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以苏联为师”的后果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以苏联为师”的后果

作者:陈辉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1952年6月至9月[1]，中国政府大规模调整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民国时代的现代高等院校系统改造成了服务于集权体制的“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系。这些措施虽然能缓解当时的技术人才短缺，但也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社会进步产生了不利影响，使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走了很长的弯路。目前，中国虽然正试图通过增设院系与合并院校来重新改造这种“苏联式”高等教育系统，但并未反思50年前高校院系调整政策的深刻教训。本文试图分析1952年院系调整的缘起、过程与后果，以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之镜鉴。

一、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对高等院校的接管

早在中共建政之前的“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新解放区的不断开辟，194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该文件提出：“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所谓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2]解放军占领大中城市后，立即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接管当地的高等院校。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市海淀地区，次年1月10日中共北平市“军管会”派出“军代表”正式接管了清华大学。“军代表”先召开学校负责人及教员、学生、工警代表会，宣布接管方针和政策，征询他们的意见，接着召开师生员工全体大会，宣布正式接管。接管后，学校的业务和员工的生活即由“军代表”管理，“军管会”提供师生员工的生活维持费和维持校务的必要经费；同时也变更了部份课程设置，废除了“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课程，增添了马列主义课程。1949年6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公布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职权，从此北平市所有被接管的高等学校都移交给“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管理。[3]上海解放前夕，中共的接管人员集中于江苏省丹阳地区，为准备接管高等学校，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处”，专司调查高校情况并制定方案。接管人员进城后先号召复校上课，同时召开各种座谈会，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他们于1949年6月15日接管交通大学，6月24日接管复旦大学，6月25日接管同济大学，至6月底完成了交接工作。从7月到12月接管人员在各高校组织了校务委员会，绝大多数学校添设了政治课，还把发给学生的“临时救济金”改名为“人民助学金”。1950年3月11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正式成立，从此上海高校均移归该部管理。[4]全国各地高校的接管程序与沪京两地基本相同。

二、按照“苏联模式”实施院系调整

1949年10月以后，中央政府颁布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5]按中央政府的解释，当时的大学课程在相当程度上还不算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也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6]。

同年12月，中央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的高校改造方针，并且认为，由于老解放区高等干部教育是农村环境与战争环境的产物，因此“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7]，“应该特别着重于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8]。当时，中国政府缺少办学经验，非常倚重苏联专家的帮助，在1950年代中国的高等院校共聘请了861名苏联教育专家，直接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造和建设，而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和进修教师亦高达9,106人。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政府在1950年树立了两个按照苏联经验实行“教学改革”的“样板”：其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另一个是理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管理。政府为中国人民大学确定的办学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与中国情况结合”，并且在该校投入重金，为全国高校培养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师资，同时大批培训“调干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一所学校的经费就占教育部全部预算的20％[9]。

1950年6月1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0]。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11]此后，中央政府教育部针对各地、各校有关合并、调整院校的请示报告，逐步提出了院系调整的一些具体原则，如“各系科之分设，主要应视其设备及师资等项条件是否足够而定”，“今后开设新学系，必须日趋专门化”，“学校中原有系组向专门化方面发展，是符合建设需要的”。[12]

中共建国之初就已在小范围内零星组织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1949年底，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1950年下半年，南京大学法学院的边政系被取消，该校社会学系并入政治系；安徽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和艺术系并入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海洋组并入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医学院改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后改称“第五军医大学”。

在“以苏联为师”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1951年中国政府提出，要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从此，中国政府开始对高等学校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将各校的招生人数、专业设置、人事任命、学籍管理以及课程设置等全部纳入政府的计划管理范围。各高等院校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由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大学生的政治学习及思想改造工作。与此同时，政府还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华东教育部以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私立光华大学为基础，筹建了公立的华东师范大学。1951年底全国20所教会大学全部改组完毕，其中11所被收归国有、改为公立大学（即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铭贤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其他9所则维持私立，由中国人自办，政府予以补助（即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求精商学院）。

1951年11月，中央政府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而后教育部和中央政府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多次磋商，最后拟订了“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13]，由政务院批准。该调整方案以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工学院为重点。在北京市，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保留北京大学为综合性大学，撤销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在天津市，南开大学工学院、津沽大学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到天津大学。此外，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院校，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大，浙江大学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以南京大学工学院、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杭州的之江大学建筑系合并组成独立的南京工学院；又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个航空工程系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武汉大学水利系、南昌大学水利系和广西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则合并成立武汉大学水科学院；武汉大学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矿冶系、广西大学矿冶系、南昌大学采矿系则合并为设在长沙的新建学校中南矿冶学院，在该校专设采煤系和钢铁冶炼系；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岭南

大学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也合并为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西南工业专科学校航空工程专科则并入北京工业学院（即原华北大学工学院）。

随着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推进，亟需“大量的合格的各种专门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14]。上述“工学院调整方案”旨在集中相同学科的师资于一地，但工科院校的数量所增有限，至1952年初，全国206所高校中工科院校仅为36所，约占17%，工科学生在大学在校生中的比重也大致是这个水平[15]，而且工科院校的水平不高，规模小，不能培养配套齐全的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16]的方针，提出了“及时培养供应各种建设事业（首先是工业）所必需的高、中级干部和技术人才”的任务，为此决定增加高等学校95所，其中高等工学院50所，师范学院25所[17]。教育部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1952年6月，京津地区开始了又一轮高校院系调整，华东、西南、东北等地随即跟进。至1952年底，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院校实施了院系调整，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当时，教育部规定，以综合性大学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师资，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但最多不超过4所；“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每个大行政区必须开办1至3所师范学院，以培养高中师资，各省可办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师资，师范学院设系应严格按照中学教育所需。[18]

根据这次的调整方案，仅保留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为文理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校则被定位为多科性高等工业院校。同时新设立以下院校：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组合成立北京地质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成立北京钢铁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四川大学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经济系财经部份与中央财政学院各系科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政治、法律系与辅仁大学社会系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学院；由原津沽大学师范学院、天津市教师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师范学院；由原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东吴法学院的法律系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政治系合并成立华东政法学院；由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等校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由原齐鲁大学药学系、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合并成立华东药学院；由原交通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的化工系合并成立华东化工学院；由原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水利系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东水利学院；由原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工业学院；由原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三校体育系科合并成立华东体育学院；由齐鲁大学经济系与山东会计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山东财经学院；由江南大学农艺系与南通学院农科等校合并成立苏北农学院；由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合并成立中南矿冶学院；由原重庆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的土木系合并成立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由原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川北大学的化工系等系科合并组成四川化工工业学院；由东北人民大学财政信贷、会计统计两系与东北财政专门学校、东北银行专门学校、东北计划统计学院合并成立东北财经学院；由

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东北工学院地质系与山东大学地矿系合并成立东北地质学院；由东北农学院森林系与黑龙江省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合并成立东北林学院；由原复旦大学农学院移设沈阳农学院，并将东北水利专修科并入；由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两校畜牧兽医系合并成立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加到149所，而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由调整前的51所减为21所[19]；与1949年以前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在校生历史最高年份人数相比，1952年这4个科类的学生人数从7.04万人上升到13.84万人，几乎翻了一番，但政法类在校生却从37,682人下降到3,830人[20]。

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新专业，“新的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窄”[21]；同时把民国时期大学内部的“校─→院─→系─→组”结构改变为苏联模式的“校─→系─→教研室（组）”。此外，私立大学和原教会大学全部改为公立，撤销了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校的校名，其系科并入当地其他院校（如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各系并入南京大学相关系科）。

三、院系调整及“苏联模式”的长期后果

1952年的院系调整固然解决了中国高等教育中工科过于薄弱的痼疾，但其缺失不容轻忽。当时，中国政府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及实况缺乏了解，将苏联的教育经验作泛政治化理解，甚至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混同起来，进而全面否定欧美国家以及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理念与有益的学术传统，摒弃了本科的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办学主体也从过去的多元化改变成一元化。这种“苏联模式”的教育体制有以下明显缺失：第一，用技能训练替代现代教育模式。1952年的院系调整确立了高度一统化的教育模式，抹煞了学校之间以及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分科过细的专门教育体系又使高校的专业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影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交融与发展，也阻断了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可能性。现代教育与技能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现代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断的人文资源。学生如果单有狭隘的专业知识和兴趣，也许可以被训练成“工匠”，但绝对出不了大师。人文主义熏陶与科学技术教育，和而不同；两者对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品质与逻辑和抽象思维皆功不可没。1949年以后中国虽然培养出不少技术专家，但几乎未产生在世界科技与社会科学领域内堪称顶尖级的人才。这与1952年院系调整造成“高等教育长期文理、理工分家，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割裂，给培养的学生带来了思维方式的缺陷和知识面的偏颇”[22]是高度关联的。即便是在那21所号称综合性大学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里，其实也仅仅剩下了文、理科，其他系科已被撤销。解放初期的南京大学有文、理、工、农、医、师范等7类42个系科，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23]，这有限的系科又各自按照文、理科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就连文科各系科之间以及理科各专业之间也缺乏相互的渗透和交融。因此，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所谓“综合大学（文理学科型）─多科型工科大学─单科型专门学校”的高校设置模式，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相互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还妨碍了以后高等学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之结合。[24]

第二，偏重工科，忽视理科，严重削弱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1947年中国高等院校中政法系科的在校生占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的24%，到了195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而到1962年则仅占0.46%。以政治学为例，清朝末期京师大学堂开办不久，其所设的8个科目中就有“政治学科”，辛亥革命后相继建立的各高等院校也大都建立了政治学系；1948年全国约200所大学中有近50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以培养政治学人才，这些系的课程

设置中不仅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政治、中国政治等政治学课程，也有行政学和操作性比较强的行政管理。那时中国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的教学与研究曾取得相当成绩，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著作。1949年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按理说政治学逢此良机本应大有用武之地，然而1952年中国政府却模仿苏联模式，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也不允许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在政治学被取消、法学日渐式微之后，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悲剧，这不能不令人深思。[25]至今中国仍然只将法律当作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宪政理念尚处于萌芽状态、远未进入治国理念，也与这次院系调整后政法教育的阙失有直接关系。

第三，“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这给现今国人道德精神的劣变埋下了根子。当时中国政府只从经济建设的短期需要出发，滋生了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着重培养大批工科专业技术人员，而与实用技能训练无关的重要系科则被连根拔掉，由此造成了人文精神（Humanism）的流失。学生在一种高度威权主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哲学的引导下被作为工具加以训练。例如，清华大学原是一所有着浓厚人文底蕴和文理工结合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上个世纪初在人文与科学方面曾经璀璨一时，群英荟萃，一大批光辉不朽的名字如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胡适、王国维、顾毓秀、闻一多、金岳霖、张奚若、梁思成、冯友兰、潘光旦、曹禺、钱钟书、熊庆来、华罗庚等，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辉煌贡献。但1950年代初政府只考虑到国家建设对培养工业人才的迫切需要，取消了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和理科，大大影响了清华大学此后的发展。工科的发展与理科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没有理科知识作为知识基础，工科不可能单科独进。北大的情况亦复如此。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造成的内伤，中国的清华与北大如今只能成为出国留学生的摇篮。更重要的是，这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缺乏人文精神。中国的有识之士曾经呼吁关注这种阙失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但“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制的不良影响还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期。

【注释】

[1]陈文斌、林蕴晖等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2]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政策汇编》，1949年5月5日。

[3]教育部档案，《1948──1949年长期卷》，卷12。

[4]教育部档案，《1950年长期卷》，卷11。

[5]翟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第17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6]出处同上。

[7]《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4页。

[8]出处同注[5]，第5页。

[9]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10]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

[12]教育部档案，《1950年院系调整卷》。

[13]苏渭昌等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8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5页。

[14]“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干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

[15]出处同注[7]，第967页。

[16]出处同注[14]，第346页。

[17]“中央教育部党组六、七月份的综合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356页。

[18]教育部档案，《1952年院系调整卷》。

[19]《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99年，第1864页。

[20]《中国教育年鉴》，1981年，第966页。

[21]R．麦克法夸儿、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22]周远清，“挑战重理轻文，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中国高教研究》，2002年1期。

[23]王德滋等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

[24]出处同上。

[25]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新华文摘》，200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