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

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摘要李森科主义指的是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

经历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苏联科技史上的“李森科事件”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一个黑暗的深渊。

就是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

如果没有政治民主科学理论的研究就会受到政治霸权的侵害，由此可见民主对科学的重要性。

同时随着科技进步民主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照相技术，网络技术等可以使信息得以传达到普通民众中间，确保信息的公开保证公平公正。

关键词：李森科遗传学民主政治科学引言上个世纪中叶的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对当时苏联的遗传学研究和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伤害，反思李森科事件让我们了解到科学进步在专治政治体制下举步维艰的事实。

也更加证实了民主对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支持作用，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加快了民主进步，纵观人类历史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进步而民主的进步离不开生产力的进步，从生产力低下的奴隶制社会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自由程度逐渐加强，这离不开科学上的进步没有科学上的进步人类社会必定会止步不前。

所以用专制手段压制科学发展不仅会阻碍科学而且会影响到民主进程。

1.李森科和李森科事件始末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 -1976）前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乌克兰人。

李森科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

乌克兰和阿塞拜疆虽然地处较偏南方，但是冬季农作物也偶尔会受到霜冻天气的威胁。

1929年，李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

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1]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李森科的“春化作用”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实际价值，春化法古而有之，但作为农业科学的一种方法，春化法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农业科学家在不断实验中发现，这种方法不仅收益甚微，且劳动的复杂性和资金的投入都会增加，在科学意义上说，该种方法仍值得探讨和研究，苏联许多科学家提出质疑和反对都是正常的，然而，李森科无法容忍别人的怀疑和批评，颇具政治头脑的李森科利用当时畸形的政治形势，采用极端卑鄙的手段迫害了大批不同观点的农学家。

1929年到1931年，春化法没有使苏联粮食产量些微提高，相反还增加了农业生产负担，然而这并没有使李森科退出政治舞台，此时正值继基洛夫事件后开始进行肃反运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李森科在“春化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植物阶段发育理论”，以此掩饰“春化法”的弊端，此后，在苏联阶级斗争时期，李森科为了迎合斯大林政策，在会议发言上，宣传将“春化法”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理论高度”来认识，这种发言却获得了斯大林的高度赞赏，李森科因此受封了一系列院士头衔，实验室被关闭、工作人员被开除、教科书和专业文献被销毁、消灭果蝇，强权的力量，阶级斗争的黑暗，科学的发展举步维艰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任命李森科负责。

“春化处理”在俄国的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森科对此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

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

李森科的“春化作用”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实际价值，春化法古而有之，但作为农业科学的一种方法，春化法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农业科学家在不断实验中发现，这种方法不仅收益甚微，且劳动的复杂性和资金的投入都会增加，在科学意义上说，该种方法仍值得探讨和研究，苏联许多科学家提出质疑和反对都是正常的，然而，李森科无法容忍别人的怀疑和批评，颇具政治头脑的李森科利用当时畸形的政治形势，采用极端卑鄙的手段迫害了大批不同观点的农学家。

1929年到1931年，春化法没有使苏联粮食产量些微提高，相反还增加了农业生产负担，然而这并没有使李森科退出政治舞台，此时正值继基洛夫事件后开始进行肃反运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李森科在“春化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植物阶段发育理论”，以此掩饰“春化法”的弊端，此后，在苏联阶级斗争时期，李森科为了迎合斯大林政策，在会议发言上，宣传将“春化法”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理论高度”来认识，这种发言却获得了斯大林的高度赞赏，李森科因此受封了一系列院士头衔，实验室被关闭、工作人员被开除、教科书和专业文献被销毁、消灭果蝇，强权的力量，阶级斗争的黑暗，科学的发展举步维艰。

[2][3]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

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

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

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2.拉马克遗传学说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的区别拉马克肯定了环境对物种变化的影响。

他有两个著名的观点，就是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

前者指经常使用的器官就发达，不用会退化，比如长颈鹿的长脖子就是它经常吃高处的树叶的结果。

后者指后天获得的新性状有可能遗传下去，如通过不断锻炼使脖子增长的长颈鹿，其后代的脖子也增长。

而达尔文认为所有物种生物体的起源和发展都是通过小的、遗传变异的自然选择来增加个体的能力，来竞争、生存和再生。

孟德尔和摩尔根发现了遗传学三大定律即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交换定律。

证明了性状的遗传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后天获得的性状不改变基因也就不能遗传给后代。

否定了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观点。

3.科学技术能促进政治民主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科学技术能够推动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民主运行提供了必要的设施装备和经济基础。

经济发展对民主政治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在民主发展史上已经得到了经验的证实。

1989年，世界银行进行了一次数据统计，根据人均收入的多寡将国家划分为三个层次：人均收入在6010美元到2133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130美元到450美元的“贫穷”国家；人均收入在520美元到581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

数据显示，在入围的24个高收入国家中除了三个非民主的石油输出国和半民主的新加坡以外都是民主国家；42个贫穷国家中只有印度和斯里兰卡有过广泛的民主经历；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国家是非民主国家，另外5个国家正处于向民主国家过渡的阶段。

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表明，相对富裕的国家能够实行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中等收入的国家具备向民主国家转化的可能性；而贫穷国家几乎没有实现民主制度的希望。

“在经济低度增长和停滞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化的‘盲区’，或仅表现出微弱的民主化冲动；而在经济失败的国家，尽管会发生激烈的政治动乱，但难以唐动健康的民主化进程。

”这些中高收入国家的科学技术的贡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绝大部分的比重。

[4]网络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新渠道。

传统的政治参与仅限于选举投票、政治结社等几种简单形式，信息的传递也只能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等简陋的传播媒体来完成。

现代社会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彻底扭转了这一状况，突破了传统政治参与和信息传递的局限，为公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参与渠道。

互联网的发展实现了信息的异地传输，打破了信息传递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使公民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世界各地所发生事件的最新信息，并及时做出反应，从而充分发挥了公民参政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网络开创了信息多元和言论自由的全新局面。

互联网为公民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参与平台，大大强化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效用提高了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拓展了民主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使任何一位公民只要具备一台电脑，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板、网络论坛或者和政府官员直接对话等方式探讨政治问题、表达政治意愿。

4.民主思想对科学的发展提供社会条件科学发展需要民主精神和思想的培育。

科学史研究表明，对科学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外部条件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是否有对科学的需求没有社会需要，科学发展就失去了最大的原动力。

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科学创新思想得以实现的基础。

三是整个社会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是否相容没有民主的自由的学术环境，科学发展所必需的创造力就得不到激发，科学家的思维之源就会枯竭。

所以说民主思想可以为科学的发展扫除障碍，让科学思维不受专治思想的毒害。

让科学研究不受宗教政治等的影响而止步不前，没有民主思想作先决条件科学的发展必将受到影响。

在欧洲的科技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著名的振荡曲线，古希腊高峰，中世纪衰落，近代重新崛起。

仔细考察曲线振荡的社会环境，不难发现古希腊时期和近代以来的科学繁荣，无不与民主的进步休戚相关。

在古希腊社会，实行的是城邦制民主政治，具有自由民身份的知识分子享有思想自由的权力，没有君权和神权能够对知识阶层横施暴虐，从而产生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还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喜帕恰斯一托勒密的地心说，阿里斯塔克的日心说等等，成为人类科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5.李森科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结果1949年春，李森科主义在苏联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中国成立了“中国米丘林学会”，这标志着李森科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同年，在中方邀请下，苏联李森科学派的专家来到中国，一方面推动李森科学派的传播，另一方面攻击摩尔根学说的倡导者。

随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扩大为学术批判运动，中国举办了各层次的“米丘林生物科学传习班”，一些持摩尔根学说观点的生物学家、农学家被迫公开检讨自己的学术思想。

[5]尽管大多数国内遗传学家被停止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不能公开发表文章，但他们依然保留着原来的学术观点。

可以说，这时的中国遗传学领域形成了学术观点尖锐对立的两派。

李森科主义在中国借助行政手段得到迅速传播，但并未完全取代其他学说的介绍和传播。

1950年，北京农业大学第一任校长乐天宇坚持李森科主义，在学术研究上打击坚持摩尔根学说的遗传学家李景均，追使其离开祖国从事遗传学研究。

不久，乐天宇因破坏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而被撤职。

[6]新中国成立初期缺乏经验，经济、政治上都曾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因此在科学政策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基本上把苏联用行政力量支持李森科的一套照搬过来了。

1949冬起，我国各类报刊大量刊登了宣传李森科主义的文章，李森科的追随者到各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教学或演讲，冲击了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工作。

米丘林学说与摩尔根学说的争论日益激烈，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