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现象”的现代文学史意义
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
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
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
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
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名不正则言不顺。
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
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
《论赵树理文学传统在新时期的流变》范文
《论赵树理文学传统在新时期的流变》篇一一、引言赵树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其作品深深扎根于农村生活，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社会内涵，影响了无数读者。
在新时期，随着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赵树理文学传统也发生了显著的流变。
本文旨在探讨赵树理文学传统在新时期的流变及其原因，并分析其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
二、赵树理文学传统的特点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以农村为背景，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以及道德伦理。
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善于运用朴实的语言和生动的细节来展现人物形象，展现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悲欢离合。
此外，赵树理的作品还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关注社会问题，反映时代变迁。
三、新时期赵树理文学传统的流变1. 题材的拓展与深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转型，赵树理文学传统在题材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新时期的作品中，赵树理所关注的农村问题更加多元化，从农民的生产生活、婚姻家庭到社会的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均有涉及。
同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更加深刻，更具现实意义。
2. 语言的创新与丰富新时期的赵树理文学在语言上也有了新的发展。
作家们不仅继承了赵树理朴实、生动的语言风格，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丰富。
他们运用更加多样化的语言手段来描绘人物、叙述故事，使得作品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3. 艺术手法的多样化新时期的赵树理文学在艺术手法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作家们不仅继承了赵树理的现实主义传统，还吸收了其他文学流派的手法，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
这些新的艺术手法使得作品在表现力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突破。
四、流变的原因分析1. 社会变革的影响新时期的到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都为赵树理文学传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和空间。
这些变化使得作家们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使得作品更加贴近现实，更具现实意义。
2. 作家自身的创新与探索作家们在新时期对于赵树理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赵树理文学史意义论文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摘要“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铁笔”，“圣手”。
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新鲜朴实人们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牵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灵，收到人们的普遍的欢迎和赞扬。
赵树理对底层农民利益与文艺需求的深切关注的精神，以及他所坚持的民间文化立场和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特点，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字赵树理；语言；民间文化；“山药蛋”派；文学意义赵树理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他本人的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知识更是几近于零。
他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积累，差不多都是从民间戏曲和唱本故事中得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通俗作家。
但是，赵树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作家，他从事写作的目的是不计任何功利报酬的，而是“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
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艺术形式”①。
所以他把自己定位为“文摊作家”，尽力用民间“流行的简单形式及农民的口头语言”，去“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赵树理的这种文学创作理念，与后现代语境中的大众文化观颇为相似，他们都深刻地感悟到，“大多数人现在被动地接受大众通俗小说给予他们的东西”。
故赵树理一再强调说，必须彻底①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246改造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正确地去引导农民大众的艺术审美趣味，进而使他们树立起健康积极的人生观。
故赵树理呈现给我们的是其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观念。
一、对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五四“文学革命”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方面从不同的方向上释放了“民间”的力量和意义。
40年代，赵树理和张爱玲认同的分别是农民和市民两个不同的“民间”传统。
在文学上，他们一个是“说书”的传统，是农村民间的、口头的传统；一个是“传奇”的传统，是文人化的、书面化的传统，从唐人传奇直到“海上奇书”《海上花列传》。
《2024年论赵树理文学传统在新时期的流变》范文
《论赵树理文学传统在新时期的流变》篇一一、引言赵树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以其深厚的乡土情怀和独特的文学风格，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他的作品，特别是对农村生活和人物形象的刻画，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赵树理的文学传统也在不断流变。
本文将探讨赵树理文学传统在新时期的流变，并分析其影响和意义。
二、赵树理文学传统的特点首先，我们来探讨赵树理文学传统的特点。
赵树理的作品多以农村为背景，人物形象生动，情节真实，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他擅长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使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
此外，他的作品还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关注社会问题，反映时代精神。
三、新时期的流变进入新时期以来，赵树理的文学传统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流变。
首先，主题的流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赵树理的文学主题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更多地关注农村的社会变革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反映了新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思想变化。
其次，形式的流变。
赵树理的作品在新时期逐渐采用了更为丰富的形式和技巧，如电影剧本、电视连续剧等。
此外，新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四、流变的影响和意义赵树理文学传统的流变对新时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丰富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
赵树理的文学传统为新时期的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和灵感。
他们从赵树理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借鉴其现实主义风格和独特的语言魅力，为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它推动了文学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
赵树理的作品始终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这为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作家们通过关注社会问题，反映人民心声，使文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
五、结论综上所述，赵树理的文学传统在新时期发生了明显的流变。
这种流变不仅体现在主题和形式的变化上，还体现在新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
这些流变对新时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丰富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文学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
论赵树理的农民题材小说
论赵树理的农民题材小说赵树理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以描写农民生活为主题的小说享有盛誉。
他以生动的情节、深入的人物刻画和细致的描写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和认可。
本文将从赵树理农民题材小说的历史背景、文学特色和社会意义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一、历史背景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这个时期，领导对在农村的土地、资产和人口进行全面的改革。
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变革的影响。
赵树理作为一位对社会变革敏感的作家，透过故事，反映了当代农民生活的各种问题，如土地改革、合作化、集体化、劳改、移民等等。
他的小说让读者感受到了这个时期的深层次变革，也为后来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潜在素材。
二、文学特色1、真实的生活赵树理非常注重表现生活的真实性。
他通过小说描绘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状况，将读者引入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他让农民和农村成为小说的主角，将他们的习俗、文化、闲话、神话、梦想等等细节化地展现出来。
这样的细节描述，不仅是对读者的一种启示，也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赞颂。
2、细腻的情感描写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被精心地刻画。
他不仅描写了人物之间的爱情、友情、亲情，还表现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和冲突。
他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深入了解人物内心的感受，为人物塑造了更为生动立体的形象。
3、生动的故事情节赵树理的小说情节生动，悬念丛生，精彩纷呈。
他通过复杂而紧凑的结构组织，将故事情节加以补充和丰富。
在许多作品中，他通过循序渐进的叙述方式，让读者沉浸在故事当中，使人物和情节逐步展开，让人们对生活的际遇更加共情。
三、社会意义赵树理的小说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他的作品通过诸如土地改革、集体化等社会变革为主题，探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人类的生存本质，揭示出生产资料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的矛盾，呼吁人们转变思想观念，努力摆脱物质的束缚，追求内心的自我建构。
同时，他反映了社会的不公正性，揭示人们之间的贪婪和冲突，呼吁社会公正和良好的道德风尚。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论文
论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摘要：赵树理是第一个出生于无产阶级的作家，他对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调整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点.赵树理的创作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发展思路和价值走向,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性流变的深层动因和必然选择。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
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美国作家贝尔登认为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
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能够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并真正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这是赵树理作家最突出的特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
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他以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高举起民族文学大旗，其作品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
如今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新农村和赵树理时代的农村也完全不同了。
加快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实现全面小康宏伟目标，这些都是赵树理生前所企盼的，也是赵树理在文学理想中所追求的。
为了更好地弘扬赵树理文学精神，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像赵树理那样写出新的农民，写出新时代的农村、新的农村文化来。
这也是我们研究赵树理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1930年底，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在抗战前的几年间写出了《金字》《盘龙峪》等小说。
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工作，编报纸副刊，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福贵》等。
【现代文学】简述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现代文学】简述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1.从现实主义出发，描写了40年代解放区农民的生活斗争，表现了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变革。
赵树理继承了鲁迅、叶紫等新文学作家描写农民生活，关注农民命运，揭示农民在封建压迫下形成的精神病态的优良传统，又以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表现了前所未有的40年代共产党新政权领导下解放区农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变化。
其中有农村基层政权建立初期，农民与混入政权内部的封建地主、恶势力以及蜕化的农民干部的矛盾斗争；有对农民身上的封建观念、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的批判，以及对农民的教育改造；还有反映农民生活方式、思想感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歌颂解放区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政权。
2.赵树理的小说中塑造出几类独特的农民形象，为新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崭新的翻身农民形象。
其中，既包括深受封建势力压迫、封建思想毒害、以旧观念心理处世，最终不同程度有所转变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二诸葛、三仙姑）；也包括正义、乐观、敢于同封建势力和传统思想斗争，在新政权支持下，真正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新型农民形象（小二黑、小芹、李有才、“小字辈”青年）；还包括农民出身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老杨同志、铁锁）。
3.赵树理致力于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探索，创造了适宜农民接受又雅俗共赏的新通俗文体。
赵树理借鉴改造民族传统的民间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着重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行动语言塑造人物；第三人称叙述，故事情节连贯，有头有尾，顺序发展，可分可合；语言口语化，幽默风趣，简约有味。
富有地方色彩和泥土气息。
这种语言是现代白话文与说书人语调和乡下人大白话的巧妙结合，不仅农民或读或听或感到亲切，知识分子也能咀嚼出别一种味道，显示了赵树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总之，赵树理小说的复杂的，他的出现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不仅仅宣告了文艺大众化在解放区的成功，也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农村题材小说模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它还标志着知识分子叙述者全面让位于政治话语主体，标志着'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真正开始了整体结构的转型。
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赵树理小说模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创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这一模式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萧条之后重新焕发出生机，而且在表现主题和创作手法上富有创新。
它呈现了时代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对于塑造人民性格、表达人民情感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赵树理小说模式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首先，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新形式。
以《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赵树理小说，以其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精细入微的情感描写，展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和内心世界，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在这一模式的呈现下，读者能够更好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和代表性。
同时，赵树理小说模式通过真实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情节，传递出了深刻的社会思考和人性的探索，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对于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贡献。
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小说曾经陷入了市井文艺和华丽风格的泥潭，作品内容脱离实际，情节离奇少见真实感。
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出现，突破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向读者展示了真实生活中的人物人情，打破了小说创作的桎梏，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从此，小说创作开始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命运，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
此外，赵树理小说模式在当代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迅速、变革时代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不断变化，这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赵树理小说模式通过真实的社会刻画和人物形象，呈现了人民生活的真实感和感人之处，为当代作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创作范式。
它提醒我们，文学创作应该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境遇和精神追求，扎根于现实，传递社会价值和人性关怀。
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当代价值在于激励当代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变革中，以更加真实、生动的方式呈现人民的精神风貌和真实生活，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发展。
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案——赵树理
第二十章 赵树理一、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1)“赵树理方向”首先是一种文艺政策性的引导，是对当时(乃至五六十年代)文学“主流”的一种阐释与倡导，关键是顺应大众化、农民化的审美追求，正好适应了当时解放区的社会变革需求，因而赵树理式的主题与文学语言形式被推崇到主流的位置。
周扬当年关于赵树理是“新人”的解释，实际上是要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面向大众的革命文学树一个榜样，一种努力的前景。
首先应从特定时代的要求来看这个问题，肯定其历史的合理性与特色，同 时也应看到有得有失，不应轻易否定。
(2)赵树理的创作的确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新文学作家的新酌历史特点。
赵所代表的解放区新一代作家及其创作现象的出现，是以解放区的特定历史环境为前提的，因此应注意其新的时代特点。
这突出表现为大众化与农民化。
赵树理追求的大众化是可以与农民对话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给，能忠实反映农民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要求，并真正为农民所接受。
其次，是自觉地将写作与农村变革实践统一起来，常写“问题小说”，写农村变革以及农民的命运、心理、情绪，追求创作与现实生活的配合。
注意赵树理创作的历史特点，其长处与局限性。
应看到赵树理的出现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欧化”现象，以及不能赢得最广大的农民读者，是一种反省与纠偏。
但由于隔绝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视野也难免比较窄小。
二、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3)通过作品人物现象的分析，考察赵树理小说中所具有的新的素质，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理解“赵树理方向”的文学史价值。
先要大致阅读与了解赵树理的几部代表性作品。
然后可以和二三十年代描写乡土题材的作家相比较，去发现赵树理的“新素质”。
主要从三方面评析：一是赵树理的小说所描写的特定历史时期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紧密配合了社会变革，有“实效性”，能直接融人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中，这是以往任何一位新文学作家都没有做到的；二是以往描写农民的新文学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观点发现和同情农民，赵树理则进了一步，直接与农民对话，展示农民新的道德精神风貌及其所面对的矛盾。
论赵树理现象
中文师范0920901012058成雅婷论赵树理现象【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起伏跌宕、持续不休的话题。
从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红极一时，到50年代中后期的屡遭批评，从60年代初的“翻案”，到文革期间的迫害致死，从80年代的新启蒙语境中再次被确证为毛泽东时代文学(文化)的典范，到90年代从民间文化形态的角度凸显其知识分子立场，一直到近十年以来赵树理的创作和“评价史”仍然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对象。
本文将对从赵树理方向到赵树理现象进行简单阐述，并从文学史意义探讨赵树理的价值。
【关键词】赵树理方向赵树理现象文学史意义赵树理1906年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的一个贫民家庭，他从小深受民间文艺的熏陶，求学期间接近了革命者，同时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创作了新诗和小说。
然而当他将鲁迅的《阿Q正传》等念给他的父亲听时，他父亲竟然毫无兴趣，这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认识到农民喜欢的还是民间那些旧的传统文艺形式，从那时起，赵树理下决心要“写些小本子夹在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1937年抗战爆发，赵树理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文化普及工作。
建国后，赵树理创作了《三里湾》、《登记》、《套不住的手》等作品，取得了新的成就。
赵树理于“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一、赵树理方向：赵树理的创作因为站在人民的立场，爱憎分明，有强烈的阶级情感，思想情绪与人民打成一片，“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并“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而被树为“赵树理方向”。
他的作品从解放区到新中国建立之初一起被视为实践《讲话》精神的典型代表。
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集中对赵树理方向进行了论述：“我们这次文艺座谈会，首先讨论了赵树理同理同志的创作，大家认为要检讨一年来边区的文艺创作，最好对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他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因为他的作品最为广大群众所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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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树理现象”的现代文学史意义宋剑华内容提要追求文学创作的平民化原则，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代作家最为迫切的人文理想。
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于现代文学“平民化”与“大众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根本没有实际的作品成果作为支撑;只是到了40年代以后，人们才越来越意识到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完整性，缺少平民作家的客观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赵树理现象”的出现与影响，既是解放区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同时也体现着新文学发展史的历史必然性。
对它的解读，我们也应该具有科学的理性精神。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赵树理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学现象:一方面，他的那些农民话语小说由于思想上的肤浅性与艺术上的粗糙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纳入到正统文学的经典之林而流芳千古;另一方面，他本人在新文学创作方面所产生的社会轰动效应与时代导向作用，又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历史性意义。
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去承认这一客观事实，但毕竟是赵树理用纯正的农民生活语言和传统的民间文学形式，一度规范与整合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方向，并使广大精英作家在自我反省、自我否定的思想嬗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知识话语”与“民间话语”合二而一的现代文学表现特征。
所以我个人认为，“赵树理现象”的世俗化审美倾向，决非是对“五四”新文学人文主义的一种价值偏离，而是对新文学“平民主义”与左翼文学“大众化”艺术理想的一种具体实践。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内涵丰富性，就会失去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性质的整体把握与科学认识。
一现代文学理念的形成与“赵树理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全面探讨“赵树理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之间的辨证关系，我们首先应该回到历史的“原场”，去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倡导的“现代”文学理念，做出一番符合科学理性的价值评判。
学术理论界一般都将“文学革命”的终极意义，视为是在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直接作用下，对于古典文学从话语形式到美学传统的彻底颠覆。
这种认知观念至今仍旧严重制约着人们的教条思维，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新文学运动以“民间立场”为出发点，最终却建立起新型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事实真相。
重温一下“五四”文学革命发难者与参与者的理论文章，我们发现他们那些众说纷纭的新文学立论，基本上用三句话就可以加以完整地概括:白话文作为国语文学的地位确立，平民意识作为正统文学的价值认定，人文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理论倡导。
关于提升白话文的国语地位问题，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中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就是要用流行于民间的活文字去全面取代“三千年前之死文字”①，用通俗易懂的民众口语去造就现代的“吾国文学趋势”②。
既然“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的解决”③。
所以他要求新文学作家应顺势而为，“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④。
陈独秀对于“文白之争”性质的理解，明显要比胡适深刻得多而且也激烈得多。
他认为:“白话文与古文的区别，不是名词易解难解的问题，乃是名词及其他一切词‘现代的’、‘非现代的’关系。
”⑤陈独秀之所以要把“文白”对峙的学术之争，上升到“现代”与“非现代”的思想高度去加以理解，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以文言文为基础的古代汉语系统，是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形式保障;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汉语系统，则是传播现代意识的工具利器。
两者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对立关系。
这不仅是对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强大理论支撑，同时也是对新文学内涵与外延的精确定位——白话文是世俗社会所固有的一种表达思想情感的语言形式，那么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主要语言载体，它也理所当然应该去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平民意识或平民情绪，这就是他强烈反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与“山林文学”的重要思想资源⑥。
然而，“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⑦。
“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对此显然是具有清醒认识的。
所以周作人继胡、陈之后，又提出了“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之说，进一步去强化新文学“思想革命”的创作宗旨。
他特别强调指出:新文学所倡导的“平民意识”，是一种超越白话语体功能的“平等、自由的道德原则”;它以人为本和以启蒙主义为己任，以“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为宗旨⑧。
而沈雁冰则说得更加直白透彻:新文学观的基本理念，必须同时具备“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
唯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我们要注重思想，不注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⑨。
正是由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者，他们在思想认识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为人生而艺术”也从最初“文学研究会”的发起纲领，迅速演变成了新文学写实主义的牢固信念;而“白话文”、“平民意识”与“人文主义”这三个响彻时代的关键名词，也旗帜鲜明地向世人们昭示着新文学运动的“民间立场”。
但从“文学革命”发难伊始，对它进行严厉质疑的社会呼声，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先是有所谓“保守派”的学者群体，后是有左翼“革命派”的先锋人士。
无论是来自于何方的诘难之声，也无论他们的思想出发点是否相同，反对派都把论辩的主要矛头指向，直接对准了新文学的平民主义“民间立场”。
在“保守派”与新文学派的思想对抗中，“学衡派”坚韧顽强的理性批判精神，给后人留下了足以深刻自省的想象空间。
“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曾是留学于欧美的学界精英，他们具有较高的传统文化素养与良好的西方知识积累，在同新文学阵营的长期论战中，他们以纯粹的学者风范和严密的逻辑思维，的确为对方制造了许多难以解答的理论障碍。
“学衡派”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出发，首先对新文学“平民主义”的人为神话，给予了否定性的学理论证。
他们认为文学自身的永恒价值，完全取决于它艺术审美的阅读价值，与作者“贵族”或“平民”的社会身份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文学无贵族平民之分”，对于每一个作家而言，“其人无论所出于社会之上流下流，必真知文能为文者”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⑩。
因为“凡文学以真善美为归”11 ，它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崇高品性;如果只是简单而机械地用文言与白话来作为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之间的区分界限，孰不知“文言之能载道，与白话之能载道，亦无疑也”12 。
他们还用不无揶揄性的语言讥讽新文学人士说，一定要在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之间硬性划界，那么究竟是“将其文之贵由人而定乎，抑其人之贵由文而定乎?”13 其实，“学衡派”从骨子里就瞧不起新文学的倡导者，在他们看来，胡适与陈独秀等人所理解的西方人文精神，是极其肤浅和十分片面的。
仅以“平民文学”而言，他们就公开指责新文学派只是在用卢梭个人的启蒙主义思想，去代替西方人文主义的完整历史传统;即使是对卢梭本人平民意识的阐述理解，也明显带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功利目的。
“平民主义的真谛，在提高多数之程度，使其同享高尚文化，及人生中一切稀有可贵之产物，如哲学、文艺、科学等，非降低少数学者之程度，以求合于多数也。
”14 他们视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者为一群不懂文学的外行货色，陈独秀只不过是“胆大”敢言，而胡适的术业是“专治哲学”15 ;“胆大”使他们肆无忌惮地抛弃了中国文学的千年传统，而“外行”又使他们“误读”西方并游离于西方。
“学衡派”对于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表示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认为“新文学之所以能奔腾澎湃而一时成功者，盖多在势而不在理也16 。
”也就是说他们的心里非常明白，胡、陈等人之所以会以历史进化论去替代文学本体论，其真正用意并不是就文学而论文学，而是在利用现代青年急切思“变”的社会心理，人为地去营造一种白话文学运动的浩大之“势”，其主观意图是要彻底颠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最终“养成新式学术专制之势”而已17 。
与“保守派”对新文学阵营“平民主义”价值取向的学术理性批判截然不同，左翼革命作家对新文学非“平民主义”性质的政治理性批判，却使“五四”作家的自信心态，遭遇到了前所未有过的致命打击。
左翼文学运动自称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第三次“文学革命”，宗旨是要创造无产阶级工农大众自己的文学艺术。
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意义，左翼作家的认知态度是十分鲜明而强硬的，一方面承认它的确是一场文学形式上的现代“革命”，但另一方面却又将其视为是一场失败了的绅士“革命”。
因为他们早就把这场运动的基本性质，视为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而“资产阶级——地主帝国主义的奴才，绝对不能够领导什么文化革命，而只在进行着野蛮的愚民政策”18 。
原因十分简单，资产阶级决非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左翼革命作家还明确地表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工农大众观”，与新文学运动所倡导的“全体民众观”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在我们这世界里，‘全民众’将成为一个怎样可笑的名词?我们看见的是此一阶级和彼一阶级，何尝有不分阶级的全民众?”而在新文学创作的具体实践中，“能够表现无产阶级的灵魂，确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喊声的，究竟不多见”19 。
作为左翼革命文学运动最为杰出的理论家，瞿秋白那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见解，集中体现着左翼作家群体的政治理性精神。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五四”新文学的平民主义理想是极其虚伪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人民是没有福气吃的”。
“只要这种作品是用绅士的言语写的，那就和平民群众没有关系。
”20 言下之意，瞿秋白认为“五四”新文学所提倡的白话文，其本意不可能是为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而着想，它只不过是“新式智识阶级”传情达意的语体变换方式。
“新文学的‘新主义’，据说是要‘推倒贵族文学，建立国民文学’。
现在国民文学在哪里?贵族文学推倒了没有?贵族文学却脱胎换骨的变成了绅商文学。
”他认为新文学的平民主义口号，“只是摇旗呐喊的虚张声势罢了”，胡、陈等人所上演的那场“闹剧”，也无非是新兴知识贵族对于传统知识贵族的一次话语夺权21 。
瞿秋白对“五四”新文学所追求的艺术趣味也颇为反感，他说什么“西洋的古典主义”、“宗法的浪漫主义”、“灵感的或者肉感的享乐主义”、“大减价的自由主义，别名叫做浅薄的人道主义”等等新奇的东西，均是属于西方没落资产阶级的颓废意识，由于它们与工农大众的实际生活距离太远，根本就不会得到他们的情感认同22 。
所以他主张“新的文学革命的目的，是创造出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学的语言”，这种语言应必须是源自于工农大众生活的本身且能为他们所接受的鲜活语言。
“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是工农贫民无产阶级大众的文学运动，应当竭力的使其和大众连结起来，竭力的使大众参加到里面来，我们的运动应当是大众本位的，这是问题的根本点。
”23 他始终强调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该是一种力感的艺术、是一种政治的工具、是一种战斗的武器，它必须“为着解放劳动者的广大群众而斗争”，努力去反映工农大众的政治理想与革命热情，“能够表现革命战斗的英雄”尤其是产生于工农大众的普通英雄，从而使他们不仅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接受主体，同时也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表现主体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