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二黑结婚》看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从《小二黑结婚》看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铁笔”，“圣手”。

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新鲜朴实人们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牵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灵，收到人们的普遍的欢迎和赞扬。

赵树理对底层农民利益与文艺需求的深切关注的精神，以及他所坚持的民间文化立场和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特点，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赵树理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他本人的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知识更是几近于零。

他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积累，差不多都是从民间戏曲和唱本故事中得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通俗作家。

但是，赵树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作家，他从事写作的目的是不计任何功利报酬的，而是“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

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艺术形式”。

所以他把自己定位为“文摊作家”，尽力用民间“流行的简单形式及农民的口头语言”，去“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赵树理的这种文学创作理念，与后现代语境中的大众文化观颇为相似，他们都深刻地感悟到，“大多数人现在被动地接受大众通俗小说给予他们的东西”。

故赵树理一再强调说，必须彻底改造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正确地去引导农民大众的艺术审美趣味，进而使他们树立起健康积极的人生观。

故赵树理呈现给我们的是其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观念。

赵树理认为若要使农民群众成为现代文学的忠实读者，就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阅读喜好；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来说，古
老而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才是他们获取知识与享受娱乐的唯一渠道。

无论是民歌、鼓词还是评书、戏曲，民间艺术所注重的就是“讲故事”，故事情节叙述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农民群众对它的接受程度。

所以赵树理呼吁现代作家不要鄙视民间艺术“讲故事”的古老传统，其实“一个简单的故事，只要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为人民大众真心喜爱，就会被人民大众中的艺术天才们不断地丰富它，使它成为很高级的作品”。

他本人的农民小说便是严格按照“讲故事”的叙事模式，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色彩鲜明的民间文学特征。

如《小二黑结婚》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是一种完整的叙事结构，而是由十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单元共同组合而成。

小说塑造了三组各具特色的人物。

A．新型农民的典型：小二黑和小芹。

他们是解放区新+代农民的典型由他们’敢于斗争，主要表现掌握自己的命运’譬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大胆地自由恋爱当二诸葛为儿子收留了一个八。

九岁的女孩传童养媳时，小二黑含糊地说；“您愿意养，你就养若，反正我不要”。

当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个旧军官做续续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

两人并在斗争中，自由恋爱结婚。

反对封建迷信。

小二黑原先也跟他爹二诸葛学些算卦之类的事，后来在事实面前逐渐清醒，开始厌恶。

反对父亲的迷信行为。

小芹也对她母亲的弄神行为不予理睬。

反对恶势力。

当恶势力金旺、兴旺利用被窃取的职权设下圈套。

斗争小二黑和小芹时，他们毫不示弱，敢于面对面地以理抗争。

并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自身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树立了新的思想道德，新的思想愿望，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B．落后农民的典型；二诸葛、三仙姑。

他们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既不明白自己受苦的根源，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便养成了落后、守旧、自私、迷信的性格。

二诸葛迷信思想报重。

“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

包办儿子的婚姻，给小二黑找了个七、八岁的童养媳。

在恶势力的面前不分是非，软弱屈从，只会哀求“恩典恩典”。

三仙姑好吃懒做，用迷信唬弄人，装神弄鬼骗取钱财。

包办婚姻，给小芹找了旧军官；心理“变态”，讲究不合时宜的穿戴打扮，对小二黑和小芹表现出一种极不正常的心理和感情。

两个落后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与新的时代格格不久但他们毕竟是受封建毒害的善良农民，他们的思想也是可以改造的。

在作品的结尾，三仙姑改变了打扮，二诸葛也撤去了香案。

C.封建恶势力的代表：金旺、兴旺。

金旺兄弟利用农村新政权的稚嫩和农民的保守思想摄取了基
层政权的职位，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调戏小芹，非法斗争和捆绑小二黑和小芹，把持乡村政权。

但他们最终还逃不出人民政权的惩罚。

小二黑和小芹的胜利说明人民政权是人民实现自主婚姻的最
可靠的保证。

同时它也揭示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小二黑和小芹的斗争，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他们斗争是解放区人民反霸除暴的民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建立新的婚姻观念，消除封建迷信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作品也表达了作者的一个隐忧，那就是，基层政权有可能会被封建恶势力所把持。

金旺和兴旺这两个形象说明：农村的基础政权中只有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造福于人民。

但作品也同样表现了作者的某些农民
意识，诸如对于三仙姑形象的丑化，特别是对她的穿着的嘲讽性描写，都显示了作者对女性的贬抑态度。

这部小说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作者学习了中国传统的说唱艺术和古典小说的长处。

这主要表现在：
(1)在结构上，采用单线发展的手法。

情节连贯，故事性煮划构严谨，首尾照应。

作者按照民间习俗，老百姓爱听故事晌习惯，善于把矛盾斗争，一环扣一环地集中起来，发展下去。

小说开头写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神仙，接着写小芹，再引出金旺兄弟，后写小芹的恋爱对象小二黑，然后矛盾爆发，出现了第六节（“斗争会”），第七节“三仙姑许亲”。

而第八节“拿双”是矛盾的顶点，最后几节，由区政府出面支持新人物，惩罚坏人，教育帮助落后。

分章分节的形式，集中地叙述人物和事件，既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小故事，又不破坏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结局，对前面的人物有所交待，又首尾呼应，造成结构的严密。

特别是大结局的“大团圆”符合中国民间的喜剧欣赏习惯。

戏剧性强，情节出现多次逆转。

在人物塑造上，以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性格；在情节开展中，运用白描手法和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

（2）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展现人物的心理。

“不宜栽种”“恩典恩典”——二诸葛的迷信、迂腐。

“米烂了”“看看仙姑” ——泼、赖。

三仙姑去区里见区长的言、行、打扮这—细节。

在语言运用方面这部小说真正做到了大众化（群众化、口语化）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

（3）人物的类型化。

将主要人物分成三类，分别灌注了三种具有抽象理论特性的观念。

（4）山西的地方特色。

语言的山西风味——对于三仙姑“下了霜的驴粪蛋”的比喻；给人物起诨号的手法。

具有浓重的淳朴的地方风味，又幽默有趣。

总之，《小二黑结婚》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

获得了群众的赞赏。

在赵树理的农民话语小说创作当中，人物描写是绝对平面化的，往往寥寥数笔一带而过，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直观印象。

他的兴趣所在是“故事”自身的情节效应，“讲故事”才是他本人的写作特长，这种重“事”轻“人”的艺术风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对评书艺人的直接师承。

赵树理从不隐瞒他对话本小说与评书艺术的由衷喜爱，也并不否认自己对于民间艺术的借鉴与模仿。

所以他明确表示要从民间文学传统中去汲取有益的养分，然后“大量制成作品，来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

赵树理明确地将弄名群众定为自己作品的接受对象，用纯正的农民通用语言去描写真实的农村生活状态，彻底消解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学领域中的话语霸权。

赵树理曾反复强调说：“我的语言是被我的出身所决定的。

”因此作为一个农民作家，他把语言文字的简洁、直白与通俗化原则，视做是他艺术追求的第一目标。

“从我为农民写作以来，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

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我写一行字，就念给我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

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

我还常去书店走走，了解买我的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我就能知道我是否有很多的读者。

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

”赵树理在这里所谈到的“农民语言”问题，实际上直接涉及到了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与写作立场的根本转变。

他本人对此问题的认识非常透彻：“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
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

有时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调，立刻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习惯。

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他们就不愿意看。

”将知识分子思想工农大众化，这在“左联”时期是个非常时髦的口号；而将知识分子话语农民化的提法，则应该是始创于赵树理。

但是与左翼革命作家所完全不同的是，赵树理不仅是在“说”，而且更是在“做”，他用自己农民小说创作的具体实践，初步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民间化”的话语转型。

《小二黑结婚》中的一段人物描写：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

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俊俏媳妇。

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

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地，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

村里的年轻人们觉得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

于福他爹看见不像个样子，有一天发了脾气，大骂一顿虽然把外人挡住了，新媳妇却跟他闹起来。

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不起来，父子两个没了办法。

邻家有个老婆替她请了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

这就是赵树理农民小说在人物刻画与作品叙事当中，所经常使
用的经典性描述语言。

它剔除了文字上的华丽装饰性，尽量去突出字面意义的视觉直观效果，虽然通篇都充斥着农村生活中最常见的俚语或俗语，但经过作者的加工提炼之后，明显又使其适合于现代书面语言的社会规范性。

在他的作品中他喜欢给人物取外号的如《锻炼锻炼》里的“小腿疼”、“吃不饱”；《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二诸葛”，这些人物名称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农村的小人物形象。

赵树理巧妙地把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言，成功地转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通用语言，这不仅是对“五四”新文学与左翼革命文学的质的超越，同时也是对中国现代汉语文字与口语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巨大推动。

所以，康濯把赵树理称为是“一代语言大师”。

赵树理写作的风格极度质朴、单纯、健康、清新和简洁，洗净了欧化和“新文艺腔”的积弊，体现了与文人创作不同的纯净风格。

董大中认为，赵树理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既不同于‘五四’以来占压倒优势的纯文学作品，也不同于我国旧时代那种说唱性的章回体通俗小说。

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

它们既是纯文学，又是十分通俗的，它们是真正的、鲁迅和瞿秋白等人所说的‘大众文艺’。

……从赵树理开始，我国的文学是一直沿着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合一的道路、沿着文学的通俗化的道路向前发展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

赵树理创作的出现，使得《林海雪原》等小说在50年代打破了通常的“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和文学秩序。

罗兰·巴特说：“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存库中去进行选择的自由。

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因此存在着一种写作史。

”赵树理的存在是一个征候，它吸纳了当代文学、政治、社会的各种变化。

这不仅是一种文学传统的重建，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社会和人的重建。

不论怎样，赵树
理的创作在现代第一次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作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并且以完全崭新的语言和面貌出现在文学视域里。

赵树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创作成就卓著的人民作家。

他为我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学作品，他的创作主张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们许多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

他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

不管是思想意义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源。

在今天，我们可以是先锋的、现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国化的。

我们一定要寻求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和中国作风，而赵树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应当说，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

”
赵树理的创作至始至终是采取农民的思维视角，依据农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并以此来传达农村的变革与变化，呈现出地道的农民生活本色，也体现了他对农民和农村的浓厚的感情，而所有的这些都使赵树理的创作在同时代的其他创作中具有更独特、更突出、更有效的现实意义。

他以农民利益为本位的价值立场和以民间文化为本位的文化选择，是他独特意义之所在，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整体精神上的民间意识，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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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载《人民文学》1958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