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审判白皮书-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1 2016-2018年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审判白皮书 2014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中，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其中证人出庭作证又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一环。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第十二项专门规定，“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提高出庭作证率”。证人出庭作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点内容，具体而言，有三方面的助推作用：一是有助于实现从“书面”到“法庭”的转变，积极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二是有助于实现从“形式”到“实质”的转变，实现被告人的对质权；三是有助于实现从“简略”到“充实”的转变，丰富庭审举证质证方式。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改革精神，充分发挥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作用，我院以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为“突破口”，由我院刑一庭负责相关规范文件的起草工作，我院刑一庭、刑二庭、少年庭等刑事审判各部门共同承担，自2016年开始试点工作以来，截止目前，我院已开展了两年半的专项改革试点工作，现将我院2016年至2018年6月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情况通报如下： 一、我院推进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改革试点工作整体情况介绍 根据上海高院下发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试 2

点工作实施方案》，我院刑一庭承担“完善证人出庭作证机制”试点经验的汇总和相关规范的起草工作。在分管院领导的指导下，我院刑一庭会同刑二庭、少年庭、研究室起草了《关于推进刑事案件证人、鉴定人出庭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刑事案件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规则》等文件。2016年4月21日，我院召开了庭审实质化推进工作实施方案动员大会，将上述文件下发至我院刑事审判各部门，标志着我院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的改革正式拉开序幕。2016年6月，我院将上述文件上报高院，其基本内容为高院6月29日出台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六份改革指导性意见所吸收。之后，通过先试先行、逐步推进、定期总结，并结合2016年10月两高三部下发的文件精神，2016年11月25日，我院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共同签署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工作联席会议纪要》，其中就证人出庭作证等改革试点中的主要问题达成了共识，标志着检法两院开始共同探索证人出庭作证机制。我院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过半年的试点，于2017年5月26日共同签署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工作第二次联席会议纪要》，其中就共同试点以来出现的问题予以明确，进一步完善了两院共同推进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证人出庭作证试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3

二、我院推进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分析 年度 审理一、二审案件数量 一审案件数量 二审案件数量 出庭作证的案件 出庭作证的人数 侦查人员出庭的案件 隐蔽作证的案件

2016年 1595 126 1469 20 20 6 4 2017年 1708 116 1592 21 24 5 1 2018年上半年 746 58 688 4 5 0 0

总计 4049 300 3749 45 49 11 5 表一：年度证人出庭相关数据统计 深入分析上述45件证人出庭的案件，从一、二审案件证人出庭情况、证人出庭的案件类型以及证人与案件关系三个角度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 年度 一审案件证人出庭数量 二审案件证人出庭数量 抗诉案件证人出庭数量 总计

2016年 9 11 0 20 2017年 11 9 0 21 2018年上半年 2 2 1 4

总计 22 22 1 45 表二：一审案件证人出庭与二审案件证人出庭的情况 4

1. 出庭作证的案件审级的特点。一、二审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数量较为均衡，但从案件基数来看，一审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比例远高于二审案件。由上图可见，2016-2018年上半年我院共审结一审案件300件，一审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数量达22件，证人出庭率达7.3%；2016-2018年上半年我院共审结二审案件3749件，二审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数量亦为22件，证人出庭率为0.59%，一审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明显高于二审案件。出现这一差异除与我院受理的一、二审案件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外，还与证人出庭的功能作用相关。证人出庭作证的主要功能为证明案件事实，而一审程序主要承担查清案件事实的功能，如果在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有证人出庭作证，并解决了事实争议，那么在二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则无证人出庭的必要。在二审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若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有异议，而且案件中确实存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二审则应通知相关证人出庭作证，并解决事实争议问题，但在我院审理的二审案件中，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较多集中在“量刑过重”，而对案件事实则不表示异议，故我院二审案件证人出庭比例相对较低。 5

36%49%

5%4%

4%

2%

共45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案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案件危害公共安全类案件

侵犯财产类案件贪污贿赂类案件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类案件

图一：证人出庭的案件类型 2. 出庭作证的案件类型的特点。从刑事案件的性质来看，普通刑事案件证人出庭占比较大。在上述45件证人出庭作证案件中，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案件达16件，占35.56%；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案件达22件，占48.89%；危害公共安全类、侵犯财产类、贪污贿赂类案件各有2件，各占4.4%；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类案件有1件，占2.2%。由此可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案件等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占比达84.4%，占比较大；而其他案件的证人出庭占比为15.6%，占比较小。 6

图二：证人身份构成比例 3. 出庭作证人员的类型特点。据统计，侦查人员出庭多数集中在涉毒案件中，直接就侦查过程及侦查合法性进行说明。在上列11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件中，有7件为涉毒案件，其中运输毒品案件占5件，贩卖毒品案件占2件。运输毒品、贩卖毒品案件在侦查和审判过程中存在两个特点，致使该类案件的侦查人员具有出庭必要：一是运输毒品、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过程往往较为隐蔽，且没有被害人。此类案件的侦破高度依赖技侦证据，而目前技侦证据的转化问题尚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在此情况下，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能够有效弥补技侦证据的使用缺陷，侦查人员出庭能够当庭对公安机关事先掌握的相关线索和抓获情况进行说明，并能够当庭接受控辩双方及法庭询问、针对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解释说明；二是侦查人员出庭能够对侦查取证的合法性进行说明，在毒品案件中，毒品的提取、扣押、称量是办理毒品案件的关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 7

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上述程序均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在实践中由于抓捕条件的限制，在程序上可能存在一些疏忽或瑕疵，辩护人也借此提出疑问，而侦查人员出庭可以对上述环节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和说明。如在范某某运输毒品一案中，为查明该案毒品的提取、扣押过程，合议庭根据检察机关申请，通知该案的侦查人员印某某（系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出庭作证，取得了良好的庭审效果。庭审中，该案辩护人当庭表示，“就本案而言，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辩护人对于案件的细节仍存在诸多疑问，毕竟这是一起涉及到1.5公斤毒品的案件，被告人很有可能因此失去生命权，辩护人秉着对案件、对当事人百分之百负责的态度，必须对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都锱铢必较，因为有侦查人员的出庭作证，诸多的问题亦得到了明确解答和印证，所以，本案开庭因为有证人的出庭作证，就变得十分顺利”。 在被害人及其家属出庭作证的案件中，证人出庭除证明案发原因及案发经过、结果外，还能够当庭对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审判阶段前进行的民事赔偿情况进行证明，有利于在庭上直接解决案件的焦点问题。在二审案件中，针对上诉人对案件事实有异议的案件，被害人出庭作证能够起到“当庭对质”的作用。对于其他目击证人，因为目击了全部或部分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因此，当庭作证能够帮助法庭还原当时的犯罪情形，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由上述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的特点和相关案例可见，被害人及其家属、侦查人员及普通证人作为了解案件相关情况的人员，可以对不同案件的不同事实当庭作证，这一特点可以为今后的审判实践提供新的 8

思路，如逐步实现侦查人员在涉毒案件中出庭的常态化、制度化，在被告人或上诉人不认罪并对证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通过鼓励被害人出庭、鼓励普通证人出庭，当庭针对被告人或上诉人的辩解进行调查，并当庭发表质证、认证意见，便于法庭当庭形成裁判理由。 三、刑事案件证人出庭运行效果总结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试点工作，证人出庭对于改变以往刑事审判“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构造具有显著作用。 一是适度阻断了侦审联结。在以往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案卷作为审判与侦查、起诉的连接点，容易造成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流水作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庭审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诉人和合议庭难以脱离侦查卷宗的影响，在庭审过程中也紧紧围绕书面证据进行质证、认证，这种对侦查卷宗的高度依赖逐渐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刑事诉讼构造，也成为案件质量把关不严、容易出现冤假错案的问题根源。从此次试点改革中我们发现，公诉人的举证方式更为多样，通过申请证人到庭作证的方式，能够更为直观的对证人证言进行说明；法官也不再仅仅着眼于书面证言，而是通过庭审中主持控辩双方质询及亲自询问证人来实现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并直接在庭审中形成裁判依据及理由，这一做法有效地阻断了对书面证人证言的依赖，极大地强化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显著提高了案件的审判质量。 二是促进了案件事实的查明以及证据的认定。由于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各环节的证据标准、证据要求不一，因此，审判阶段往往需要侦查机关对一些证据进行补正或说明。在以往的审判阶段，当合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