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动员视角下的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研究
情感分析网络舆情研究综述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交流习惯。
随着即时通讯工具兴起以及自媒体的不断涌现，网民信息交互的渠道增多，网民通过多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热点事件的态度，从而促进了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
一旦处理失当，网民的负面情绪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而情感分析方法是对网民观点与情绪分析的有效方法之一，得到该领域研究者的重示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对我国基于情感分析研究网络舆情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和回顾整理。
意在发现情感分析方法研究网络舆情中的热点、趋势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后分析总结其存在的不足，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情感分析网络舆情研究现状情感分析又称倾向性分析、情感分类、意见抽取、评论挖掘、情感挖掘或主观分析，是用户对商品、服务等评论内容的分析、处理、归纳和推理，对评论中表达的观点和情感进行分类，同时也被广泛运用在网络舆情的研究中，成为当前网络舆情研究中的主流方法之一。
（一）发文量趋势。
通过CNKI期刊网数据库搜集相关文章，采用关键字“情感分析舆情”进行搜索，检索时间截至2019年12月，共检索到420篇，在此基础上清洗得到381篇有效文献，其中硕博士论文237篇，期刊140篇，会议论文4篇，如图1所示，图中横轴为年份，纵轴为文献发表篇数。
（图1）从图1可以看出，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发文量由缓慢增长到快速增长。
受当时理论发展水平、技术条件以及受重视程度的限制，在2007~2012年发展较为缓慢，6年内发表31篇。
随着大数据新兴技术的迅速崛起，增加了网络热点传播速度和网民发表言论渠道，政府对网络舆情越来越重视，促使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从2013年发表数量快速上升，到2019年共发表350篇。
情感分析网络舆情研究的增长不仅得益于政府对舆论的高度重视，还有早期研究为其奠定理论和技术上的基础。
这表明了我国情感分析网络舆情研究逐步走向成熟。
（二）重要期刊分布。
进一步运用上述检索的140篇期刊，从中选取重要期刊，排在前十名的期刊共有43篇相关文章。
基于情感分析的网络舆情研究
基于情感分析的网络舆情研究在当下社会，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舆情越来越受到关注。
网络舆情是指社会群体在网络空间中通过传递、交流信息所形成的舆论倾向。
而如何有效地分析和处理网络舆情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情感分析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方法，它能够通过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文本中的情感进行分类和分析，为网络舆情研究提供了一种高效的途径。
一、情感分析的基本原理情感分析的基本原理是将文本中所表达的情感倾向映射到某个情感维度上，常用的情感维度有“积极”、“消极”、“中性”等。
在情感分析中，会使用大量的语料库进行训练和学习，进而对文本情感进行分类和评价。
目前，在情感分析技术中，SVM、朴素贝叶斯等算法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实际应用中，情感分析的效果与语料库、算法、文本分类器的设置都有关系。
二、情感分析在网络舆情研究中的应用情感分析在网络舆情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媒体报道、网络舆情监测、品牌推广等领域都得到了应用和推广。
1. 媒体报道在媒体报道中，情感分析技术可以将新闻事件中的情感进行分类，通过评估正面和负面情感的数量，可以获得新闻事件的整体情感。
这不仅可以帮助媒体更好地把握受众情感，提高新闻传播效果，还可以对各类新闻进行情感评分，以此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新闻事件。
2. 网络舆情监测在网络舆情监测中，情感分析技术可以对网络上的评论、帖子等进行情感分析，帮助监测舆情动向和网络对某个事件或品牌的态度，并及时发现负面情绪，做到及时回应，避免反弹。
3. 品牌推广在品牌推广中，情感分析技术可以对公众对品牌的情感进行分析，及时获取公众的反馈和需求，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公众的需求和关注点，及时进行调整和改变，提高品牌信誉度和用户满意度。
三、情感分析技术的不足之处尽管情感分析技术在网络舆情研究中应用广泛，但其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包括以下几点：1. 情感分析受语言表述、语境的影响较大，词语的多义性也会影响分析效果。
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米姆式传播与共意动员
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米姆式传播与共意动员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究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米姆式传播与共意动员现象。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崛起，网络民族主义运动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这种现象不仅体现了民众对于国家认同、民族尊严的追求，也揭示了米姆式传播在构建和强化集体认同、激发集体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将通过分析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信息传播机制、米姆式传播的特点、以及共意动员的策略，来揭示网络民族主义运动如何借助米姆式传播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并对这一现象的社会影响进行反思。
本文将概述网络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和背景，分析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兴起原因和主要表现形式。
将探讨米姆式传播在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包括其传播机制、特点以及对集体认同构建的影响。
接着，本文将深入分析共意动员的策略和方法，探究网络民族主义运动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激发民众的情感共鸣，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效应。
本文将对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米姆式传播与共意动员现象进行反思，探讨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和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思考。
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本文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理解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米姆式传播与共意动员现象的视角，以期引发更多关于网络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动员的研究和讨论。
二、网络民族主义运动概述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形式，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兴起并引起广泛关注。
它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优势，将民族主义情感与网络空间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动员和表达方式。
网络民族主义运动通常涉及对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文化传统的维护和捍卫，以及对外部威胁和挑战的强烈反应。
在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米姆式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米姆（meme）作为一种文化基因，通过模仿、复制和变异的方式在网络空间中迅速传播，成为网络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载体。
米姆式传播具有强大的共意动员能力，能够迅速聚集和激发网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情感动员理论
情感动员理论2017年7月3日下午，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郭小安在民主湖报告厅为全体学员作了题为“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员机制”的讲座。
讲座由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伟伟主持。
郭小安认为，在后真相时代，公众更多地是基于情感而不是基于事实作出判断。
通过对抗争动员中的情感和理性两个理论视角的回顾，郭小安认为，斯科特提出了“生存伦理”和“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国内也产生了以法抗争、以理抗争、表演式抗争、符号化抗争等大量的解释框架。
当前，中国是一种压力型体制，即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由于制度化的抗争渠道并不畅通，民众更多地通过非制度化渠道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抗争还呈现出由身体抗争转向身体符号抗争的新特点。
而大众媒介在社会运动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议题建构、争取支持者、获得媒介关注的方式。
在社会抗争的情感主义视角方面，勒庞的《乌合之众》提出，集体中起作用的不再是理性，而是人的本能。
实际上，《乌合之众》的落脚点在于反思、批判法国大革命对于民主秩序的破坏。
这表明，一切权力都需要限制，没有限制的权力都会走向崩溃。
此外，郭小安还对布鲁默的循环反映理论、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格尔的“相对剥夺感”概念以及亨廷顿的社会抗争经典公式进行了回顾。
郭小安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非直接利益型抗争，而是集体泄愤事件。
并将情感动员策略具体划分为谣言建构、悲情叙事、道德捆绑、恶搞戏谑、人肉搜索。
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郭小安也指出，目前的新闻框架研究面临着从破碎到失衡的现实。
框架主要是追求阐释意义的过程，现有的多数研究仍然局限于对文本数据的量化分析。
目前框架理论在新闻传播的生产规划、内容建构等方面的应用集中表现在执行的文本分析、话语分析，而在传播效果研究中医量化研究为主的精确的内容分析与议程测量。
此外，郭小安还探讨了媒介事件中的新闻框架和行动框架的结合的可能性。
他认为，在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既是行动工具，又是报道工具。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网络环境中，大量网络用户或群体之间发生的集体行动或事件。
其发生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网络相互作用的过程。
以下是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一些研究方向和理论：
1. 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关注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认知、观念、信念和态度等因素对行为的影响。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个体的社会认知会受到网络上信息的影响与传播，从而产生行动的动机和决策。
2. 信息传播与扩散：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和扩散。
网络上的信息流动可以迅速影响到大量的网络用户，进而激发行动的参与和扩大。
3. 社交影响力理论：社交影响力理论探讨了个体在社交网络中相互影响的过程。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社交影响力可以通过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和信息共享而产生，推动群体行动的形成和扩大。
4. 群体动力学与动员机制：群体动力学研究了群体行为中的集体动力与行动的演化过程。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群体动力学可以从个体行为的聚集、信息交流和互动等方面解释行动的产生和发展。
5. 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连接和交互等社会结构。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社会网络分析可以揭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信息流动路径和集群结构等，从而解释事件的形成和传播。
以上仅是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一些研究方向，实际的发生机制可能受到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
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需要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2024年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_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范文
《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_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篇一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_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一、引言在当今社会，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爱”的表达方式也在不断演变。
其中，像爱护自己的偶像（爱豆）一样爱国，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
本文将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
二、新媒体与“爱豆文化”的崛起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平台为偶像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人们通过关注、点赞、分享等方式表达对偶像的喜爱和支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爱豆文化”。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将情感寄托于偶像，像爱护家人一样去关心、保护他们。
三、“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在新媒体的影响下，“粉丝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开始兴起。
与对偶像的喜爱和关心类似，粉丝们开始将这种情感投射到国家层面，像爱护自己的爱豆一样去爱国。
他们积极关注国家大事，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种情感投射背后，是人们对国家认同感的增强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四、新媒体在“粉丝民族主义”中的作用新媒体在“粉丝民族主义”的兴起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首先，新媒体为粉丝们提供了一个快速、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使得粉丝们能够迅速获取国家相关信息和动态。
其次，新媒体为粉丝们提供了参与国家建设的途径和方式，如参与网络投票、在线签名等，使粉丝们能够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国家的支持和关爱。
此外，新媒体还通过传播正能量、弘扬民族文化等方式，增强了人们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五、社会心理机制分析“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的社会心理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们对偶像的喜爱和关心是一种情感投射，这种情感投射使得人们更容易将这种情感投射到国家层面。
其次，新媒体的普及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变化，增强了人们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最后，人们在追求个人价值和梦想的同时，也开始更加关注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从而形成了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的心理状态。
涉外事件中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呈现
涉外事件中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呈现随着我国的崛起和地位的不断提高，有些涉外事件引发了广大网络民族主义的情绪。
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指在互联网时代中，一些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通过网络沟通得到了更广泛、更迅速的传播。
本文将从几个典型的涉外事件中，分析网络民族主义情绪的呈现。
第一，钓鱼岛建机场事件。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中国称其为钓鱼岛，日本称其为尖阁诸岛）的一些无主岛屿，这一行为引发了中国人的公愤和反日情绪。
在互联网时代中，表达情感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网络。
网络上开始出现了大量对日本的抵制、抵制日货等情绪。
一些国民组织还举行了示威活动。
这体现了网络民族主义的特点：在涉外事件中，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表达情感的渠道。
第二，南海争端事件。
南海是中国的重要领海，但是在近年来，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也相继宣称对南海拥有主权，并在南沙、中沙、西沙群岛一带开展了石油勘探活动。
这些国家的行为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感。
在网络上，涌现出了大量的爱国文章和民间呼吁，号召大家抵制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产品，爱国主义情绪愈加强烈。
这些事件的发生，反映出我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在增加，网络民族主义也随之而来。
第三，马航事件。
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在起飞后瞬间失联。
在等待消息的过程中，中国人非常关注这一事件。
然后，马航公司很快归咎于MH370在中国揽获，这引起了中国网民的不满和抵制。
网络上的“马航不友好行为”成为了一片口号。
这些言论也体现出了中国自信的增长和国家意识觉醒的特点，它的主导力量被称为网络民族主义。
总之，涉外事件中的网络民族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公众对外的情绪和态度。
网络的兴起使得民众有了更广泛、更有力的发声渠道，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族主义是必然存在的。
但是，应该注意理性，避免一些意气用事行为的发生，以免影响国家形象。
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因素：个体情绪、社会情感与集体意志
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因素：个体情绪、社会情感与集体意志非理性因素是网络舆论中的重要方面。
中山大学张志安教授和晏齐宏博士认为，可以从个体情绪、社会情感、集体意志三个层次来把握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
非理性因素是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参照心理学、认识论、价值论、文化学、社会学等加以界定。
在认识论、心理学意义上，非理性因素主要指没有明确目的、意识的认识活动和心理活动因素，如潜意识、下意识等，或不遵循逻辑程序的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发现真理的能力；在人性论、伦理学意识上，非理性因素主要指与人的理智、自制力、自觉能力相对的人的情感、意志、信念、欲望等。
从非理性的结构来看，有研究者认为，根据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关系的密切程度，可以将非理性因素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
低层次的非理性因素是指生理本能、生理欲求、习惯、情绪、感受性情感等，与人的本性和生理组织密切相关的非理性因素；中层次的非理性因素是指情感、信念、兴趣、社会欲求等，通过意志、信仰为中介影响理性或受理性影响的非理性因素。
这些非理性因素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认识、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
而高层次非理性因素是指意志、信仰、知觉、灵感等与理性接近，影响理性并受理性制约和指导，随理性变化而变化的非理性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从情绪、情感、意志等三个方面，把握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当然这三个方面并非截然独立的。
个体情绪：感染启动在网络舆论中的表征情绪通常是在有机体的天然生物需要是否获得满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内心的情绪体验。
情绪和情感的不同之处在于，情绪常常只是用于情感的表现形式方面，具有较大的情景性、激动性、短暂性。
情绪侧重于表明情感的过程，着重于描述情感过程的外部表现及其可测量的方面。
或许正是由于情绪的可测量性，目前关于网络舆论的研究中，大多采用情绪而非情感，甚至有了情绪型舆论的说法。
情绪型舆论是一种由于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或受外界不良信息刺激，网民在网络上散布的一种片面的、偏激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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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动员视角下的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研究
近两年来网络民族主义事件频发,本文所关注的“瑞典事件”即
是一例。
“自发”是该类抗争性行为发生的重要方式,“情感”是其主要动因。
目前,本课题的相关研究者对该类事件的动员机制和具有重
要动员作用的“情感”因素关注较少。
本论文在该角度展开研究和探讨,将对现有研究实现良好补充。
文章基于框架理论和情感动员的相
关理论,对网络民族主义事件中的动员机制展开探讨,采用虚拟民族
志方法和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笔者对近年来典型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发展趋势进行回顾,对事件中主流媒体、其他意见领袖和网民等
主体的参与、动员情况作出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媒体在事件中的框架建构与情感动员,对网民之间的情感互动与自主动员过程进行分析。
在具体操作上,本文对2018年“瑞典事件”展开着重探讨。
从最初网民对国内主流媒体新闻的质疑,到瑞典辱华节目上线后,媒体与网民
对瑞方的一致批判,“瑞典事件”中的媒介框架动员与网民自主动员
呈现了清晰的形成和发展脉络,为本次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
笔者对媒体的话语和新闻框架进行分析,并通过Python爬取@环球时
报评论区数据,对网民的互动话语进行分词,通过关键词对网民的情
感逻辑展开研究。
最终,文章呈现了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媒体在事件过程中的报道框架、情感表达与动员策略,以及网民在一定的理性认
知基础上,以归因逻辑、身份认同和效用追求为主要环节的自主情感
动员机制。
媒体与网民之间通过框架整合过程实现了情感的激发、极化或弱化,并实现对动员的接受或驳斥、推进或瓦解。
在事件过程中
可以看出,“情感”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网民的理性认知和情感激发出现交叉,共同对事件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在目前,这种参与特点在网络民族主义事件中已较为常见。
笔者认为,如能对网民实现良好
的引导与行动规范,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同样有望对中国外交实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