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律比较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依然是21世纪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

经验和科学告诉我们，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构和运作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长必须扎根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

追本溯源，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建设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而与自己固有的法律传统人为割裂的情况下展开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司法制度改革，可见，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必须依赖于对法律文化的理性分析，而从司法角度对中西法律文化进行分析更是其中的关键。

在研究中西法律文化异同之前，先说一个有趣的现象。

作为法律的形式化象征，在西方有“司法女神”，在中国有“司法神兽”。

司法女神雕塑在西方法院建筑中会经常看到，我们在港剧里面也能经常看到。

司法女神一手执宝剑，一手拿天平，最值得注意的是女神的眼睛是闭着的或是用布蒙着的，所以也叫蒙目女神。

宝剑表示力量，天平表示公平，额发表示诚实，闭眼表示“用心灵观察”。

造像背面往往刻着古罗马法颜：“为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中国的“司法神兽”，是一只像牛或羊的独角兽。

它是中国的司法神，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眼睛不仅睁着，且睁得很大，怒目圆睁。

它是中国第一位法官皋陶在办案时如争执不下，就将这叫做獬豸兽牵出来，它会用那只独角去抵触真正的罪犯。

西方和中国的司法神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司法女神的眼睛是闭着或用布蒙着的，而中国的司法神兽眼睛是怒目圆睁。

这一显著区别体现着中西司法理念的不同，更深一层地看则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不同。

以司法制度为例，下面就来分别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特点。

一、西方的法律文化西方司法制度一般是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制度，其基本特点是：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实行审判公开制度，诉讼活动的透明度较高；律师辩护和代理制度发达，当事人获得辩护率较高；推行自由心证和无罪推定原则；注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诉讼作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适用率极高。

西方司法制度体现了司法独立性、中立性、终局性等属性，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司法制度。

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完善过程，真正发挥了司法的功效，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西方的司法制度代表着现代化的司法制度。

然而，西方司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独特深厚的文化内涵的。

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是西方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文化内涵。

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自然存在，任何人都无权将他人视为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主体人、目的人，个人价值应当优于社会价值。

权利本位是伴随着个人本位而产生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应优先保障公民的主人地位及相应权利的取得。

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

古希腊、古罗马发达的契约关系为自由、平等、权利等法权观念的生长提供了社会条件。

古希腊法与罗马法所倡导的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后来随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扬而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主流，并进一步上升为法律观念。

西方国家的诸多诉讼原则、规则都是对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一种回应。

例如，确立了被告人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被告人不再是诉讼的客体，不得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被告人不仅有权就自己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刑罚作自行辩护，还有权聘请律师协助辩护或接受法律援助。

再如，确定国家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更多的是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疑罪从无规则。

法律和民主至上的价值观也是西方司法制度的重要文化内涵。

西方国家向来具有浓厚的法律与民主色彩。

这也与他们早期发达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

商品经济讲求平等竞争，它是孕育民主的天然土壤。

而商品经济下产生的契约关系则是一种法律关系，它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发展。

今天，法律和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渗透面更广。

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宗教领域还是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都在推崇民主，追求法治。

法律和民主至上的价值观同时也成为西方司法制度发展的内在动力。

为了体现民主，赋予被告人与原告人同等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为了体现民主，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运作向民众公开，并让更多的民众参与。

法律至上的观念使诉讼成为解决纠纷的首要途径，并促成了律师业的极大发展。

总之，法律和民主至上的价值观使西方的司法制度处于一种民主、有序、理性的运行状态中。

二、中国的法律文化我们现在的制度建设从总体上来说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而且是从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中东拼西凑的结果。

大体上说来，我们总体上的制度因素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欧洲大陆的，以及日文版的欧洲大陆的法律传统。

第二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尤其是俄文版的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

直到今天，法院的地位低微，检察院的监督权以及司法权行使方式过程中的所谓的群众路线，这些东西都跟苏联的制度很有关系，对具体审案法官的司法解释权的剥夺都跟苏联的司法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们中国人做事情所喜欢采取的方法，我们的政治文化，我们的法律文化，这些东西也许在我们的表层制度上看不到多少，我们的表层制度都是西方化的，但我们骨子里的运作过程，我们所遵循的一些准则，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所采取的一些方法，都还是我们两千年来所一直采取的方法。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今天，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制经济，而且我们不再闭关自守，而是在经济、行政、司法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可以说，传统法律文化产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然而，用中国的手段操作西方的模式，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种状态。

例如，法院院长很少有人会觉得自己是独立于地方政府的法官，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属，他只是地方权力格局中的—个棋子，下棋的人把他搬到哪儿就是哪儿。

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分析我国的法律文化不能光从传统法律文化分析，而应该分析引进西方法律文化后的中国法律文化所产生的独特性和冲突。

具体体现在：第一，受家国本位、义务本位价值观的影响，我国的诉讼目的偏向于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我国引入了辩护制度，赋予被告人辩护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

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利受到种种限制，辩护律师没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诉讼权利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法官无视辩护意见，先判后审的现象屡禁不止。

另外，法律虽然规定举证责任在于控方，但又规定被告人应当“如实供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为了尽快查明案件，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的现象也较为常见。

比如我们常常能在一些译制片和港剧中，听到这样一句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同样熟悉的话：“你有权保持沉默！”这两句话充分反映了中西方两种不同法律文化、不同人文精神的差异所在。

第二，等级特权思想仍然存在于不少人尤其是实权人物的观念里。

有些司法人员办理案件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当事人的身份、职务、社会地位为依据；某些高级官员违法犯罪，可以凭借其权势与地位逃避法律责任；某些权大、官大的所谓“上级人物”可以任意干涉司法活动，强迫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强行更改或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判，甚至凭借特权随便调离秉公执法的司法人员。

等级特权思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则遭到了严重破坏。

第三，虽然我国已实行司法独立，然而司法行政不分，行政权力过于膨胀的传统使我国司法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司法机构的改革困难重重。

我国的司法机构设置与行政区划重叠，在机构名称前均冠以某某省、某某市的名称。

司法人员的级别与行政机关的级别完全相同，也有处级、科级之分。

在工作机制上，采用行政化的层层批示制，合议庭报庭长、院长审核、审批，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或者是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

这些与行政机关雷同的做法不符合司法工作的特点，也不能满足司法工作的要求。

另外，司法机关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行政化现象，即其财政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而是每年由同级政府提供经费。

司法经费的不独立使得司法领域内地方保护主义恶性蔓延，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独立性。

第四，受息讼观念的影响，我国诉讼制度解决纠纷、保障法律实施的功效得不到充分发挥。

诉讼观念的淡薄使得我国民众遇到纠纷时宁愿选择和解或通过民间调解。

民间调解虽然在表面上避免了一些纠纷的公开化，但由于它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乃至家法家规为主要依据，因而不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培养，也不利于法律的实施。

而且和解、民间调解等非诉讼机制的过多适用，限制了诉讼机制功效的发挥，不利于现代司法制度的构建。

第五，人情、地缘关系也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某些难题的症结所在。

因为重人情、重关系，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以免得罪他人，破坏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证人的出庭率极低，作证质量也不高；因为重人情、重关系，很多情况下，打官司成了“打关系”，没有关系也要找关系、拉关系，所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因为重地缘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异地取证、异地执行难上加难。

由此可见，引入的先进司法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理念支持，相反却受到本土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那么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异化，在本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综上可见，中西方司法制度的差异根本在于两者法律文化的差别。

根源于传统法律文化的中国司法制度，只是生搬硬套地学习运用西方的司法制度是行不通的。

只有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找准中西方在法文化上的共通点，寻找解决两者文化冲突的方法而又保留和发展我国自身法律文化的独特性，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完善我国司法制度。

当然，这也是建设我国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