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劝学篇》中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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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劝学篇》中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作者:宋泽民

来源:《教育文化论坛》2018年第05期

摘要:张之洞是晚清“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顺应“经世实学”复兴的思潮试图用“中体西用”来挽清朝之大厦于将倾。他在《劝学篇》中描绘了这个运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帝国复苏的宏伟蓝图。在这个蓝图中,他把“中体西用”思想注入传统教育的创新思维尤其引人注目。在他对留学、改革学制、变科举以及引进西学的规划中凸显了他“中体西用”教育观的光辉。

关键词:中体西用;经世致用;教育《劝学篇》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5-0127-07

DOI:10.15958/ki.jywhlt.2018.05.026

一、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尘封已久的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开始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的冲击给中国这个尘封已久的老大帝国的各个社会阶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动。从林则徐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到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再到奕、李鸿章、张之洞等“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中国的思想、军事、经济、政治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这个变动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向西方学习。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也毫无疑问的卷入了这场大变动之中。为了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方便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需要培养一大批懂得西方知识的翻译人才,于是在1862年中国最早的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了。它的诞生客观上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领域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至1872年在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容闳的倡议下出现中国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生。从1872年到1875年这3年的时间内,晚清政府共派出四批120多人的幼童赴美留学。这批留学生的派出也是中国教育领域向西方学习的一大步。在张之洞之前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教育活动基本上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张之洞的《劝学篇》用其“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规划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蓝图。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还同日本的崛起有一定的关系,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东亚最先完成近代化的国家。在日本崛起之际也有一部著名的《劝学篇》诞生,它是由日本近代思想解放先驱福泽谕吉所写。他提出的“和魂洋才”之说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不谋而合,张之洞曾说“游学之国不如东洋”又说“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1]这表现出张之洞对日本社会发展道路的向往,尤其是后一句表现他也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一样的人物带领中国走向独立。后来在《劝学篇·游学》中张之洞也确实进行了留学日本的设计并且付诸了实践——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五日上书光绪《选派学生出洋肄业折》。也正是日本的经验使张之洞坚定了走“中体西用”教育道路的决心。

此外,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对中体西用的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自然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教育观也有推动作用。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近代化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这种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以开明开放的态度吸收外来的先进新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甚至有人把林则徐、魏源这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称之为“经世派”,“经世致用”的思想所造就的思想解放的空气、面向现实的学风和革新变化的精神为“中体西用”的思想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张之洞产生“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成为了可能。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也深受其自身教育历程的影响。张之洞“经世致用”的思想从他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发芽生根,他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满怀治国平天下的儒仕抱负,同时又因为父亲征战的家世的熏陶使他不仅仅是停留在理想抱负的层面,更想如父辈那样通过直面残酷的现实践行“经世致用”的思想从而抒展报国之志。正如他自己所说“凡学之根柢,必在学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而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2]大致的意思便是凡学都要归于有用,这种读书明理,明理致用的思想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早年入清流,被称为“青牛之角”。但他这种通经致用的经世、务实的风格使他在受到西学影响时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极力排斥,而是勇敢的把西学同其坚守的中体相互碰撞得到了“中体西用”的火花。先进的西方科技和制度深深地震撼了有识之士,在外来的压力下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出现了一种既害怕“西用”腐蚀“中体”又希望“西用”能稳固“中体”的矛盾,而处于这个中与西、体与用矛盾漩涡中心的张之洞也不免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他从自己的经历和晚清社会的巨变中感悟到“知外不知中謂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主张运用“经世致用”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坚守住伦理的底线,借用“西用”来武装“中体”。他决然地走出了这一步,希望能用“中体西用”的方式给病入膏肓的清政府注上一针强心剂。另一方面说,张之洞对“中体西用”的系统阐述和力行实践,也是对晚清经世之学的重大贡献。由此可见正是张之洞的“经世致用”思想使他能够走出不同于其他清流党人的一步,推动他形成“中体西用”的思想。或者说他“中体西用”的思想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突变得来的。西学的传入,加之冯天瑜先生所说张之洞处在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高潮期,不免处于这场复兴思潮的漩涡之中受到其影响,再加上他亲眼所见大清帝国受到列强赤裸裸的掠夺希望寻求振兴大清的爱国情怀。这几种力量与他自少年时期就已存于内心的“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一种崭新的模式诞生了。这就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

在《劝学篇》中他将中学作为根本,同时又引进“西学”来补充“中学”,他把“中学”和“西学”定义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这种“中体西用”的教育观是晚清近代教育政策的精神核心。他把《劝学篇》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主张以纲常名教来端正人心,以变通引进西政、西艺来开风气,改造中国社会。笔者就根据他的内外篇来说明他的教育思想中“中体西用”的体现。

二、《劝学篇·内篇》中的“中体”

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内篇中主要阐述的是“中体”也就是传统社会伦理纲常的重要性,加强儒家传统的思想教育以控制时人的思想。“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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