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的确立与发展

全书共12篇，主要内容包括：

纽约Grove Press社英文版
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 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 作者的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等。
以下目录来自１９７９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汉学研究已逐渐 远离欧洲传统汉学模式。

由大财团资助的基金组织直接负责对远东尤其是中国 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战略研究活动的 赞助。一些学会组织纷纷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太平 洋学会成立，不少大学先后设立有关东方学研究的系、 研究所。汉学从欧洲古典模式走向现代，把究的关 注点对准中国的近现代问题，为汉学研究从传统走向 现代奠定基础。一批批新的汉学专家不断出现，一批 中国古典著作被译成英文。美国汉学史上的最著名人 物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也已经初露头角。



狄考文偏重教育对中国近代化影响的研究。 他提出实现中国近代化的首要任务是科学知识 化。强调“科学知识是当时接触中国知识分子 的唯一媒介，而只有透过知识分子才能影响到 整个中国社会”。
早期美国的汉学研究的特征：

一是以传教士为主体。这些人虽然为数不多， 但研究的水平高、程度深、范围广。 二是早期美国汉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研 究人员极少，又是单一的传教士，在研究中国 的过程中往往以基督教文化来分析理解中国文 化，使研究存在严重的局限性。

1876年，耶鲁大学首先开设汉语课程。卫三 畏回国以后，在耶鲁大学建立美国历史上第 一个汉学考古室和东方图书馆，这一行动标 志着美国汉学“从草创时期开始步入学院式 研究的时代”。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进入20世纪，美国汉学研究有 了一定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 哈佛大学与中国燕京大学合作 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和 “中国学图书馆”，这使哈佛 大学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心， 从而形成美国学院研究汉学的 传统。

二、传教士汉学家群体

近代美国汉学发展史上还出现以传教士为主的汉学研究 群体。他们是丁韪良、明恩溥、狄考文、卫斐利、卢公 明等。 明恩溥十分注重对中国总体性的介绍，涉及面很广。著 有《中国特色》，强调思想启迪的重要作用。 丁韪良强调科学知识对中国近代社会改良的重要性，奠 定了学校科学研究的基础。写了《中国古世公法》。

第二节 迅速崛起的美国中国学
一、中国研究的勃兴

1.直到19世纪末，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从某种意 义上讲还仅限于书本。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不断 摇摆于幻想和幻灭之中。

2.进入20世纪，美国汉学研究开始发展。耶鲁 大学成立“雅礼协会”（1901）；哥伦比亚 大学开办中文讲座（1901）；芝加哥大学开 始收藏中文资料（1910）。

《中国丛报》，又称《澳门月报》或《中华丛 报》，以西方读者为对象，以介绍中华传统文 化为主要目的，于1832年5月创刊，1851年8 月停刊。

创办宗旨：“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向海外报
道中国各方面情况以及她所发生的变化，变化
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刊物研究的四个方面：

①中国自然经济、地理位置的情况； ②中国的商业发展情况，特别是中外通商贸易 情况； ③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如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历史、法律等； ④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状况。



1876年，在卫三畏的主持下，耶鲁大学首先开设中文 课程，建立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 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效法，一 些著名的图书馆开始收藏研究汉学的图书资料。一些汉 学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如美国现代语言学会(1883年)， 美国历史学会(1884年)，美国亚洲协会(1898年)等。这 些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发展，使之走 上职业化、专业化的轨道。


东方学会以“传播关于东方的知识，促进对东方 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为宗旨，最主要的是埃及、 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文化。 东方学会1854年开始出版《美国东方学丛刊》。 东方学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汉学研究新的开端。

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19世纪70年代开始， 美国一些高校陆续出现对远东和中国的研究。
美国的中国学
第一节 概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 国力不断增强，美国积极准备对外扩张，以求 建立世界强国。

一战期间，美国趁欧洲各国忙于大战、无暇东 顾之际，大力扩张在中国的势力。从二战爆发 到50年代，与欧洲汉学相比，美国的中国学研 究有了相对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取得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标志有三：一是研究经费猛 增；二是研究机构成倍增长；三是研究中国的 领域也不断扩大。 随着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发展，美国汉学研究 逐渐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代名词。

这些人对罗斯福政府制定正确的对华政策产生过积 极地影响，因此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同中国共产党 的关系曾经有所改善。 费正清评价太平洋学会是一个出色的学术机构，在 传统汉学研究向地区性研究演变的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

四、左翼新闻记者的中国研究

1.斯诺与《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美国汉学的确立与发展
第一节

概述
美国汉学研究的开先河者也是传教士，19世 纪30年代，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才进入中国， 尝试汉学研究。

美国汉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
美国来华传教士作为研究汉学的一支重要力量
曾发挥了巨大作用。

美国传教士汉学研究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从不同
的角度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甚至
二、中国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研究的不断进展， 其发端是引人注目的 “哈佛燕京学社”和中 国学图书馆。这项合 作使哈佛大学成为美 国研究中国的中心。
三、太平洋学会的创立与中国研究的转向

美国中国研究的转向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重要的标 志之一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American Council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成立。它的出现，使 得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 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 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揭开 了地区性研究的序幕。

第三节

美国汉学的确立
一、东方学会与美国汉学的确立 1842年美国成立东方学会，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一 个学术组织。 最初由一些传教士和政府官员组成。 东方学会开展对东方的研究，体现了美国东方学“要 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 的基本特征。这同欧洲汉学重视中国古典文化、历史 研究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太平洋学会最初是由夏威夷地区关心太平洋地 区经济问题的各界人士发起的区域性团体，该 会成立的宗旨为“研究太平洋各民族状况，以 求改进民族间关系” 。 出版有《太平洋事务》以及《远东观察》和 《远东文摘》等杂志。


1936年，太平洋学会在美国纽约的纽西迈特 国家公园举行会议，参加的有来自太平洋地区 各国的250名代表，是一次盛大的国际会议， 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参加了这次会议。研究 的问题是关于食物供应、土地、收入、分配、 国际事务、人口政策等。

《中国总论》将太平天国起义的成功与失败归 纳为四点原因 ：

卫三畏在研究中华历史文明时试图为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 找到适当的位置。所以他对中西文化冲突的论述多半采取 折衷的方法。他强调宗教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作用。 卫三畏重视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研究，在《中国总论》中首 次“将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和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相 提并论”，认为 “他们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稗治文主编的《中国丛 报》是由英美在华商人 资助创办的，所以办报 的特色既有欧洲汉学研 究中注重对中国历史、 文化、文学、文字研究 的特点，又有注意考察 中国当时社会现实问题 的一面。

卫三畏的《中国总论》 体现了美国早期汉学研 究的另外两个特点： 一、把汉学研究作为 “一种纯粹的文化”来 进行综合研究； 二、早期美国汉学还不 得不受到欧洲学院派汉 学影响。

二战期间，太平洋学会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美国对 于太平洋地区和远东独立研究的“最重要的唯一来 源”。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文章，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 培训工作。同时，它对战时中国问题拥有很大程度上 的发言权。太平洋学会中许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认为 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应该接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 装，通他们结成联合战线，并且建议美国政府要“了 解长期被封锁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中国丛报》在 内容和形式方面部发生很大变化：

版面的多样，栏目的丰富多彩，有关于中国的宗教、 儒家文化、道家哲学思想以及中国文学名著、书评、 文艺杂谈、地方风土人情、古代与近代的名人逸事， 甚至名山大川、行政区域划分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从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从统治 阶级的法典到秘密社会的教规；从孔孟之道、儒家学 术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下层社会流行的歇 后语；从古典名著到民间传说，《中国丛报》都作了 大量的介绍和评论。


《中国丛报》的创办，推动了国外汉学研究的 发展，该刊不仅注重中国实际问题研究，同时
又以大量篇幅，介绍发表了研究中国古典诗歌、
散文、古代历史、文学、哲学、艺术和宗教等 的文章，介绍中国清朝以前各个历史阶段的不 同人物，是近代西方汉学研究又一典型。
2．卫三畏与《中国总论》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年)， 美国“汉学之父” 。曾先后出版过十多部关于中国的 书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文字等诸 多领域，如《简易汉语课程》(1842年)、《官方方言 中的英汉用词》(1844年)、《中国地志》(1844年)、 《中国商业指南》(1844年)等。这些书籍成为外国来 华传教士和商人的必读之书。还著有《我们同中华帝 国的关系》(1877年)，《中国历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