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讲-3)我国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史回望讲解

案例文本新时期我国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史回望从1978年算起，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已走过三十年的历程。

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还记得，三十年来，我国曾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这三次大解放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在今天，回望这三次思想大解放，对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对我们眼下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定有裨益。

（1）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破除个人崇拜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内容参见“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空前活跃，改革开放稳步推进。

在思想解放大潮中迅速推广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当时的9亿农民一下子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

当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8000亿斤的时候，中国人从此摆脱了饥饿，农村成了希望的田野！对外开放从经济特区开始突破。

（春天的故事画了一个圈）在文化领域，小说诗歌佳作不断，美术戏剧新潮迭起，各类思想碰撞激荡。

中国人脱下了清一色的服装，也摆脱了清一色的思索。

一场思想大解放，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2）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破除计划经济崇拜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多事之秋。

先是东欧的剧变，紧接着苏联解体。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

西方一些人士欢欣鼓舞，认为资本主义胜利了，社会主义失败了，东欧之后是苏联，苏联之后是中国。

我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

国内的形势也不容乐观，三年的治理整顿虽然使矛盾得以缓解，但我们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一些问题如权钱交易、官倒、收入差距拉开和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等，引起了群众的普遍不满。

改革开放遭遇严重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的头脑变得不那么冷静。

他们以传统社会主义的捍卫者自居，有人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有的文章直接点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改革开放就是引进资本主义；有些人对新事物不加分析地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比如，认为办经济特区、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都是在搞资本主义。

总起来一句话，就是问一问改革开放姓“资”还是姓“社”，表面上是问句，实际上已经回答，就是要保留旧的体制。

特别是其中对市场取向改革的严厉批评，实际上是提出了重新回到计划经济老路。

这种思潮还是很有市场，并且还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这严重阻碍了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在很多地方，谁再提改革开放，谁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嫌疑。

大家裹足不前，唯恐犯错误，被扣上发展资本主义的帽子。

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的经济上停滞，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

一些制度创新方面的摸索，诸如实行企业股份制的改革试点也就应声刹车，停了下来。

我国的改革开放又处在一个退与进的关口上，改革开放在理论上面临被上否定的危险，在实践上陷入停滞甚至局部倒退的困境。

不过，舆论界也有支持改革开放的声音。

1991年春节第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就发表了震惊全国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文章（当年是农历羊年）。

这篇评论以犀利的语言冲破压抑，以极大的激情去歌唱改革、鼓动改革，“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随后，该报一鼓作气又接连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文章，形成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系列评论。

自然，黄埔江畔的声音很快遭到来自党内外持否定态度者的反对和批判，一些大报大刊纷纷发表文章，谴责之声不绝于耳。

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

视频3分29秒他的谈话内容很多，其中他对姓“资”姓“社”的诘问作了回答：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里，邓小平首先是澄清了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不动步甚至退步的姓“资”姓“社”的问题。

其中，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解答，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这里，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严格区分开来，使我们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志的误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提出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上的准备。

《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以“东方风来满眼春”为题，发表了详细记述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工作的长篇通讯。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春风啊吹绿了东方神州，春雨啊滋润了华夏故园，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邓小平的谈话，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2月28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将谈话印发全党。

3月9日和10日，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在全党思想逐步统一的基础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最重大的突破，是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

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和中共十四大，解脱了姓“资”姓“社”的观念羁绊，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对旧体制的“破”全面走向新体制的“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许多“禁区”被打破，股票这个十分陌生的东西开始在深圳发行。

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对外开放和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在神州大地展开了。

亿万人民的创造力被激发，无数的市场细胞被激活，整个中国经济空前繁荣。

思想的解放带出了一个“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局面。

（3）冲破的是姓“公”姓“私”的束缚，打破所有制的公有崇拜第三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7年，以党的十五大为标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非公经济和集体经济如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都很有作为，但国有经济举步维艰、相当困难。

1994年国有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下降到50%以下，私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94年，我国已有私营企业主30多万户，在一些沿海省份，有的私企雇工超千人。

对此，党内外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种声音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表示失望，主张搞私有化；另一种声音当时非常突出，认为私营经济已经威胁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甚至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反对国家为国有、集体和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主张对私营经济动一动。

还有人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

显然，这场争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人把这场争论的问题概括为是姓“公”姓“私”。

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也没停止，连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党内大报也先后加入其中。

部门报纸如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地方报纸如上海的解放日报、深圳的深圳特区报等等，也都纷纷加入了讨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沉着地应对了这一复杂局面。

十五大前，江泽民同志在内部发表了两次极其重要的讲话。

第一次是1997年1月17日，他在同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谈话时讲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十个问题。

第二次是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

这两个重要讲话指明了在所有制领域推进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这次党代会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从十五大报告中，我们看到关于所有制一系列新提法，这些新提法实际上是回答了来自姓“公”姓“私”的责难。

P159-163 学术界对新时期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界定是有争议的。

争议的主要点是认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所解决的问题，是第二次大解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延伸，它们属同一层面，所以可以划归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延续之中。

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第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有无必要分开完全可以展开讨论，但必须看到，它在当时确实对人们解放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四、对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比较和思考回望我国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三次大解放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都贯穿一条反“左”主线；三次大解放都使干部群众打破了精神枷锁，带来思想的跃进，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

不过，在侧重点上，三次大解放各有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从哲学理念上突破，它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破个人崇拜，属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新。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在经济领域突破，它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打破的是计划经济崇拜，以生产发展为中心。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也在经济领域，但重点在体制创新，它冲破的是姓“公”姓“私”的束缚，打破了所有制问题上的公有崇拜，是第二次解放基础上更深层次的改革。

另外，在舆论声援上，第一、二次媒体跟进很强，社会舆论反响突出。

第三次重在引导探索，“左”“右”之争的激烈程度与前两次相比，有波澜，但不惊。

在时间间隔上，从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中间相隔14年，第二次到第三次间隔较短，只有5年时间。

总结分析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感到，在我们这种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人们的早期改革诉求大都着眼于衣食住行、温饱富裕这些经济层面的东西，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原有问题的解决，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问题又暴露出来，社会的改革要求也由此更加迫切，但基本还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

这一点比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生动再现。

如今的问题是，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距今已过去十一个年头，现在，当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与经济领域的政治因素发生碰撞；当经济之外的其它社会矛盾与改革中的经济问题产生摩擦；当经济体制改革渐行渐远，与现今尚为传统的政治体制产生距离不便匹配耦和时，我们是否思考过再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