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
当代美国汉学家《史记》研究主要成果简论
当代美国汉学家《史记》研究主要成果简论作者：吴涛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2期摘要：《史记》在美国汉学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简要介绍了当代美国汉学界三位著名《史记》研究学者卜德、侯格睿和杜润德的论著，总结其代表性观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述。
梳理《史记》在美国的研究有助于国内学界了解《史记》在美国的研究概况，对推动《史记》在国外传播，增进中美《史记》研究与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史记》美国汉学卜德侯格睿杜润德《史记》是北美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史记》在美国汉学研究中已初具规模，其间涌现出一批汉学家，他们凭着执着的热忱研究和翻译这部中国经典。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出版了大量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
本文简要介绍卜德、侯格睿和杜润德三位美国汉学家的《史记》研究成果。
卜德（Derk Bodde）是美国20世纪早期卓越的汉学家和中国史研究专家，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学研究教授和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30年，卜德毕业于哈佛大学，后以研究员身份从事中国学研究六年，1938年获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学研究博士学位。
卜德是美国福特学术研究项目实施以来第一个受此项目资助到中国北京进行学术研究的美国学者。
作为20世纪初期美国杰出的《史记》研究专家之一，卜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过一部重要的《史记》研究论著《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1938）。
在这部专著中，卜德详细论述了秦朝宰相李斯的一生和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系统论述了秦朝得以完成统一大业的原因。
1940年，卜德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和将军：三篇史记秦朝列传》（Statesman，Patriot，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Three Shih Chi Biographies of the Ch’in Dynasty，1940）。
论美国汉语教学历史回顾与现状
美国汉语教学历史回顾与现状姚道中*张光天†美国的汉语教学一直以大学的汉语教学为主，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最初的几十年美国汉语教学发展比较慢，1970年以后发展的速度变快，最近几年的发展尤为神速。
开设汉语的学校以及学习汉语人数都在大幅度地增长。
本文旨在回顾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汉语教学的历史，并且介绍一下目前汉语教学的情况和未来发展的趋势。
美国汉语教学的历史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把美国汉语教学分成两大类：主流学校的汉语教学和非主流学校的汉语教学。
主流学校指的是正规的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
汉语是学校开设的正式课程，学生在主流学校学习汉语可获得学分。
主流学校以外的学校一律算做非主流学校，包括中文学校、政府机构开设的语言学校及课程、商业语言学校等等。
19世纪主流学校美国主流学校的中文教学是从大学开始的1。
美国的汉语教学也一直以大学的汉语教学为中心。
第一个把中文列入课程的大学是耶鲁大学。
1871年有位以范南（Van Name）为姓氏的先生在耶鲁大学开课介绍日文和中文的“要素”2。
可惜他的教学内容及中文水平如今已不可考3。
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答应将* 姚道中。
美国亚利桑纳大学亚州研究博士。
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系教授。
孔子学院联执院长。
2005年起担任美国AP测试阅卷主任。
† 姚张光天. 美国波士顿西蒙斯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硕士，夏威夷大学亚州研究硕士。
负责管理夏威夷大学亚洲部的中文藏书。
2008年当选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中文资料委员会主席。
其藏书捐给大学图书馆时，曾敦促耶鲁大学尽快设置一个中文教授职位。
由此可知范南先生的专长并非中文，故需另外聘请一位精通中文的教授4。
1877年耶鲁大学聘请了刚从中国回来的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为中国语言及文学教授5。
卫三畏是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也是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驱者。
据称他是当时唯一能说流利中文的美国人6。
1877年2月在中国营口经商及担任美国驻营口领事的弗朗西斯·奈特（Francis P. Knight）写信给哈佛大学校长提出了筹募资金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的建议，为有志于前往中国工作的专业人士提供学习中文的机会。
国外汉学研究
国外汉学研究国外汉学研究是指在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对中国汉文化和汉字的研究。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发展迅速的学科领域。
近代国外汉学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
在当时，随着欧洲各国与中国的交往增加，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中，荷兰学者杨维格（Matteo Ricci）是最早的一批汉学研究者之一，他在公元1601年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利燕华字义》，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在18世纪，随着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对中国的研究也变得日益重要。
当时的学者们主要关注中国的宗教、哲学和历史。
一些重要的学者如马克思、韦伯等，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国外汉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汉字的解读和种类的分类，从而帮助西方学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文化。
另外，西方学者还对中国的历史、文学、古代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而在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国外汉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国外学者们对中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互联网的普及和中文教育的普及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机会。
在这个阶段，西方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现代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中国学研究的视角也更加多元化。
不可否认，国外汉学研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汉学研究，西方学者们深入研究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为中外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也要承认国外汉学研究也有一些限制和争议。
其中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就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解读。
由于不同文化背景和观点的差异，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误解和偏见。
因此，建立起一个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学术交流平台非常重要。
总之，国外汉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它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和文化，国外学者们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
中国典籍在美国大学东亚系的教学与接受——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为例
中国大学教学 2020年第12期美国大学的东亚系①以东亚国家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作为教学与研究对象，是海外中国文学典籍研究的重地。
据笔者初步统计US News 近年公布的美国大学综合排名前100名，目前至少有17所大学的东亚系设立了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②。
有不少人毕业后会选择在高校或研究机构继续从事典籍的教学和研究。
到目前为止，西方教育培养出的具有特定学术思维和文化视野的学者是美国中国学研究人员队伍的主要来源，而且在美国前30所最优大学东亚系中古代中国研究各个方向的比例，文学占了二分之一以上[1]。
经过数十年的学术承传积累，这一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并取得诸多重要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内对北美典籍研究的历史分期、研究现状、个案研究也有不少论述。
实际上有不少汉学者同时也在美国高校教授不同阶段的文学课程，因此，美国东亚系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对典籍英译和研究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③。
课程教学不但是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汉学者在兼顾全面性的前提下，在教学中选择了他们最熟悉最擅长的领域，并与他们的研究融会贯通。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东亚系古代文学专业，设有从本科到博士的课程，汉语教学与研究蓬勃发展，中国文学和文化专业是北美领先的项目之一。
很多本科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后，会选修该系的文学课程。
该系课程种类丰富，已开设的包括“中国文学研究”（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中国文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预备研讨课”（Proseminar in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研讨课”（Seminar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涵盖了从先秦到清代的各个时期，包括早期诗歌、唐传奇、志怪小说及明清戏剧。
自20世纪60年代设立博士点，为研究生提供牢固的文本理论基础，使他们毕业后能够在美国著名高校以及相关机构找到工作。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的现状与拓展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的现状与拓展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汉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作为一种象征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汉语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高地位。
作为世界第一语言，汉语的意义越来越重要，汉语教育也表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
本文将对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分析和探索。
一是国际汉语教育研究概况。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汉语教育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促进，汉语已由国内单一的传统文明语言走向世界性的文化语言，这标志着汉语的进入跨文化交流的阶段。
在国际汉语教育方面，部分国家在研究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日本汉语教育已成长为一个发展良好、高质量的机制，美国汉语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学校都开设汉语课程。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汉语教育研究中心等国际机构也对汉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的特点。
首先，研究和实践的深度不一，存在一定的差距。
其次，应该加强汉语教育的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最后，汉语教育的客观性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三是国际汉语教育的未来拓展方向。
首先，要进一步增加汉语教育的资源，增加对汉语教育的投入，以促进汉语教育的发展。
其次，应加强汉语教育的定位，立足于中国文化传播，强调中国文化的客观性，以汉语为媒介，让学习者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氛围。
此外，应积极推进和发展国际学术研究，探索国际汉语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开拓汉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本文就国际汉语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展望了国际汉语教育的未来拓展方向，而作为一种象征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汉语正在国际殿堂中日渐扬名。
国际汉语教育应继续加强研究和实践，以更加准确地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push Chinese culture to go furth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美国中小学中文教学的现状
美国中小学中文教学的现状中文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提供中文教学。
尽管英语仍然是美国的主要语言，但在过去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实施中文教学计划，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对中文学习的需求。
本文将探讨美国中小学中文教学的现状，并探讨其中的挑战与机遇。
1. 中文学科的发展在美国，中文学科的发展经历了较长的历史。
最早的中文学校于19世纪兴起，为当地华人子弟提供中文教育。
然而，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文学习产生兴趣。
近年来，美国中小学中文教学迎来了快速增长的机遇。
2. 中文教学的挑战尽管中文教学在美国逐渐受到重视，但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中文是一种对于非汉字母国家的学生来说较为复杂的语言，学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
其次，由于中文的不同语音和语法结构，许多学生可能会遇到发音和语法困难。
此外，中文的汉字系统也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了额外的难度。
3. 中文教学的机遇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挑战，中文教学在美国的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机遇。
首先，中文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学习中文可以为学生打开更广阔的职业发展机会。
其次，中文文化的丰富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生，他们希望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
此外，中文教育也有助于加强美中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
4. 中文教学的实践与成果美国中小学中文教学的实践越来越丰富多样。
许多学校在语言教学上采用了创新的教育方法，例如游戏化学习、互动式教学和实地体验等。
此外，在线学习平台的出现也为中文教学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通过这些实践，许多学生在中文学习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他们在口语、听力和阅读能力上都有所提高。
5. 提升中文教学的建议为了进一步提升美国中小学中文教学的质量，有几个建议值得考虑。
首先，建立更多的中文教育机构和中文学校，以满足中文学习的需求。
其次，培养更多的专业中文教师，提供更高质量的中文教学。
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
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本文旨在总结近十年来中国域外汉籍研究的发展状况、研究方法、主要成果与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发现域外汉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汉籍的起源与历史演变、传播与交流、研究现状及问题等方面。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以上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过去的十年里，域外汉籍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众多学者对汉籍的起源和历史演变进行了深入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汉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中原文化的传播，汉籍逐渐流传到周边地区。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汉籍的起源应该从秦汉时期算起，因为这一时期汉字的统一为书籍的流传提供了基础。
尽管存在分歧，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域外汉籍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在汉籍的传播和交流方面，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者们对汉籍在亚洲地区的传播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大量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通道传播的汉籍。
对域外汉籍在欧洲、北美等地区的传播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汉籍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如与佛教、伊斯兰教等的相互影响，也成为了研究的热点。
在研究现状与问题方面，域外汉籍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研究方法单一，缺乏跨学科的视角。
研究内容不够全面，存在诸多空白领域。
例如，对于域外汉籍在非洲、大洋洲等地的传播尚需进一步探讨。
大多数研究仅局限于汉籍本身，而对汉籍所反映的物质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
近十年来中国域外汉籍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
未来研究应注重跨学科视角的引入，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以期为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和学术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英语听力理解是语言学习的重要技能之一，也是国内外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研究的热点。
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内英语听力理解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本文将对近十年来国内英语听力理解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
留学漫谈英美学界中国史分期法介绍，兼论历史系与东亚系中国史研究之区别
留学漫谈英美学界中国史分期法介绍，兼论历史系与东亚系中国史研究之区别欧美历史学家，如何为中国历史分期？文 / Andy前言很多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中国，不论是在初、高中的中国史教学中，还是在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框架内。
基本上中国的历史教育界和研究界，都经常用这样一套属于来为中国的历史分期：（1）古代（2）近代（3）现代（4）当代。
当然，不同的学者对于哪一段时间属于古代、哪一段属于近代、哪一段时间属于现代，也有不同的见解，但大体上可以说这一套术语还是学界所共享的。
一般而论，“古代”是非常漫长的，从夏商周时期（大约公元前2070年以后），到清代中期，属于“古代”。
“近代”比古代短得多。
从鸦片战争（1840）到五四运动（1919）年属于“近代”，从1919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属于“现代”（也有学者认为，从1840年到1949年都属于“近代”）。
从1949年至今属于“当代”。
可是欧美的学者，普遍使用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历史分期法来给中国历史分期。
如果不了解欧美学界的历史分期法，在看他们的著作的时候，难免如坠五里雾中，产生许多误解。
本文意在介绍欧美学界比较流行的中国历史分期法，普及相关知识，并介绍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亚洲研究/东亚研究部门、历史系与中国历史相关的教师和硕士项目。
一、古代中国与早期中国Ancient China and Early China首先要介绍的，第一组欧美史学界常用的中国历史分期术语便是“古代中国（Ancient China）”与“早期中国（Early China）”。
大多数欧美学者都认为，这两者的起始点都是商朝（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
但是，其截止期却不相同。
“早期中国”比“古代中国”涵盖了更晚近的历史时段。
“古代中国”这一时期一般认为在秦朝建立时（公元前221年）结束，而“早期中国”被认为在汉朝灭亡时结束（公元220年）。
当然，也有极少数欧美学者和中国学者一样，也将从远古到清代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算作“古代中国”，但这种分期方法已经非常小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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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顾钧内容摘要：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
以时间点为界限，则可以把美国汉学分成更为清晰的三个时期，即早期（1877年前）、中期（1877～1928年）、后期（1929年后）。
就近20多年来国内外对美国汉学的研究来看，战后的中国学是重点。
在这样的现状之下，应该加强对20世纪前半期以及20世纪以前的美国汉学史的研究。
关键词：汉学；历史分期；美国作者简介：顾钧，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K207.8一、历史分期美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起步比欧洲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汉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大量研究机构的建立，美国的汉学研究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今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学术资源方面，还是在研究模式、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均处于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其研究成果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也趋增巨大。
①任何学术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
1963年，全美国仅有33人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而到了1993年，供职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逾万人，其中仅效力于跨国公司、基金会、法律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就达到5300人之多。
②19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842年建立）、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 1884年建立）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10多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
如果将汉学研究限定在大学或学院研究的层面上，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于1877年，这一年6月耶鲁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
此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也设立了类似的职位。
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待汉学，将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其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的研究也看作汉学的一部分，那么美国的汉学史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
1784年在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上，大副山茂召(Samuel Shaw)写下了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美国汉学伴随着中美直接贸易的产生而产生。
但美国汉学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欧洲汉学从此结束了在美国的影响，实际上，19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人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
当代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Mungello)将欧洲汉学的起源划定在17世纪，他把基歇尔(Athanasius Kireher)、威尔金斯(John Wilkins)、莱布尼茨(Gottfried W.Leibniz)等人利用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进行汉学研究的学者称之为“早期汉学家”(protosinologist)，把他们的研究称之为“早期汉学”(proto-sinology)。
③如果套用孟德卫的概念，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建国元勋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潘恩(Thomas Paine)、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称为“早期汉学家”，他们都曾读过耶稣会士的著作并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看法。
④19世纪利用欧洲文献研究儒家思想的超验主义者如爱默生(Ralph W.Emerson)、梭罗(Henry D. Thoreau)同样也可以归入这一行列，他们虽然人数很少，研究范围也很有限，但却是美国早期汉学一个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
⑤对于这200多年的美国汉学史，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分期。
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界线，理由是战前美国的汉学研究比较零散，且受欧洲的影响比较大，战后，特别是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以后，美国政府和基金会（特别是福特基金会）开始大量投入资金，美国汉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这一分期方法是和将费正清(John K.Fairbank)看作美国汉学之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
费正清1907年出生于南达科他州，1929年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
在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等著作闻名学界的马士(Hosea B.Morse)的指导下，费正清把中国海关问题定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从而确立了从外交史和制度史入手、以近代中国为课题的研究方向。
这一研究方向与传统的汉学——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文献考证——截然不同，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1936年费正清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哈佛大学执教。
在此后的40多年中，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将自己开创的“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模式推广到全美，乃至全世界。
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曾经听过他的课程并和他共事多年的余英时先生给予了这样的论断：“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哈佛大学历史系正式把中国近代史列为一门课程是从他开始的。
他的逝世象征着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个时代的落幕。
”⑥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地区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关注近现代中国，服务于现实需要；二是在语言技能之外更强调学术训练，特别是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训练；三是在学科分工的基础上强调跨学科研究。
其中第二点是最为关键的，费正清曾将“地区研究”简单地归纳为“传统汉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⑦结合之后的汉学研究就不仅仅局限在中文系（东亚系），而是进入了各个学科。
根据周法高1964年的实地考察，哈佛大学当时开设中国课程的有东亚系、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人类学系、法律系、美术系、音乐系，其他如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情况也相似。
⑧所以也有人将费正清开创的这种研究模式称之为“中国研究”或“中国学”（China Studies或Chinese Studies），以区别于传统的以语文学和文献考证为特色的“汉学”(Sinology)。
1955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可以作为这种新模式诞生的标志，但中国研究的确立并不代表传统汉学研究的退场。
哈佛燕京学社的存在和它的广泛学术影响就是一个明证。
哈佛燕京学社于1928年建立后，曾计划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来担任社长，后来伯希和推荐了自己的学生、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这非常好地说明了20世纪前半期欧洲汉学对于美国的影响。
哈佛燕京学社毕业生的研究业绩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
以20世纪30年代初期哈佛派往中国进修的学生为例，顾立雅(Herrlee G.Creel)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希克曼(L Sickman)专攻中国艺术史，卜德(Derke Bodde)则潜心研究中国思想史，他们都将研究范围集中在中国古代，且主要从事微观考证工作。
⑨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1933年在中国做研究期间曾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但没有成功，不得不通过在清华大学授课来解决生计问题，这一经历对他日后决心另起炉灶大概产生了某种心理影响。
但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并没有取代哈佛燕京学社，而只是通过“促进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来弥补后者的不足”。
⑩所以，20世纪美国的中国学和汉学是并存的，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和对立，但同属于专业汉学(professional sinology)的范围，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20世纪以前的业余汉学(amateur sinology)。
美国业余汉学的主体是传教士汉学。
美国商人虽然早在18世纪末就来到中国，但他们来去匆匆，无心他顾，中美通商50年后还几乎没有一个商人能懂中文，也就更谈不上对中国的研究了。
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传教士的到来才宣告结束。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很少，长期生活在广州、澳门的只有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伯驾(Peter Parker)、史第芬(Edwin Stevens)4人。
1842年后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迅速增加，到1850年已经达到88人，1877年新教入华70周年（是年召开第一次新教大会）时则达到210人。
(11)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致力于汉语的学习以及对中国的研究，他们的著作成为19世纪美国人了解中国信息的最主要来源。
在我看来，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
虽然1877年耶鲁大学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可以看作是美国专业汉学建立的标志，但专业汉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很慢，赖德烈(Kenneth tourette)在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的大学给予中国研究的关注很少，在给予某种程度关注的大约30所大学中，中国仅仅是在一个学期中关于东亚的概论性课程中被涉及，只有在三所大学中有能够称得上对于中国语言、体制、历史进行研究的课程。
美国的汉学家是如此缺乏，以至于这三所大学中的两所必须到欧洲去寻找教授。
”(12)美国学术界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29年2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19年建立的全国性学术促进机构）专门成立了“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以此来改变美国汉学研究落后于其他学科的局面。
所以我们不妨将1877年至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建立）或1929年（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建立）的这50年看作是过渡时期。
专业汉学内部传统汉学与中国学的分野可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建立的1955年为时间点，从美国东方学会中分离出来的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建立的1956年同样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而分离的动力同样来自费正清。
仍然以上述的时间点为界线，我们或者可以把美国汉学分成更为清晰的三个时期，即早期（1877年前）、中期（1877～1928年）、后期（1929年后）。
二、研究现状就近20多年来国内外对美国汉学的研究来看，战后的中国学是重点。
1981年出版的《美国中国学手册》可以说是国内研究的一个开端，该手册系统地编译和整理了战后530名美国中国学家和515名美籍华裔中国学家的生平著述资料，同时还全面介绍了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收藏中文资料的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学书目等一系列信息，是一本资料翔实的工具书，为此后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