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第一人
美国汉学家威廉·莱尔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观
美国汉学家威廉·莱尔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观
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
和介绍贡献了很多。
他的翻译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莱尔认为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能够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他认为翻译
不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再现。
在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时，
莱尔注重传达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莱尔非常重视译者的角色。
他认为译者不仅仅是将文字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更是作品
赋予新的生命和意义的创作者。
莱尔强调译者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和良好的审美能力，同
时还要注重对原作的细致研究和理解。
他认为只有译者能够真正理解并传达作品的内涵，
才能够生动地再现原作的风采。
莱尔注重翻译的风格和语言流畅性。
他认为译者应该注重翻译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使读者能够流畅地阅读和理解翻译作品。
莱尔强调翻译应该符合当代语言的习惯和要求，
以便更好地与读者沟通和交流。
莱尔认为翻译应该注重作品的原汁原味。
他强调翻译应该尽量保留原作的特点和风格，不应过多地添加个人的理解和解释。
莱尔认为译者应该尊重原作的创作意图，力求忠实地
再现原作的思想和表达方式。
威廉·莱尔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观强调翻译的文化交流功能、译者的角色、翻译的
风格和语言流畅性，以及作品的原汁原味。
他的翻译观点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绍和传
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来的汉学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汉学
一、：英文名sinology，定义内涵：指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现状、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的研究。
受西方学者所受的教育与文化背景影响，是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精神和物质文明认识”的一个“概括”。
其本质是外国的学问。
二、汉学分类1.以国别分类：美法英德2.以时间段分类：游记汉学《马可·波罗游记》，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⑵传教士汉学：①[西班牙]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于1585年在罗马以西班牙文出版，内容涉及“中华帝国”的政治、历史、地理、宗教、文字、教育、科学、风俗、特产，以及作者的经历、见闻等，是第一部欧洲人撰写的、内容丰富、涉及面极广的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也是第一部严谨的汉学著作，它的问世在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
②[意大利]卫匡国：1643年在中国浙江传教，他一生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宗教、哲学、文法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中国先秦史》和《鞑靼战纪》是他的两部著名的历史著作，《中国先秦史》一直被认为是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最佳汉学著作，《鞑靼战纪》被称为“十七世纪的中国现代史”，《中国新地图志》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地理著述，卫匡国因此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
三、汉学家：大体年代来到中国，汉学合租做，在汉学史上的地位③[意大利]利玛窦：《中国札记》，又称《利玛窦中国札记》，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这本书从不同侧面对明末中国社会作了详尽而细致的介绍，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札记》用大量篇幅对中国的传统哲学进行分析、评价。
同时，它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了解16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中国的影响。
在出版时受教会影响，删除了关于批评中国的内容，它是16世纪末西方汉学知识的重要来源。
除此之外，16世纪末，利玛窦将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加注释，这是第一本《四书》的西文译本。
利玛窦的贡献还有a、在中国开创了融合儒家进行传教的方式，使基督教顺利进入中国；b、西方科技尤其是水利、地理知识传入中国。
美国汉学家孟旦_DonaldJ_Munro_
美国汉学家孟旦(D onal d J1M unro)孟旦(Donald J1M unro):哈佛大学学士(1953),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64),密西根大学哲学、汉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讲座教授、唐君毅讲座教授。
求学时期,他曾师从刘毓鋆先生、唐君毅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哲学。
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人性和人学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
在1969年的第一部著作5中国古代人性观6(The Concep t of M an in Earl y Ch ina)中,他区分了平等的两种意义,即描述的意义和评价的意义。
与此相应地,他也指出了关于平等的两个概念,即自然的平等和社会的平等。
他1977年的第二部著作5中国当代人性观6(The C once p t of M an i n C onte mporary China)研究了中国当代的人性理论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控制原则。
他的结论之一是,许多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以及有关政府机能的信念等同时存在于古代儒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惯常所谓的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鸿沟其实并不存在。
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及其多次再版奠定了他在国际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1988年,他发表了自己的中国人性三部曲的第三部,5人性的形象:一个宋代的肖像6(The I mages of H u m an N at u re:a Sung P ortrait)。
这部著作使用了一种独特的、富有创新意义的方法。
它通过分析朱熹用来表现其思想的几种结构性形象,深入解释了朱熹关于人和人性的观念。
此外,在这一时期内,孟旦教授还编辑出版了一本重要论文集5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关于儒家和道家价值观念的研究6(Ind ividualis m and H olis m: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1985)。
与前几部著作一样,该论文集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热烈欢迎。
美国汉学家傅汉思先生的古诗研究
美国汉学家傅汉思先生的古诗研究傅汉思是美国汉学界一位重要的学者，他是古代汉语文学研究的专家，尤其研究古代诗歌文学方面的专家。
他曾在古诗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研究成果超越了常规学术研究，使他成为当今世界汉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
一、傅汉思先生对古诗研究的贡献傅汉思先生对古诗研究的贡献是丰富多彩的，首先，他深入研究了汉代古诗文学，系统总结了汉代古诗发展历史，论述了古代诗歌文学的各种类型，由此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古诗研究学术框架。
其次，他对中国古诗的各个型态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对诗歌的最初理论模式也做出了详细的介绍，从而为当今古诗研究奠定了严谨的学术基础。
第三，傅汉思先生还把古代诗歌的特殊文学形式，如诗词的格律、韵脚和表达手法等方面的研究，都纳入他的学术研究中，他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当代古诗研究的进步。
二、傅汉思先生研究古诗的方法傅汉思先生在研究古诗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研究方法，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包括“文学史体系法”、“文学比较法”、“比较文学分析法”、“文学历史性研究”等。
其中，他把古诗研究置于历史体系之中，从古诗的历史发展角度和历史变迁的角度对古诗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引进比较文学分析法，即从文学形态、语言现象、文本内容到文学理论等多个维度，把多个文本放在一起比较，从而更好地理解古诗的文学性质和文学价值。
三、傅汉思先生研究古诗的成果傅汉思先生的古诗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他的学术著作《汉诗史稿》被广泛接受，被誉为汉诗史研究的里程碑。
同时，他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内容涉及汉诗的历史发展、文学比较、格律体系等各方面，为当今汉诗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业内外的一致好评。
综上所述，傅汉思先生在古诗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采用了多元化的方法来研究古诗，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当代古诗研究的重要代表。
他的研究成果对现代汉学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世界汉学发展和汉诗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国汉学家取名有深意
外国汉学家取名有深意
外国一些汉学家的中文名字，包含了他们对中国、对中华文化的深挚感情。
费正清是早期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泰斗，他1932年就到了中国，在清华大学讲授经济史。
他取中文名时，朋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
耶鲁大学史学家史景迁，取名景迁是因为他很“景”仰太史公司马“迁”。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中文名，显然是取自“礼贤下士”。
哥伦比亚大学的毕汉思，中文名包含倾慕思念汉文化的意思。
被誉为当代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的施舟人，因诸子百家中老子是周人，庄子名叫庄周，故取其谐音“舟人”。
这个名字也包含有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渡人”的意思。
瑞典杰出的汉学家高本汉，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文史，他对自己的中文名很自豪，曾经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说：“我本是汉人!”
把老舍、巴金、莫言、王朔等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介绍给西方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中文名是他在台湾的一位中文老师为他取的。
这位老师颇有先见之明，预知葛浩文将翻译“浩如烟海的文章”。
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美国“汉学三杰”的中国史著作
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美国“汉学三杰”的中国史著作第一篇：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美国“汉学三杰”的中国史著作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美国“汉学三杰”的中国史著作为你讲书（点击收听）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2:12 美国“汉学三杰”的中国史著作来自飞芒翻书2016年2月11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逝世，享年83岁。
他与魏斐德、史景迁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
《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是孔飞力最为中文读者熟知的著作。
当然，除了一些为人熟知的著作之外，美国“汉学三杰”还有很多值得一读的中国史著作。
孔飞力《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这本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
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
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
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
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
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孔飞力对这部著作非常自负。
相对于他的另外三部专著和其他专题论文，这本书确实很不寻常。
总的来说，孔飞力治学的宗旨，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此书中有最为直接的展现。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这本书可以说是孔飞力教授的成名作。
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
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读到陈俱先生翻译、复旦大学陈绛教授校阅的美国汉学之父卫三畏(SamuelWells Williams)所著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煌煌两大册，极其厚重，不禁对两位陈先生付出的艰辛劳动由衷敬佩。
此书出版，令我心情格外激动，是因为我也曾想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已翻译了一部分。
后因此项工作实在太艰巨而作罢。
2002—2003年，我曾到香港浸会大学专门研究此书，当时就为此书没有中译本而苦恼，所以现在读到中译本，自然喜不自禁。
相比于二十世纪及当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如费正清、史华兹、魏斐德、艾尔曼而言，卫三畏的名字是比较陌生的，中国学界对其关注也比较少。
但卫三畏却是美国汉学的开山祖师，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而且他的代表作《中国总论》从一开始就为美国汉学奠定了很高的起点。
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卫三畏之子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编纂的卫三畏传记《卫三畏的生平与书信：一位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钧、江莉译)，才使中国学界对卫三畏的生平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卫三畏代表作《中国总论》一直没有翻译出来，相对于如火如荼的美国当代汉学翻译来说有点反常。
所以，陈俱先生翻译出版的这部《中国总论》，对于我们省视美国汉学的起源及其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下面略谈笔者对卫三畏及《中国总论》的管见。
一、卫三畏与美国汉学之发轫：耶鲁大学汉学讲座的建立1938年出版的美国汉学家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所著的《西方的中华帝国观》(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people，杨德山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主要研究的是1840-1876年这36年间西方著作中的中国观，他说：“但是迟至1875年，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中的汉语研究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
”他选择1876年这个断限也许是无意的，但却是非常有眼光的。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
孔教授在以上老师的教导下，颇留意观念与社会经验的关系。Weber 的影响使他一直认为这项关系是交互运作的，而不能单纯地由一方推导到另一方。也由于对人类学的兴趣一直浓厚，孔教授也留意语言与社会思想之间的关联。
孔教授在大学期间专攻欧洲历史。一直到大学四年级时选读日文，才接触到东方。之后，于服兵役期间被分发到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而他之决定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则是回到哈佛大学念研究所时，受费正清教授影响的结果。
就孔教授此书1980年再版的新序看来，中国传统的叛乱团体当中，根源于天地会者，其组织形式与政府武装团体相近，都以村庄、家族为基础。这些秘密社会虽是非法，但其文化取向却是正统的思想。如重视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如牢固的王朝观念（即使反清复明不过是建立另外一个王朝），如朝代兴替的历史观，如严密的社会阶层观念，都与官僚士绅相近。根源于白莲教信仰的叛乱组织则较不以村庄、家族、市集的垂直网络为结合基础。他们的成员多半在各村庄间水平移动，如跑江湖卖膏药的郎中、武术师傅、戏班子、雇工、修理家中破烂用品的人、小商小贩。白莲教的集会所零散公布于各村庄，只有一些宗教领袖走访各集会所做松懈的联系。白莲教徒可以女性充当教主，男女可以一起讨论教义，虽然也重视师徒关系，但教徒之间彼此较为平等，弥勒佛降世以后的极乐世界将垂永久而不复循环。这些想法就持正统思想者看来实为异端。持正统思想者多半是在村庄、市集的垂直网络中循着由来已久的交换（市集）、学习（书院、考试）、信仰（儒、道、佛）及社会控制（法庭、军队、纳税义务）等体系在移动着。他们的社会思想与经常水平移动于各村庄中的人有所不同，也是社会经验与观念互相关联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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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第一人——卫三畏引言所谓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指对境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反研究，是我们站在母体文化的氛围里，探索母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情况、历程、规律和特点，了解它在异质文化中的影响的广度、深度和不同的层面，分析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采取了什么不同的研究方法，走过了什么样的学术道路，等等。
从外延上说，它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延伸；从内涵上说，它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种补充。
研究海外汉学，可以在整体上促进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他可以作为一个深刻而有力的参照系，来观照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体系，把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实践上，可以使人们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有全面、透彻、准确的了解，因而可以使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到有的放矢，卓有成效，这就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制定对外文化交流的方略。
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美国汉学兴起于19世纪中叶，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
早期美国汉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
裨治文、卫三畏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他们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历史文化，汉学研究水平之高、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注重中国现实特别是关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从而开启了美国汉学注重现实的先河，是汉学研究摆脱了欧洲汉学古典规范的束缚。
美国汉学之缘起19世纪初期开始，随着广州、澳门中外贸易在海外影响的不断扩大，西方世界对中华帝国的认识逐渐增多，再通商的过程中，欧美基督教传教士随本国商人相继来华，东西方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的碰撞。
西方文化的不断进入，使两种文化在相互撞击过程中产生两种对世界不同看法：一是全球范围的经济、文化扩张主义；二十不顾时势境迁的时间范围的自我中心论。
这两种世界文化观最终都没能在各自的形成过程中取得成功。
但由于相互碰撞，东西方文化出现了难得的认同。
认同之一是，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引发了对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研究；认同之二是，在中国，这种研究表现为近代社会知识分子追求进步、自由，图强自主的“西学东渐”。
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不断研究和认识，最终促成了近代一门新的学科——“汉学（Sinology）研究的形成。
汉学研究的范围在近代西方涉及面广。
它包括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哲学、宗教等诸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门。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法、英、德等国已经逐渐形成一支职业化的汉学研究队伍，开始了种种专业研究。
这种专业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来华传教士作为研究汉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中发挥巨大作用。
传教士凭借他们在华传教的亲身经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以著书立说、出版发行等各种形式研究中国，是近代欧洲汉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景。
他们中出现了一批像冯秉正（Joseph Francis Marie Anne De Mailla）、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艾德（Emest John Eitel）、马礼逊（Robert Morrsion）、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汉学研究群体。
研究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甚至对中国人的心理特征、行为举止等进行描述和概括，形成了近代西方汉学研究的特有风格。
与此同时，在欧洲汉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之时，一个与此研究有着不同出发点的美国汉学研究也在逐渐形成之中。
18世纪末，美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
由于美国文化的渊源来自欧洲，在文化认同上，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一致的。
因此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美国商业资本开始了向海外扩张的进程。
在美国国内物质文明不断提高的同时，思想、文化活动也十分活跃。
19世纪40年代，随着中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美国对华商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对华投资开始以洋行形式出现。
为了扩大投资市场，美国政府和商人需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在“中国神秘”的幻梦破灭后，导致许多美国人提出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
这个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兴趣甚至超过其开发本国边疆的兴趣”。
虽然也欧洲各国汉学研究相比，美国汉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
一个显著特点是，美国传教士作为“文化”输出的先锋成为首批研究汉学的主要力量。
这些早期美国汉学研究者们把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同传教布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们一边传播基督教福音，一边从事汉学研究。
如果说，早期欧洲的汉学研究主要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学、文化的研究，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偏离西方传统汉学研究的轨迹，注重考虑美国的资深政治、经济利益。
这种特点许多年来一直被不少中外学者成为美国汉学研究与欧洲汉学研究的“截然不同的特征”。
卫三畏——美国汉学第一人相比于二十世纪及当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如费正清、史华兹、魏斐德、艾尔曼而言，卫三畏的名字是比较陌生的，中国学界对其关注也比较少。
但卫三畏却是美国汉学的开山祖师，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也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者。
他在中国生活了40年，编过报纸（《中国丛报》），当过翻译（《中美天津条约》谈判），还当过美国驻华公使代办，对中国的情况十分了解，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是美国第一位重要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因此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而且他的代表作《中国总论》把中国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综合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为美国汉学奠定了很高的起点，是标志着美国汉学开端的里程碑，该书与他所编《汉英拼音字典》过去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
卫三畏的生平1、青年时代1812年9月22日，卫三畏出生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一个基督教世家，父母都是当地长老会的成员，是虔诚的新教徒。
他曾就读于仁塞勒(Rensselaer)工业学院，学习出版印刷技术。
1832年7月他被美部会（美国对外传教机构）正式任命为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1833年6月起程前往中国，并于10月抵达广州。
2、来到中国卫三畏来到中国之后，一面工作，一面努力学习汉语，在这方面，他深受马礼逊的影响，在帮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的过程中，努力学习中文和日文，希望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他的中文水平进步很快。
十年之后的1843年，他在《中国丛报》第2卷第10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度量衡》和《论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两篇文章，标志着他在汉学研究上的正式开始。
他后来出版的《中国地志》一书，也曾大部分发表在《中国丛报》上。
当时，他还创建了著名的“布鲁因印刷所”（The Bruin Press）。
卫三畏凭着自己的勤勉努力，终于打开了在华事业发展的局面。
3、参与政事1858年6月18日，中国和美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卫三畏时任美国公使馆头等参赞兼翻译，在谈判时，他主张把传教宽容的内容加进去。
这是一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从此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就完全合法化了。
在此以前的康熙年间，由于中国的天主教各派发生“礼仪之争”以及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康熙皇帝曾于1720年颁布命令，禁止传教，后来雍正皇帝规定了更加严格的禁令。
4、回到美国1874年，卫三畏陪同美国驻华公使艾弗里到北京，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向同治皇帝递交国书。
两年以后的1876年，他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辞去外交上的职位，回到美国，定居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
1877年，他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也是美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
1884年2月16日，卫三畏在自己家中病故。
5、汉学研究1833年，卫三畏到达广州后，先后学习中文和葡萄牙文，在欧美商人的资助下为美国公理会创办了海外第一个印刷所。
当时在广州的传教士只有马礼逊、裨治文俩人，卫三畏参与了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撰写大量文章，向海外介绍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和文化习俗，还协助裨治文编著《广州方言撮要》，这些工作为他后来系统研究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47年，裨治文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后，《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卫三畏负责。
费正清曾称他是“一个天才的业余历史学家”，并把这一时期美国的汉学研究称为“著名的业余活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
《中国丛报》在后期人力、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版发行同卫三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卫三畏长期生活在中国，他的经历使他对中国问题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曾先后出版过十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文字等诸多领域，如《简易汉语课程》(Easy Lessons in China，1842)、《官方方言中的英汉用词》(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1844)、《中国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1844)、《中国商业指南》(A Chinese Cornmercial Guide，1844)、《英华分韵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1856）、《汉英拼音字典》（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等。
这些书籍一度成为外国来华传教士和商人的必读之书。
回国后，他在耶鲁大学任汉文教授，经常举办关于中国问题讲座，并著有《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1877)，《中国历史》等，这些活动为他构思完成一生最具影响的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n，1848）提供了条件。
卫三畏与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中国总论》《中国总论》是美国汉学奠基之作，法国学者考狄在《西人论中国书目》中将《中国总论》放在第一部《中国总说》的第一类《综合著作》中，这是放入同一类别中的第一部美国著作，也是十九世纪一部关于中国的全面研究的著作。
《中国总论》不但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十九世纪国际汉学的集成之作，书中参考和征引大量国际汉学的著作，代表了十九世纪国际汉学的较高成就。
以书中论中国经学、史学和文学的两章来看，《中国总论》对国际汉学研究成果竭力吸收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1844年11月，卫三畏返美度假，途经欧洲，为了编辑《中国丛报》的需要（卫三畏来华最早的任务就是负责印刷及发行《中国丛报》），在伦敦买了一套满文字模，并准备再购买一套新的汉文字模。
为了筹集资金，他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介绍中国社会生活、历史及风俗。
演说很成功，一方面由于他对中国已经有了广博而准确的知识，另一方面公众对刚刚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十分关心，并且知识分子也十分想知道这个封闭许久而刚刚打开国门的国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