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封建制与封建社会形态学说辨析

收稿日期:2002-05-27作者简介:张庆服(1962-),男,山东鱼台人,济宁师专社科部副教授。

第23卷第5期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10月Vol.23No.5JournalofJiningTeachers'CollegeOct.2002

文章编号:1004-1877(2002)05-0061-05中西封建制与封建社会形态学说辨析

张庆服(济宁师专社科部,山东济宁272025)

摘　要:在中西方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封建制,但二者内涵不同;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又与中西方历史上的封建制存在着必然联系;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封建社会形态学说不尽相同,并发生了突出的衍变。尤其是“中国式”的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应引起学界的重新审视和论证。关键词:封建制;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后封建社会中图分类号:K13 文献标识码:A

封建制在中国和西欧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但二者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在社会实践中的历史存在性又与中西封建制存在着必然联系。当前,封建制、封建主义、封建社会形态等,在学界构成了复杂的系列学术问题,在实践抑或理论中争论、争议颇大。本文力图以中西方历史上的封建制为参照点,进而分析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形态学说的衍变,并关注其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试图厘清在此问题上存在的理论的、认识的疑误。一、中西方历史上的封建制内涵及其相互关联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封建制特别指向为西周时期的封建政治制度。古文中的“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许慎《说文・土部》所训:“封,爵诸侯之土也”,“建,立朝律也”。封建,指帝王以爵土分封诸侯,使之在其封定的区域内建立邦国,西周封建制最为典型。在《左传》中,涉及“封建”有两条资料可资之。《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晋大夫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左传・隐公八年》记载鲁国大夫众仲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候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关于封建的目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关于封建的原则,便是宗法制。分封同姓,为“亲亲建国”;分封异姓,为“贤贤表德。”《史记》称王等公侯姬姓者如周公的儿子伯禽封于鲁、武王的弟弟唐叔封于卫,以彰显“亲亲之义”;异姓者如姜太公封于齐,以表扬“勤劳武王”。被封诸侯在封国内拥有世袭统治权,依据宗法制,天子乃大宗,被封者乃小宗,被封者对天子必须服从命令,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力役。到战国时期,封建制渐遭破坏,秦时郡县行,封建衰。以上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的追溯,自古以来对此涵义议论颇多,诸如魏晋曹元首的《六代论》、陆机的《五等论》,唐代李百药的《封建论》、颜师古的《论封建表》,尤其可推柳宗元的《封建论》,还有北宋的张载、清代的顾炎武等等不足而一,以为古之封建乃政治制度。近人作论者更是居众,在此引张阴麟先生所论为总结:“严格地说封建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1]

—61—在西欧中世纪时存在的封建制,西方史学界通常称为Feudalism。而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制,更没有说过什么封建政府、封建社会。现在西方史学界所说的Feudalism,在中世纪的西欧只是零碎地存在着。在16、17世纪,英法等国法学家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封建制,当时这些学者以为封建只是一种法律制度。18世纪西方学者仍将封建视为法律制度,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分析西欧的封建制为封建法律制度,此时正值启蒙时期,封建制被视为旧制度,所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废除封建制的决定。到了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产生,封建制被赋予新的内涵和规定。实际上西欧的封建制具有较强的历史存在性。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自然经济制约着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水平,在当时几乎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君主要下级武士为他承担各种义务,无法以其他的方式支付报酬,只得把土地加以分封当作酬劳,而各级贵族出于同样的原因把国王分封的土地进行层层分封,只留下一部分作为自己的领地,其余的作为份地分给农奴,以换取他们提供的劳役或实物地租。从而在封土的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一为封君与封臣的关系,这种关系发展成为贵族的等级制;一为贵族与农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庄园制。纵观西欧封建制有以下基本特征:封建制体现的君臣关系呈现出纯粹个人关系的特色,双方的地位相对平等,二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契约关系,各级封建主在其领地内具有相对的独立权力。比较中西方历史上的封建制,有的学者以为二者未必有可比性,“原于中世拉丁的Feudalism,为欧洲古典时代所不知道,亦不适用于中国古典时代。”[2]。但我们以为,中西封建制虽然都有特殊的历史存在性,可它们都处于自然经济大背景下,都是在刚刚脱离氏族社会的前提下,在封土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一种人身隶属与保护关系的身份制和等级制。因而二者在学理上具有一种相互关联,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中西方历史上的封建制呈现出各自的历史存在性还是明显的,二者存在的差异还是清晰可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封建制本质方面,中国古代的封建制与西欧封建制有着不同,诚如许倬云所说:“西周分封以姬姓为主,其中已有血亲与婚姻的韧带,休戚相关,其来有自。反之,西欧中古历史,民族一波一波地侵入,旧人与新人之间,及新来的异族彼此之间,原无君臣血亲姻娅诸种纠葛。这点是西周历史与西欧历史相异之处,也因此导致两种封建制度各有其特殊的形式”[3]。从国家形态而言,中国古代的封建制是一种国家制度,毛泽东命之为国家封建[4]。在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上,中国封建时期,中央权力大一些,而西欧诸国正与其相反,西欧封建,君臣之间纯粹是个人关系,双方地位相对平等,缺乏国家统治特有的强制性,君臣之间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都有契约所规定的范围,因此各级领主独立性较大,君主权力相对软弱。

二、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形态学说的内涵及其变异

把封建制推演到社会形态的高度,是随着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而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用生产方式等概念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所有制以及冠以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称谓:封建社会形态。严格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马克思的封建社会观;其二,是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形态说。前者只是在理论上作了充分的界定和准备,没有看出将封建社会当作独立的社会形态,只是将其作为三大社会形态中第一大社会形态的部分内容;而后者明显地将封建社会放入宏大的社会形态体系中,并凸现其为独立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即五大社会形态之一。关于社会形态的演进,马克思恩格斯都作过有益的尝试,马克思虽然强调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他并未明确规定社会形态具体发展的各个阶段,大家熟知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而马克思出言较为谨慎,他只是说“大体说来”,何谓“亚细亚的、古代的”也未作具体说明。马克思给出的这个序列,只是一种逻辑顺序,与具体历史状况不能混为一谈;况且这一序列中“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能否等同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还有待于探讨。1884年恩格斯也曾在《家庭、私有制和—62—国家的起源》中讲过:“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态;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6],但这也不是严格的规定,况且所指谓限于西欧。关于社会形态的界定,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把历史活动的主体——人,作为社会发展的综合指示器,划分出三大社会形态,即第一大社会形态表现为以自然经济的孤立、分散为基础的“人的依赖关系”;第二大社会形态表现为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大社会形态表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7]。而流行于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五阶段学说,便是列宁、斯大林时期敲定的。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制的、社会主义制的”,这段论述是对五形态说的高度概括。从以上可以看出关于封建社会形态的历史定位,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中是有一定差异和区别的。关于封建社会形态的内涵,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形态学说的历史支撑点便是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制,但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形态学说要比近代西欧流行的封建制学说更加科学。在马克思看来,封建社会是“人的依赖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封建的依赖关系是一种“相互的人身束缚”,“在那里,我们不见独立的人,但发现每一个人都相互依赖——农奴和领主,家臣和封建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之上的生活方式,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8]总之,马克思所理解的封建社会,就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人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共同体或拟宗法共同体,即个人“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个人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人就是“共同体的财产”,“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本质上都是共同体的成员”。[9]由此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封建社会观是服从于他的三大社会形态总体目标的,尤其是第一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的。列宁的封建社会观值得注意。最先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小农国家的革命运动并取得成功的是列宁。列宁的封建社会观与民粹派的观点有着必然联系,民粹派站在传统的宗法农民共同体立场上,认为传统的农民村社中有可贵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精神,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侵入非常反感,认为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危及村社的安宁与和谐。对于上述观点,列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予以批判。在列宁看来,封建主义是具有自然经济、份地制度、人身依附与超经济强制、极低下的技术水平这四大特征的社会,与这四大特征相联系的“中世纪的联合”——村社共同体与地主制一样,都是封建制的支柱。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讲,民主革命就是要把农民从这种宗法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使他们“独立地和市场发生关系,同时造成人格的提高。”作为民主革命对象的封建社会是宗法共同体对个人的束缚,而不是什么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精神的亵渎。然而1905至1907年革命之后,列宁的封建社会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他认为党过去低估了农民运动的革命性,并指出“在俄国当前的形势下”,农民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农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高限度”,村社农民消灭地主、废除土地私有制便是反封建的任务,而“超经济强制”与人身依附有时被提起也忘不了强调它们是以“封建私有制”为基础的,至于宗法共同体、个人对宗法共同体的依附以及宗法共同体对财产关系的羁绊,则不但被从封建主义概念中勾销,甚至还常常作为“反对封建私有制”的农民革命原则而受到赞扬。到了斯大林那里,像“共同体”、“人的依赖关系”这类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形态学说中的基本概念,竟然无影无踪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想,俄国式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形态学说,对中国影响是多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