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农民起义的真面目

1、“替天行道”的谎言

向来说起农民起义，很多人总是想到什么“替天行道”、“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其实大谬不然。纵观历朝历代，所谓的“义军”，其实就是“土匪”、“流寇”的代名词，他们整日烧杀掠抢，洗劫百姓，真正能做到不扰民者廖如星辰。事实上，对民间破坏最严重的，恰恰是那些打着各种正义名号的叛匪。官军的军纪再败坏，至少会在城市内或者主将面前有所收敛；而义军则不然，他

们根本没有军纪，只懂得奸淫和烧杀。

隋朝末年，门阀世家们把持朝政，残酷剥削百姓，不惜竭泽而渔。朝廷征收的税额其实并不高，真要按此缴纳，那大隋百姓应该家家都富得流油才对。其实百姓的主要负担还是因地方官员和胥吏们搜刮所导致，朝廷的税额在经过一层层官员之后，加到百姓头上时往往翻了数倍。三次征辽给隋末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徭役和赋税激增，直到把无数人家逼到卖儿卖女都活不下去的地步，于是这些原本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只好揭竿而起，成为匪盗。

土匪们造反的理由固然值得同情，但他们起义之后的种种丑恶行径却又狠毒残暴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大多数经历了苦难和压迫的人非但不会因此而对其他人产生同情心，反而会有一种看到别人遭遇更惨才能得到发泄的报复心态，他们要成为新的压迫者，好把自己受的苦、挨的气，都在更老实、更弱小的人身上补回来，于是这些受尽欺凌的弱者提起刀后，又去更冷酷地去迫害那些比自己更加

软弱的人。

义军领袖都有着装模作样的出众天赋，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四处烧杀掠抢，淫辱妇人，嘴上虽然说得一个比一个好听，俨然将自己塑造成除暴安良的英雄，可实际上却成为了最大的“暴”，不过是带着一伙曾经无辜的人，去抢劫杀戮那些更无辜的人。他们只会破坏，从不会建设，只能把良田变成荒野，把村寨变为废墟……当时名气最大的匪帮是地处河南的瓦岗寨，匪首李密提出了很多蛊惑人心的口号，虽然他不过是个只会空口说谎许诺的大骗子，但在众多愚昧的百姓心中，他所描述的画饼却是许多人挣扎着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有些人其实也并非真地那么好骗，但别无出路的他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抓住这个飘渺的希望。张金称、李子通、朱璨、魏刀儿等义军首脑也都冠冕堂皇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号称要与天下人“有衣同穿，有饭同吃”，但他们抢劫时每有所得，却总是先藏进自己的秘密山洞。这些打着“替天行道”旗号的人捞到好处后，往往都先将其归于自己。官军在战后甄别俘虏的身份时，总是挑铠甲好的向外拉，

基本上十拿九稳会是大头目。

当然，在这些被迫造反的喽啰中，也有一些有着济世梦想的好人，他们深受苛税之苦，于是就希望建起一个没有贪官污吏盘剥，没有无法承受的赋税、徭役的桃花源。为了保卫自己的新家园，他们与前来围剿的官军浴血奋战，更在大当家的带领下，不畏生死地攻破一座座城池，杀掉里面的每一个官员和胥吏。然而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上位者手中的工具，或者死于某场莫名其妙的纷争。数年之后，幸存的人回首望去，却发现自己除了破坏和制造新的灾难之外，

竟然一事无成。

而在封侯拜相的巨大利益面前，连方外之人也不能免俗。和尚、道士、方士这些化外之人中，不乏利欲熏心之辈，在世道混乱时，这些人总会到处寻找搬

弄是非的机会。从魏晋以来，无论从西域传入的佛门还是土生于中原的道家，无不在乱世中积极寻找强者。因为只有与强者站在一处，其学说才能在太平年代受到官府的全力支持，整个门派日后才有机会发扬光大。就像把李密吹成代隋英主的李玄英、还有因受了金银而骗得翟让将瓦岗寨大当家位置拱手相让的贾雄都属此类。这些人有些是为了成名，有些是为了求财，有些是为了将来能做官，目的并不一样，但却都属于拿天下人的性命当作赌注，好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做铺垫的

家伙。

由于流寇们不懂得如何练兵，武器铠甲也严重缺乏，麾下士卒的战斗力都比较孱弱，于是便希望麾下兵马越多越好，以便靠人数来取胜。为了养更多的兵，他们必须不断去抢掠，而被抢的人没了吃食，也只好去当流寇，于是义军盗匪像雪球般越滚越大。大部分时候，义军抢掠百姓不仅仅是为了得到物资和财富，更是一种招兵的策略。这些揭竿而起的英雄豪杰们大肆洗劫村落，抢走百姓家中最后的家当和粮食，进而逼着他们中的强壮者不得不加入义军，好让他们转化为自己麾下的喽罗，有些甚至直接强行协裹良民入伙，然后带着他们去祸害另一个村落，好让他们及时签下投名状。很多义军在攻城夺县时，常常强迫百姓充当炮灰，用刀逼迫其冲在最前，以消耗守军的精力和守城物资，成功后就冲入城中，烧杀一空，不成功则撤围而走，这样匪首身边亲信的精锐喽啰不会受到折损，反倒是被裹挟的百姓中的青壮如果能在惨烈的攻城战中活下来，都会成为见过血的凶徒，他们将成为精锐喽啰的后备力量，由于手上都杀了太多百姓，他们已经没有回头的路可走，只能死心塌地地开始与国家作对。

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各城镇中的百姓对义军绝非日夜企盼，他们决不肯让自己一年到头起早贪黑从泥土中刨出来的收获轻易就被流寇们抢走，很多地方几乎不用县尉动员，百姓们就成群结队地走上城墙与郡兵们并肩作战。要么血战求生，要么眼睁睁看着土匪进城，侮辱自己的妻子和姐妹，抢走一家大小赖以过冬的食物。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是男人都知道该如何选择。

2、踏脚石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掀开了秦末大乱的序幕，然而最后摘桃子的，却是项羽和刘邦。一将功成，尚且需要万骨干枯，又何况是改朝换代，封王封侯？没有大批的马前卒做踏脚石，不充分利用千万条性命为自己前赴后继，那些出生时就带着彩云缭绕等祥瑞的帝王贵胄们，又怎能在这乱世中脱颖而出，坐上龙庭？

在隋朝末年，世家大族有着草头王们远远无可比拟的优势。无论是李渊、王世充，还是罗艺，都是当时大隋王朝最优秀的英杰，手下掌控着大隋最精锐的士卒和最好的装备；加上身边依附的济济人才和雄厚财力，很快便能把新招募的农夫化为精锐之师。而且这些门阀的势力遍布朝堂，各地官员中有不少与其有着各种关联，同时又更容易得到地主豪强们的支持，所以一旦举起叛旗，马上一呼百应，从者云集……这些便利都是落草聚义的义军们根本无法企及地，所以隋末看似义军蜂起，有数路烟尘，但基本上都是瞎折腾，真正有资格争夺天下的，也只不过是那几个大隋的旧臣而已。其他人不顾一切地努力拼争，不过只是徒劳地

为人作嫁罢了。

在最初之时，大部分百姓从贼仅仅是因为活不下去，只有极个别的喽啰有着封侯拜将的野心，余者十有八九都是被朝廷逼得活不下去的可怜人，或是逃避辽东兵役的青壮。这批人在数年的辗转挣扎后，多数都会在官军的围剿和彼此的火并中失去生命。然而随着时局日渐纷乱，匪寇中渐渐出现了大量的府兵低级军官、官府底层小吏和不得志的读书人，他们为了出人头地而从贼，这些人目的明确，能力出众，在流贼之中起到的作用也要比寻常的农夫大得多。在他们的鼎力相助下，许多规模颇大的流寇都安顿下来，开始一城一地地经营自己的老巢。此时他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志向已从活下去升华成了改朝换代，封妻荫子。

没有人天生愿意做贼，更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子孙被人指着脊梁骂一声“贼娃子！”那些怀着逐鹿中原野心的山贼首领们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心态，喽啰们均被告知，强盗这行做好了便可以封侯拜相，做新朝的开国功臣，从此受世间万人的仰慕。几乎每个义军首领都冠冕堂皇地给自己披上“吊民伐罪”的外衣，但在这大义凛然的遮羞布背后，真正的动机都不外乎是“抢钱、抢地、抢女人”这三者而已。虽然几十家起兵夺天下的反王无一不把自己美化为解民于倒悬的英雄，好像自己拼死征战完全是为了给百姓带来安乐，但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其麾下的大小头目和追随的喽啰，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哪一个不是在打着“清君侧、杀奸臣“的旗号鱼肉百姓，做强盗的事儿？

与庸俗的历史论调不同，义军和官军根本不存在正义与邪恶的分野。李渊是大隋防范大敌突厥的边将，却勾结突厥人杀向自己的祖国，其龌龊的背主兼卖国行为与吴三桂可谓毫无二致，但他麾下的士卒同样都认为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是在救万民于水火。但其实那些站在杨家旗下和李家旗下的庄稼汉们曾经同样质朴，在败坏的军纪下也都曾同样的野蛮残忍，他们根本就没有高尚与卑劣的分别，更不该用正义阵营和邪恶阵营来划分为两群人，因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根本就毫无分别----都是杀人或被杀。然而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所以当我们翻阅史书时，便总会发现，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恰巧在正义使者讨伐邪恶帝国的大快人心中落幕。其实打江山和打劫一样，都是大伙宰一头肥羊然后坐地分赃，但由于受到丛林法则的制约，最终的成败结果就决定了后世的评价，成者王侯败者贼。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对于各家夺天下的首领们而言，战争就是棋局，如画江山便是棋盘，诸条道路便是经纬，手下那一个个已经倒下和正在倒下的生命就是棋子，一盒没有生命、没有感情、没有血肉的棋子。夺天下的领袖伟人们都是着眼全局的好棋手，心都足够冷酷淡定。对于他们而言，在争夺天下的这盘棋里，温情从来都不存在，只要最后的结局是胜利地，那其间损失多少棋子根本无须在意。一将功成万骨枯，哪个帝王将相在稳坐天下之后，不是心安理得地安享富贵？谁又还会记得那些战死沙场，好让自己得以登临权力顶峰的愚蠢的垫脚石呢？在这些“聪明人”眼中，昔日高祖如果下不了分老父一杯肉羹的狠心，也不会创立大汉数百年基业。而他仅为了能更快逃命就把妻子和儿女先后推下马车的龌龊举动，也可以看作是不受私情阻挠，以天下百姓和家国大业为重的坚毅果断之举。

这个乱世注定是为英雄所设地，而所谓英雄，就是站在白骨堆最顶端的那一个。对于诸家义军首领而言，自己迄今仍未登上宝座，无非是因为脚下的白骨堆得还不够高。所以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还要持之以恒地继续去堆，直到超

过与自己角逐的所有豪杰。十几万喽啰的性命算得了什么？古往今来，哪个成就霸业者没付出过巨大的牺牲？必要之时，甚至连亲兄弟都可以填进去。只要最后这堆白骨的巅峰之处能与天子的御座持平，只要这累累白骨能够铺就通往金銮殿的大道，那一切就都是值得地。至于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表露出的丑恶与阴暗会不会在青史上留下骂名，这从来都无人会顾忌。今后的历史，毕竟将由胜利者来书

写！

3、贼比官府收得少

虽然有很多义军四处烧杀劫掠，祸害百姓，但占山为王的义军首脑也不全是目光短浅之辈，如果总将过路的商人、旅者赶尽杀绝，那只会断了自己的财路，不是细水长流之道。精明一些的山贼会打出维护一方的招牌，定下自己的抽税标准，对过往行商和旅客抽取一定的买路钱，或者十抽一二，或者有一个最大限额，只要按规矩交钱，就保证能平安走过他的地头。而且流寇们为了长远打算，必须先要安定下来，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剿灭管辖界内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势力，并打击所有恣意抢掠百姓的草寇，以保障自己的抽税权。在某种程度而言，他们正在承担起官府已经无力承担的责任，于是百姓们在把原来要交给官府的钱粮交给了流寇时也不太抗拒。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人能维护正常的秩序，税赋交给谁不一样呢？窦建德起初跟着高士达屠城数十，砍下的脑袋能堆成山，后来摇身一变，自封为河朔大总管，割据一方，推行善政，俨然也有了几分朝廷的味道。窦建德的治理方式相对柔和，他征的税不高，田赋也较低，很快尝到低税甜头的百姓就忘了他曾经的血腥和残暴，开始念起他的好来。

一些山寨的义军非常注重邀买人心。每攻破一处城镇，只是将大户官吏抄家灭族，粮食财富抢劫一空，却对百姓秋毫无犯，甚至还把带不走的粮食分给穷苦人，把地主门阀家的地契烧掉，于是穷棒子们突然就有了自己的土地，身上背的沉重债务也一扫而光，所以一些地方最穷的百姓甚至会希望这种土匪早日前来。其实每股义军的目光都是随着规模扩大，野心增加而渐渐由短浅转为长远，大部分起义者起初总是烧杀抢掠，每过一地就洗劫一空，满城老幼尽皆杀光，边敛财边宣泄心中的愤怒。但等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开始做长远打算，甚至是帝

王梦想。

在乱世之中，除了这些沦为贼寇的义军喽啰外，更多的人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策略，他们只希望靠老老实实地耕作，过辛苦但踏实的日子，为了防御流寇，他们往往结寨自保。土匪们遇到比较坚固的堡垒通常不会强攻，而是根据周围田地的肥沃程度，提出一个数字来，模式类似于黑社会向店主收取保护费。在义军和土匪与某些镇、堡、城池达成了协议，收取了每年所要求的物资之后，就决不会再去侵扰，有些甚至还主动承担起保护这些地方不受其它山寨侵袭的责任。这样其实对双方都有好处，“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当朝廷已经不能保护百姓时，百姓便只有自己花点钱来雇人保护自己。

而对于匪徒们来说，他们从此就无须费力进攻军民誓死不降的高城大墙，还能得到生存和壮大的粮食与金钱。其实结寨自保也好，上山为匪也罢，都只不过是为了在乱世中苟延残喘而已，他们都是乱世的受害者，也是灾难的推动者。

有些结寨自保的大户根本就和土匪牵扯不清，甚至还有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他们在官府交一份赋税，土匪那里也交一份，两方都不得罪。而对于城镇的百姓来说，他们本不富有，如今既要给官府交一份税，又要给山大王交一份，其压力可想而知。不过身处隋末的乱世之中，能保得性命，不被乱兵任意杀戮，就已经是万幸了。即使再差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得多。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土匪向庄子里收的钱，比大隋官府征收的赋税还要低些。“贼比官府收得少！”这个

荒诞的事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在一些土匪强大的地区，甚至有些大郡也无力杜绝匪寇的袭扰，只好用缴纳保护费的方式与其保持相安无事，有的竟然还托庇于山贼。而保护费一者来自城中百姓，尤其是一些富户，其它则打着招兵防御流寇的名义，要求上面少收赋税，然后把这笔钱交给匪徒。反正朝廷也无力庇护，自己又不是匪寇的对手，既然每年匪寇要求的保安费比起为防备流寇所需的征兵、购买装备、抚恤死者、奖励战功等费用低得多，又何必打生打死地去卖力剿匪呢？官府向贼交税，这个不

可思议的荒诞事实在隋末却屡见不鲜。

4、官军

为了剿灭各地的义军盗匪，朝廷不断发官军进行清剿，但效果却令人失望。很多城镇被攻陷不过几日就被官军收复，但义军撤离时点起大火，把一切不能带走的东西付之一炬，官军进城后，迎接他们的是满城一无所有的百姓。而不久之后他们便会在饥寒交迫下死去大半，其中的青壮将加入匪帮，去祸害焚烧另一座城镇，并与今天他们翘首期盼的官军做战。由于不断的裹挟和破坏造成了恶性循环，四下里的贼越剿越多，几乎每个地区都活跃着大批的反贼，他们如春天时的韭菜，割掉一茬又生出一茬。官兵进剿虽然屡屡取得胜利，但每次的结果不过只是让匪首换了个名字，官兵前脚一走，地方上立刻混乱依旧。

而百姓对官军却也是又恨又怕，“官匪一家”这句话在隋末并不是一句虚言，即使是纪律较好的官军，驻扎或途经时所需的粮饷也会由地方官府摊派到每个百姓头上，同时各级官吏又会趁机中饱私囊，造成百姓不堪重负。如果碰上军纪较差的部队，还会一路抢掠，所过之处与匪徒（义军）梳过一遍也相差无几，最好的情况也是家家户户被刮得缸底儿朝天，惨一点还会被屠杀奸淫。最惨的状况是官兵先过一遍，义军暂避锋芒撤离，官军晃一圈回去后，义军再来刮一遍，这样就连小康之家也会顷刻间变为赤贫，原本的赤贫之家更是只好把心一横，跟在土匪身后找饭吃了。

正因为官军的军纪败坏非常，所以那些结寨自守的庄主、堡主们看到官军的旗号，立刻敲锣打鼓地将粮食、牛羊送到军前，但谁也不会主动邀请士兵们进

入堡中休息。他们对官军充满警惕，在心里和土匪归结为一类，只想支付一些“平安费”，请军爷们快点上路。在那段乱世中，官军冒充土匪四下打劫，杀良冒功，土匪冒充官军诈门的事情都时有发生。谁曾经是官军，谁曾经是流寇，此时的行为已经没有太大差别。只是随着城池的频繁易手，战利品会越来越少，安分百姓也越来越难以生存。

生活在罗艺、王世充这种强者所控制地域的百姓还算幸运，虽然为了供养这些军阀发展武备，以背叛朝廷争夺天下需要征收不菲的税赋，但毕竟存在着基本的秩序，远比让这些郡县变为无主之地要来得好。在此兵荒马乱的年月，没有强者统治的地域会乱得不可想象，流寇、土匪、豪强，打着各种旗号的劫掠者会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凭空而生，很快就将膏腴之土变成一片荒芜。

虽然朝廷虚弱，御林六军战斗力低下，但大隋各地还有不少优秀武将，手下兵甲精锐，能把高士达、格谦、王薄这些知名流寇轻松地打得满地找牙。义军看起来动辄数十万，其实战斗力极差，而且其中夹杂着不少妇孺老弱和裹挟来的百姓，往往几十万流寇弹指间便被数千精锐官军击溃。一次十万流寇进攻北海县城，隋朝名将张须陀来不及召集兵马，只带了四个人出战，就成功阻止了敌人的推进，还杀伤不少。等到数千郡兵随后赶到，轻松将其击溃，十万流寇自相践踏，战死一万三千多人，被俘者多达三万，而剩下的五万余人则大部分都是被裹挟入营的百姓，战斗刚一结束，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跑到了北海城外，高呼着张须陀的名字，请他尽快攻打被残匪占据的城市，为刚被洗劫的自己报仇雪恨。

在这个乱世之中，有的是从不考虑百姓疾苦，只想着自己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谋取富贵并在史书上留下名姓的“英雄豪杰”，他们竭力煽风点火，挑起纷争，裹挟着活不下去的百姓造反，然后割据一地，把其中的人力物力压榨到极限，并不断忙着攻城掠地，以战养战，把越来越多的城镇化作焦土。虽然很多官军都曾经多次大败流寇，但盗匪总是越打越多，直到将剿匪者彻底淹没。各路英豪们不会因一两次惨败就失去信心，他们从来没为兵源问题担心过，只要站在赤贫如洗的百姓间高喊一声“跟老子去抢官库！”肯定能拉起数万不耗费任何军饷的流民。这些流民虽然体质很差，也没经过什么正式训练，但跟人拼命的勇气却从来不缺。几次大的战斗下来，通过自然淘汰便能去芜存精，变成一伙令寻常官军闻风丧胆的悍匪。即便偶尔战败，只要能逃出官兵的追杀，不出两年便能够卷土重来。而除了善于裹挟壮大外，流寇们的逃命能力也很强，战败后往高山大泽中一藏，几个月后就能恢复元气，并出现在另一个郡县，让官军带兵堵截都来不及，这一招常令官军束手无策。而像突厥这样居心叵测的邻居也常对一些起义军进行资助，给他们提供武器和粮草，增大官军的剿匪难度。

随着叛军蜂起，忠于朝廷的军队越打越少，这又导致了另外一个恶果发生，越来越多的地方势力和官军开始采取观望的态度，不肯再听调遣为朝廷卖命。他们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漠视着流寇一日日坐大，从一支支原本只知抢掠的小绺子，慢慢变成一家家规模正式庞大的反王，开始竞逐天下。

5、为正义而战

即使是在大厦将倾之时，也仍会有几根梁柱在苦苦支撑危局，用自己最后的努力，为这个自己深爱的国家尽一份心力。有很多前来镇压义军的郡兵和府兵士卒们非常英勇，他们并不是对这个朝廷如何忠心，而是希望能尽早还这世界一个太平，希望自家的妻儿老小不再受到乱匪威胁之苦，所以他们慷慨激扬，问心无愧。而义军的喽啰们同样认为自己才是正义之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被暴政逼到无路可走时才不得不提刀为贼的。他们要推翻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为自己和家人争得生存的机会。一方是要维持社会最基本的规则，一方是要为自己和家人争取生存的机会，似乎他们都没有错，而两方的士卒也都毫不怀疑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所以个个做战都很英勇。但正义却只有一个－－－－它永远只属于胜利的那一方。

隋末的忠诚将领是悲哀地。他们希望能剿灭匪寇，恢复朝廷的秩序，让百姓过上安生日子，哪怕仍然是苛捐杂税，也比战乱烧杀好得多，可匪寇却剿不胜剿，无休无止。而官军的浴血奋战让朝廷得以苟延残喘，而这苟延残喘的朝廷继续倒行逆施，苛捐杂税，将更多的百姓逼成了土匪。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土匪与朝廷联手，将黄河南北无数曾经繁华的村落彻底变成荒野。剿匪时间久了，官军士兵们就会从起初的坚定变为无所适从，如果不剿匪，土匪会将城市和村落抢掠焚烧成断壁残桓；可如果继续剿匪，则等于维护着朝廷欺压百姓的权力，局势同样会一步步恶化。似乎不管怎样，最后所有的繁华都将一样终归荒芜。

有些明智的将领采用剿抚并重的策略，成效极为显著。他们会给被劫掠过的村民提供暂时的生活援助，分给他们荒废的土地，以断绝流寇的兵员。由于协助郡兵剿匪便可以领到几百斤的口粮，虽然不算多，但熬成粥再拌些野菜进去，绝对可以保证几口人熬过这个灾年。如果能找到一块无主的荒地，或许之后就能步入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被招募的青壮总是络绎不绝。其实封王封侯，轰轰烈烈地过一辈子，仅仅是极少数人的心愿。有块地种，有口安稳饭吃，再有个草屋挡寒，已经是大多数百姓的毕生所求。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官府之所以会有无主的荒地供流民屯垦，全是托了绿林好汉们的福。如果不是这几年农民起义军恣

意纵横，把城墙之外的坞堡、庄园都给攻破，把那些地主豪强们杀了个人伢不留，官府又到哪去找那么多无主荒田来分给百姓？

6、死亡的循环

历史上有名的数次大规模民间叛乱，都必然会经历一个非常类似的过程。起初，他们是被某些贪官或者现有秩序逼迫得活不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随后，他们疯狂地抢掠和破坏，打碎一切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东西，焚烧一切曾伤害过自己的东西。可当他们心中的怨气发泄完，同时也把周围破坏成一片荒芜的时候，便会重新拾起生存的本领，垦荒种地，修筑房舍。当家里有了存粮，屋中有了女人后，他们又慢慢变成了秩序的维护者和利益的捍卫者，并与之后的破坏者，无论是官军还是同行，不惜拼死一战。如果将历史书中那些伏尸百万的血腥视而不见的话，便可以冷静地总结出一个规律：破坏秩序，毁灭财富，当抢无可抢时，他们又创造财富，而后又建立秩序，并为了维护这秩序不惜拼死一战。他们是毁灭者，同时也是捍卫者。他们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者，又往往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启者。但他们从来笑不到最后，总会被有心人利用，直到榨干全部价值后再丢进污水坑中。到那时，所有的罪恶都会被归咎到他们的头上，所有的功劳和辉煌，都理所当然地被已经得到权力的智者们所占有。

喽啰们起初追随在大当家身旁，仅仅是为了过上几天安分日子，因此在本部兵马有了一块落脚点后，反而最怕的就是战火烧到自己的家门口，这也是他们奋不顾身与官军作战的原因，他们要保障自己的妻儿，保障自己全家辛苦耕种了大半年的土地不被再次夺走。这些土地不久前还属于某个高官大阀，他们要支付高昂的租金才能耕种，而官府的收税官会及时赶来，冠冕堂皇地把收获的粮食夺走大半。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辛苦耕种一年并纳完税后，还能让一家人吃饱肚皮，就是这些淳朴的喽啰们最大的愿望。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家与国，尊严、气节、领土这些东西都很空泛，离他们很遥远，那些是大人物们才该关心的事，他们并不会太在意。衣食足才知荣辱，他们只关心身边的蝇头小利，以及今晚是否还有米下锅。

然而很多人是会随着环境蜕变地，很快这些最初造反不过是为了有口饭吃的庄稼汉们就发现，提着刀劫掠比提着锄头在田地中刨食效果更佳，奸淫掳掠比遵纪守法更为快意，于是他们泯灭了良心，成为四处打家劫舍的流寇。而更多老实的农夫则在这些昔日的同行们毁掉家园后无法生存，除了加入流寇，成为旧同行们的新同行外，他们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于是很快这批新加入者就会毁灭更多

老实人的家园，他们中的一部分会战死，却同时又能吸纳更多的新同行。华夏大地上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循环，直到血流到无可再流，直到所有的安善百姓都荡然无存。

其实很多流寇走上造反和破坏之路都情有可原，他们都是被官府的苛税逼得无法生存才落草地。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那些人四处烧杀掠夺，朝廷就不用养这么多兵，赋税也不会这么重，而如果没有沉重的赋税，百姓的日子就能好一些，造反成为义军的人就会少一点……从头到尾，这都是一个无解的圈，但每个人都清楚，必须尽快结束这个乱圈，否则再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好人坏人就全死光了。要么由强势的官军迅速镇压掉民变，继续原来的统治；要么就由占据上风的义军来一场足以改朝换代的大杀戮，彻底推翻旧王朝，建立一个新世界。总而言之，只有把这个死亡之环杀出个一大缺口，这令人绝望的乱世才会结束。

然而这死亡之环的割裂，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中剥削与不公愈演愈烈，百姓越来越窘迫困苦的悲剧。封建专制政权最终都是极度腐朽的，当两个封建专制政权对决时，新兴的一个往往在还没来得及彻底腐败前就击败了她的竞争者。而老的政权只有苦苦地熬，力求挺到新兴政权变得和她一模一样的时候。如果此时新兴者没能成功利用开始的冲劲占据全国大部分地盘，老政权就有希望凭借更大的地盘压垮她的敌人，史书会把这种幸运称为中兴。中兴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所以领导中兴的皇帝会得到极大的颂扬——因为他的敌人如此罕见、出色地迅速走完了专制政权的腐朽道路，从而能够让他这个“中兴之主”能捡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其实无论新朝和旧朝谁笑到最后，这死亡的循环都不会变。如果官军镇压了起义，维系了旧王朝，那由于在战乱和杀戮中留下了大块无主的土地，毁减了大量的困苦之人，人均耕地增加，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书上所谓的“中兴”。如果旧王朝被推翻，那新朝也同样会走上旧王朝的老路，官吏越来越贪婪，朝政越来越昏暗，赋税越来越高昂，百姓越来越痛苦……直到----新的农民起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