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三角诈骗的类型(上)丨法学评论

张明楷：三角诈骗的类型（上）丨法学评论

本文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作者：张明楷，清

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下半部分请点击左

下角“阅读原文”查看内容摘要：三角诈骗是德国、日本等国刑法理论和审判实践普遍使用的概念；三角诈骗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犯罪现象，而且与两者间的诈骗没有实质区别；三角诈骗概念不是伪命题，承认三角诈骗概念，不仅具有实体法的意义，而且具有诉讼法的意义。传统类型的三角诈骗表现为，具有处分权限的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被害人（第三者）的财产，因而使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诉讼诈骗是传统类型三角诈骗的典型，在诉讼诈骗中，处分行为人是法官而不是被害人；不应当认为诉讼诈骗中的被害人是处分行为人、法官只是单纯的受骗人；换言之，不存在受骗人没有处分财产的三角诈骗。本文试图论证另一种类型的三角诈骗，即具有处分权限的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自己的财产，却导致被害人（第三者）遭受财产损失。这种新类型的三角诈骗，与传统类型的三角诈骗以及两者间的诈骗没有实质区别；承认这种新类型的三角诈骗，有利于处理相关疑难案件。

关键词：三角诈骗；诉讼诈骗；传统类型；新类型一、三角诈骗概念不是伪命题

一般认为，诈骗罪的构造（既遂）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

——对方（受骗人）产生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1]——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2]“通说认为，交付行为的存在是必要的；交付行为这一要素，是‘没有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3]

诈骗包括两者间的诈骗与三角诈骗。所谓两者间的诈骗，是指行为人直接欺骗被害人，使被害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自己的财产。在这种场合，受骗人与被害人是同一人。三角诈骗，则是受骗人与被害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通常所谓的三角诈骗，是由受骗人处分被害人（第三者）的财产，受骗人本人没有财产损失，被害人则没有受骗。例1：甲使用伪造的存单到丙银行柜台取款，银行职员乙误以为是真实存单，将10万元现金交付给甲。可以肯定的是，甲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即使反对三角诈骗概念的学者，也不会否认甲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稍微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本案实际上是三角诈骗，亦即，行为人是甲，受骗人与处分行为人是乙，被害人是丙银行。例2：A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欺骗C银行主管贷款事项的副行长B，骗取100万元贷款后潜逃。没有疑问的是，A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受骗人与处分行为人是B，被害人是C银行。[4]显然，在我国，贷款诈骗罪都属于三角诈骗。

但是，就上述两例而言，由于甲与A的行为无疑成立诈骗罪

与贷款诈骗罪，人们通常不过问甲与A的行为是两者间的诈骗还是三角诈骗；或者习惯于认为，甲与A的行为就是普通的两者间的诈骗。这正好说明，三角诈骗与两者间的诈骗不存在任何实质区别。在两者间的诈骗中，被害人当然是有权处分自己财产的人，其由于受欺骗并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而直接使自己遭受财产损失。在三角诈骗中，受骗人是有权处分被害人财产的人，因而与被害人自己的处分没有本质区别。换言之，不管是在两者间的诈骗还是三角诈骗罪中，都是有处分权限的人处分了财产，只不过前者处分的是自己的财产，后者处分的是他人的财产。但不管是谁处分财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结果都必须归属于诈骗犯，而不能归属于财产处分人。不难看出，三角诈骗与两者间的诈骗，只是形式上或者外表上的不同，二者的行为构造与实质却完全相同；否则，对三角诈骗就不可能以诈骗罪论处。

或许有人认为，在上述两例中，直接将丙银行与C银行认定为受骗人与被害人即可，因而仍然是两者间的诈骗。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单位（包括法人）虽然完全可能成为诈骗罪的被害人，但不可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人。诈骗罪中必然有受骗人，但单位本身不可能受骗。当人们说单位受骗时，实际上只是单位的决策者或者是其他可以处分财产的人（处分行为人）受骗，决策者或处分行为人既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数人。诈骗犯不可能直接对单位本身实施欺骗行为，

只有通过对单位的决策者或处分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才能骗取单位的财产。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财产处分决定是基于单位的集合意思做出的，但事实上，诈骗犯也是通过欺骗形成集合意思的部分自然人或者全部自然人，使之形成所谓处分财产的集合意思的。由此看来，将单位本身认定为诈骗罪的受骗人，是经不起推敲的粗糙结论，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刑法分则的一些条文也能说明这一点。例如，《刑法》第167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与此条规定相类似的是《刑法》第406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两个条文直接表明，当诈骗罪的被害人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国家机关时，其受骗人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认为受骗人是国有企业等单位，那么，就没有理由追究其中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正是因为主管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应当受骗而受骗，导致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国家机关遭受财产损失，才需要追究主管

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概言之，欺骗行为只有作用于单位的自然人，即作用于单位中具有处分财产权限的自然人，才可能骗取单位的财产。[5]所以，不能认为上述例1与例2中的受骗人是银行本身。

也许有人认为，既然在上述例1与例2中，人们不区分两者间的诈骗与三角诈骗，也能合理地认定甲与A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就没有必要区分两者间的诈骗与三角诈骗了。但是，在上述两例中，人们不区分两者间的诈骗与三角诈骗，是因为没有对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进行精细的分析。这种不精细的分析虽然能解决部分案件的处理，但遇到较为复杂的案件时，不精细的分析就难以得出妥当的结论（参见本文第三部分）。况且，区分两者间的诈骗与三角诈骗，在

实体法与程序法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说，虽然两者间的诈骗与盗窃罪的区分是相当容易的（只需要判断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但三角诈骗与盗窃的区分则存在一定困难。如所周知，“交付行为（即处分行为——引者注）的有无，划定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被害人交付财物时是诈骗罪而不是盗窃罪；被害人没有交付财物时，即行为人夺取财物时是盗窃罪。诈骗罪与盗窃罪处于这样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不存在同一行为同时成立诈骗罪与盗窃罪，二者处于观念竞合关系的情况。”[6]承认三角诈骗的概念，有利于更准确地区分诈骗罪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