第二作者，女。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3
一、前言
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包括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以及利玛窦（P.Matteo
Ricci 1552-1610）等都是对汉语有一定了解甚至是精通汉语，但要注意的是，实际上，早在唐朝时已有最早来到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宣教的耶稣会士，当时基督宗教在华的名称为“景教”[3]，但由于在华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关的史料也较少，所以在此不作讨论。另外，学界往往根据传教士在宗教传播上的贡献将罗明坚和利玛窦等称为第一批来华传教士[4]，原因是他们来华才真正开始了基督宗教的传播并且产生较大影响，但本文关注的是传教士在华的语言生活而不是宗教上贡献，第一批的定义在此则不适用。在罗明坚和利玛窦之前，已经有不少先驱为他们在华的语言学习和传教铺了路，包括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5]、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6]等人，但是他们在华的时间较短，而且缺少史料，故将重点放于传教士利玛窦的语言学习和生活，另外利玛窦在华传教的时间较长，接触的语言问题较多，较有代表性。故本文重点讨论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
近代史上著名传教士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华40余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伯驾 Peter Parker 美国传教士，医生，外交官。1834年他受美国美部会派遣来到广州，是基督教差会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兰街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开办的新式医院，它是后来著名的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1838年，伯驾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华医药传教会”副会长。1839年他曾为林则徐治疗过疝气。伯驾还是美国政府驻广州领事的秘书和翻译，战争期间伯驾回到美国，向美国政府主张对华开战。1844年，伯驾与裨治文随美国顾盛使团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与签约。伯驾有一句名言：“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曾呼吁美国出兵与英、法分占台湾、舟山、朝鲜。
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美国传教士，美国赴华传教第一人。裨治文1801年生于马萨诸塞州，1829年9月神学院毕业后，接受美部会（公理会）派遣，成为该会第一个赴中国传教的传教士。1830年2月25日，裨治文到达广州。1832年5月，英文《中国丛报》在广州创刊，裨治文担任编辑。1851年停刊之前，该报共出了20卷，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期间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详细资料，也记载了当时的中外关系和外国人在华活动情况，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重要文献。1834年，广州外侨组织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裨治文为秘书之一。1836年，他又担任新成立的“马礼逊教育会”的秘书。鸦片战争前夕，他曾在现场目睹了虎门销烟的过程，并与林则徐见面会谈。其后他又与林则徐的代表进行最后磋商，试图避免战争，但他没能说服中国人。1840年，当英国政府决意开战后，裨治文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鸦片战争后期，美国派遣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美舰来华，探测事态进展，裨治文担当了加尼的翻译和助手。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过程中，裨治文是美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
南怀仁到底做有哪些成就 竟然能受到康熙的重视
南怀仁到底做有哪些成就 竟然能受到康熙的重视
本文导读：
(南怀仁)
南怀仁(1623-1688)是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原名费迪南维尔比斯特。南怀仁来自比利时，自幼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大多数传教士一样虔诚的信仰使得他对传教这件事情抱有极大的热情，最初来华被分配到陕西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后受宫廷传教士汤若望的邀请成为清廷的一名官员。明末天启二年(1659年)来华至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将近30年间，南怀仁较早地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和文化，为中外交流和中国近代化发展做了突出贡献。
南怀仁在华贡献之一是通过“历法之争”改变了清代传统
的天文历法，采用西方科学算法推算历日。康熙三年(1644)，钦天监朝臣杨光先以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上书弹劾汤若望，但是此时的汤若望已经73岁高龄且患病无法言语，所以南怀仁主动代替这位敬重的长辈进行辩驳，以科学实验方法进行论证，最终在这场“中西历法之争”中取得胜利，并由此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信任，重掌钦天监。
(汤若望和南怀仁)
南怀仁在华贡献之二在于他在朝为官之际制造的一批火炮和天文仪器。康熙八年(1669)，南怀仁重掌钦天监之后制造一套天文仪器，共六件。有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及天体仪，并写了一部《灵台仪象志》介绍了仪器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叛乱之际，南怀仁奉命制作了一批轻型火炮，进一步得到了康熙帝的信任。
(康熙皇帝)
南怀仁在华贡献之三是其在1671-1688担任康熙“帝师”之职时为康熙皇帝传授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诚然，南怀仁如此做法有扩大西方传教士在华势力的缘故，但是从另一角度说，康熙帝作为皇帝如此热衷西学，对西学在华迅速传播有重要意义。康熙十五年(1676)，南怀仁还在中俄交流中担任翻译，促进了中外之间的交流。南怀仁在华所做贡献非常突出，这里只是列举了一些。但是作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他自身的身份和职责要求他终归还是要为西方帝国主义服务的。
利玛窦传教——精选推荐
浅析利玛窦的文化交流方式
摘要：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话
的新时代，它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经验。其中利玛窦是明
末传教的耶稣会中最著名的人物,他在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和将西方文化传到中国
即在“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两个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关于利玛窦传
教的研究文章很多，本文就从利玛窦的文化交流方式着手，简要分析一下利玛窦
在中国的传教。
关键词：利玛窦；易服；儒学；士大夫
利玛窦1552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的中部教皇邦安柯那（Ancone）省的
马塞拉塔（Macerata）城。1561年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十六岁时奉父命
到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77年，利玛窦参加了耶稣会
派往印度传教的教团。1578年3月24日，他从里斯本乘船驶向东方，同年9月
13日抵达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活动的重要据点——印度的果阿（Goa）。1582年4
月，他被派往中国传教，8月抵达澳门，学习华语。从此，利玛窦开始了在中国
传教、工作和生活，足迹先后遍及澳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1610
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终年58岁。他只活了58岁,而其中的后28
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并且死在中国,埋在中国。
利玛窦是作为西方传教士的身份到中国传教的，他一到中国就立即学习汉
语，汉语的精通程度已经达到了能阅读中国典籍的水平。他在中国居留时间之久，
对中国文化了解、认识之深，是他以前的西方人无法比及的。如果要推西方的汉
学家，利玛窦当是首位。一位传教士，最终成为一个汉学家，这与利玛窦本人对
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掌握、认识是分不开的。在传教过程中，他看到了中西文化
的重大差别;面对这一现实，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必然要解决基督教传教团与
传教所在国之间的文化冲突。利玛窦的作用及价值，不在于他是一位西方传教士，
而在于他是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把哥白尼、欧几里德介绍给中国，也把孔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及其影响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9年第
2期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
刘晓多
在近代中国
,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
,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
,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
传教活动
,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
: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
,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
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
;间接传教是采取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兴办学校、举办慈善事业(医疗、慈
幼、救济)等方式。在间接传教中
,创办报刊是传播迅速、影响较广的一种传教方式。从
19世纪初到
19世纪末
,西方
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百种报刊
,发行范围扩及全国各省及沿海和内地各主要城市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本文就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一探讨。
一
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
1842年为界限
,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
1815年到
1842年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
,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
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
一批中外文报刊
,这些报刊主要有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
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
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
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
1833年创办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
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
鸦片战争前
,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禁止外国人在华传教。因此外国传教士无法在中国内地立足
,其创办
报刊的活动也被限于南洋一带的华侨聚居区和广州、澳门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当时传教士所办报刊大多是中文报
刊
,主要以华侨为发行对象
,多为普通平民
,发行范围主要是在民间
,目的是想通过华侨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只有
利玛窦传入的西方数学对中国科学的影响
1 一、利玛窦传播西方数学的主要活动
明清之际，西洋传教士来华及西学东渐，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来华的传教士有数百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李约瑟说过“利玛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精通语言，也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当时的中国科学，在经历了宋元这个以数学为代表的科学极盛时期后，科学的发展脉络就出现裂痕。明代以后，欧洲逐渐步入资本主义社会，近代科学受到生产力的刺激发展起来，而中国的科学却因为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原因停滞了。所以，利玛窦在这个时期带来的西方数学思想及其翻译的不朽巨著《几何原本》等数学著作给中国数学乃至整个中国科学带来了一次非常大的震动和冲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实质性交流始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入华，荷兰当代汉学家许理和认为这是中西文化之间最纯粹的一次文化交流。利玛窦带来的数学思想和数学著作，使封闭的中国大门向西方敞开了。《几何原本》的实用、天文观测的准确以及近代初等数学对中国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给包括中国数学的中国科学带来了曙光。利玛窦带来的数学文化，在推动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同时，还使得中西数学文化产生了剧烈的碰撞和融合，中国数学由此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这次变革也推动了中国科学史的发展进程。胡适和梁启超认为，清初学风之变、朴学兴起和西学传入有直接联系。对于中国科学，除了地理学、天文学和数学等缺少系统科学理论指导的具体学科发生质的改变之外，科学思想的务实精神、科学研究方法的从格物穷理到实事求是，以及学者们对待科学的态度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统治阶级对待科学的态度，使得中国科学由在传统领域内的故步自封、徘徊不前到开始逐渐涉足和研究新的、无限的、变量的、连续的学科领域。数学等学科的发展，对于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乃至明末清初以后的中国社会都成为一次意义重大的概念性革命。一些全新的、革新的观点和知识方法带着巨大的文化和智慧，让中国科学开始重新审视自然和宇宙，由此导致了中国的科学革命。近代知识体系的雏形初步建立，中国科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科学界的面貌为之一新。
浅谈“西来孔子”艾儒略的学术贡献及与利玛窦的比较
百科论１云 浅谈“西来孔子＂艾儒略的 学术贡献及与利玛窦的比较 梁瑶（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００） 摘要：明末来华传教士艾儒略（Ｊｕｌｉｏ Ａｌｅｎｉ，１５８２—１６４９）是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１６１３年来到中国，１６４９年逝世于福建延平。他热 爱并精通中国文字与文化。在华期间著有多部科学著作，在达到其传教目的的同时为中国的科学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他被称为“西来孔子”，并 与利玛窦并称为“利艾”。本文主要研究艾儒略在华传教过程中在天文地理数学等科学学科的学术贡献，对中国明末社会的影响以及他与利玛窦 之间的比较。 关键词：艾儒略 传教 科学活动 利玛窦 一、艾儒略的生平活动 艾儒略从小聪慧好学，曾进入著名的罗马学院学习，１６０８年成为 神父，并且是当地著名的神学家和数学家。１６０９年得到罗马教廷批准 到中国传教。最初滞留澳门三年学习中文，并且准确预测过一次日 食，名声斐然。１６１３年到江南，北上北京，结识了徐光启。徐邀请他 到南方传教。南京教案发生后传教受到限制，他辗转来到杭州。在杭 州期间写了大量著作，介绍西方的地理，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其中以《职方外纪》，《西学凡》最为有名。１６２４年受当朝阁老叶向 高之邀请到福建开始传教。在福建度过了人生最后２５年。在福建期 间，他的足迹遍布福建的大小城镇，结识当地的知识分子，文人，高 管达贵，为便于传教写了并翻译了多部科学著作。１６４９年，身患重病 许久的艾儒略安详的离开人世。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度 过的。他不愿万里，东来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 二、艾儒略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艾儒略大部分中文的科学作品及翻译作品都发表于他住在杭州这 一时期。艾儒略以科学传教为路线，书写了并翻译了大量科学书籍并 同时翻译了大量宗教书籍。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除了 艾儒略在传教方面的巨大成就，通过其著作输入的西学为西学东渐做 出了巨大贡献，其成就主要分一下几个领域： １．天文学 在《职方外纪》、《西方答问》、《口铎日抄》等著作中，他传播 了由利玛窦带来的托勒密“地球中心说”。他介绍了西方历法知识， 在当时中国士大夫激烈争辩是否采用西历时，他肯定了用西历修中历 的可行性。此外，他还介绍了ｔ３月交食、极昼极夜、月亮表面明暗差 别，并曾刻印“浑天星球之图”，以介绍西方星象学。 ２．地理学 艾儒略在地理学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职方外纪》中。它是明 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用西方宗教地理学观点写成的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地 理书籍。在此书、《万国全图》、《西方答问》等著作中，他传人西方 地球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包括：地圆学说，五大洲说，地球经纬度知 识及地带划分，东西时差；传播了世界海洋知识，世界新航路知识， 其中包括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的哥伦布航海事迹及另外两次重要航行 及当时东西交通的两条主要航线。 ３．数学 在《西学凡》及《职方外纪》中，他曾简介过数学学科及其重 要性。而《几何要法》则集中体现了其所输入的西洋数学知识。 ４．医学 在《西学凡》、《西方答问》、《性学桷述》、《职方外纪》中，他 传播的西方西学知识有：第一，解剖生理学。主要有构成人体本质的 四行四液学说、消化系统的三化学说、关于人体血液运行的灵气说； 此外，还分别论述了神经、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原理与功能， 五官与脑的关系，记忆、睡眠与梦的形成原理，介绍呼吸系统的肺、 膈、气管，讨论了呼吸与循环的关系等。其中，他第一次传人了古希 腊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关于大脑为人体一切知觉总汇的知识。第二， 病理学。艾儒略介绍了古罗马医学家、解剖学家盖伦（Ｇａｌｅｎｏｓ）等人 “液体病理学”知识。第三，药物学。他曾介绍过炼制药露法，许多 西方医生采用的药物，如在《职方外纪》、《西方答问》中提到的椰树 实、阿力满、山狸、未白刺、蝎子等可人药的动植物。第四，西医诊 疗法。在《西方答问》中提到过诊断法，在《性学糖述》中介绍过 耳聋、耳呜、哑等病症的成因与疗法。他还介绍过欧洲黑死病及其疗 法，这可能是其在中国的最早传播。 作为晚明首屈一指的传教士，艾儒略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带到 了中国来，带来了新的科学哲学思想。“明末清初那一点科学萌芽， 都是从耶稣会教师手中稗贩进来……”，“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 著译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西 学的传人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开拓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眼界。 是中西方文化一次正面直接接触，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三、艾儒略与利玛窦的比较 利玛窦与艾儒略两人被学界并称为“利艾”和“一代巨人”，两 人基本采取相同的传教策略，用西方先进的科学著作吸引上层人士的 目光，获得认可，曲线传教。因此两人在西学东渐这一浪潮里起到巨 大推动作用，翻译创作了多部作品，设计各个科学学科。同时两人都 是精通中国文化的大儒，利玛窦是第一个用拉丁语将中国的《四书》 翻译到欧洲去的人，在那里产生了广泛影响。艾儒略是继利玛窦之后 中文程度最好的传教士。饱读经史子集，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他的 中文著作超过利玛窦，有３４部。利玛窦被称为“西儒”，而艾儒略则 被称为“西来孔子”方豪说“在中国天主教外来传教士中，在没有比 艾儒略更受学者欢迎的。《圣教信微》中他被誉为‘西来孔子’这样 崇高的尊称，连利玛窦也没有获得。”足见当时他受广大知识分子的 极大欢迎。虽然利玛窦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地位也比艾儒略高很多，但艾儒略在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 力，起到的作用也十分巨大，他的科学著作和译著也有极强的生命力 和影响。两人皆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做出了巨大贡献。 艾儒略一生致力于天主教在中国地区，尤其是在福建地区的传播，而 且采用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传教方法，使其传教事业达到了顶峰。通过其努 力，他为自己赢得了“福建宗徒”的美称。他有渊博学识，与中国知识分 子广泛交游，虽然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略显逊色，但他所传播的地圆学说、 西方地理知识、哥伦布航海新发现、西方风土人情、教育制度等知识及对 汉语言的贡献，是均比他为之献身的传教事业更有生命力与影响力。因 此，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亦被誉为“西来 孔子”，与利玛窦并称“利艾”、“一代巨人”。而且这样的称呼，就连开 创中国传教事业的利玛窦也未曾获得过。为了更好地传教，他用汉语著述 的著作，数量多达２４种，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工程，他成为 利玛窦之后汉语程度最高的传教士。 参考文献： ［１ １马祖毅．中国翻译史．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Ｐ１４７ —１４８． ［２］方豪．中西交通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３］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上海书店据中华 书局１９４９年版影印． ［４］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 ｌ孙玲．明未来华传教士艾儒略研究．河南大学． ３４６ 现代企业教育Ｍ０ＤＥＲ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
对“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评价
对“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评价
200
多年前，有一个英国小伙子为了到中国来，孤身一人乘船横渡大西洋，绕南美洲到
美国再到中国，在大海上飘了
8
个多月！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终于在
1807
年
9
月
7
日登上了中国大陆。他是幸运的，因为
200
多年来，类似他这样“飘”过来的洋人，有
1/3
死在了大海上。
他就是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受苦受难来中国呢？一定会有许多人想不通，
不为挣
钱，
不为占领，
只是为了给这个古老的国度传达一个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谈的消息：
上帝是真
实存在的，
“叫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
奇怪吗？
2000
年来，已经有太多的人为了传达这个消息而死去，用鲜血铺出了一条永
生的道路。
今天，
依然有很多人在为此受攻击漫骂追捕关押，
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是传
福音的队伍却越来越壮大，脚步越来越坚定，声音越来越响亮。
真正的基督徒绝不会因为遇到阻挡而退缩，
一个人死去了，
千万个人站起来。
当初接受
马礼逊福音的中国人不过十几人，
他临死前对围住他哭的信徒们说：
你们不要哭，
百年之后
必结
10
万倍。他说得不错，今天，中国信新教的人至少有
5000
万了。
马礼逊
1782
年
1
月
5
日生于英国北部靠近苏格兰的一个村镇。父母是苏格兰长老会的
信徒，
他在基督教信仰熏陶下長大。
十二岁时即能背诵诗篇。
早年作过鞋匠学徒。
十五岁时
悔改重生，接受了耶稣为救主。进入奥克斯屯学院学习神学、天文学，医学，并开始学习中
文，为来中国传教作准备。至于他为什么在
15
岁的时候就想要到中国而不是别的地方去，
这个只有神最清楚。当时的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抵挡神的声音的国家了。
1807
年，马礼逊
25
岁的时候，被教会差派到中国传教，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来，也没
有船只愿意送他来，
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荒唐之举。
他只好饶着走，
在海上
漂泊了
8
个多月，终于在
1807
年的
9
月登陆中国。
当时的清政府对基督教是严禁的，
“凡刻印基督教书籍者处死”
。
而且严格控制洋人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