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诗学误读_互文性_文学史

国外文学(季刊)　2004年第3期(总第95期)

诗学误读・互文性・文学史

胡宝平

内容提要　本文从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角度切入“耶鲁学派”

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文本观,分析互文性理论在其文学史理论中的关键作用,指出“诗学误读”理论突破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一元论,同时使他摆脱了解构主义的意义空缺和文学史空缺等虚无主义倾向。最后,本文指出布鲁姆

的心理分析模式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　互文性　“在场”　文学史 在“耶鲁学派”四大家中,相对于德曼(Paulede Man )、米勒(J.Hillis Miller )和哈特曼(G eoffrey Hartman )三人来说,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的理论著作更像李白笔下的蜀道。他的“诗学影响”

(poetic in fluence )理论,亦称为“诗学误读”

(poetic misprision ),曾被伊格尔顿(T erry Eagleton )誉为20世纪70年代“最大胆、最有创见”的文学理论。①

可如今,这套理论和论述该理论的四部曲———《影响的焦虑》

(The Anxiety o f Influence ,1973)、《误读图释》(A Map o f Misreading ,1975)、《喀巴拉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 ,1975)和《诗歌与压抑》

(Poetry and Repression ,1976),以及

《抗争:建构修正的理论》(Agon :Towards a Theory o f Revisionism ,1982)等

等因其广博、艰深与晦涩差不多成了明日黄花。回首品目繁多的20世纪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大市场,文学史理论这一摊子略显寂寞。而布

鲁姆能博采众家之说,诸如精神分析(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如德曼的理论),

汇成“诗学误读”理论,来诠释“现代”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发展史,其含金量不容低估。本

文拟从分析布鲁姆对后结构主义之互文性理论的运用入手,探讨“诗学误读”之文学史观的成败得失。

互文性在“诗学误读”理论中发挥着根本的作用。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史呈现出一派斑驳陆离的景象,要想从中找出一条贯穿几个世纪、牵系众多作家的线索,就必须在单个作家和作品之间建立联系,进而以细线条拧成粗绳索。布鲁姆或许正是看到了这种必要性和可行性,于是以互文性为基点着手进行理论建构。这其中关键的步骤之一就是以互文性确立自己的文本观。

众所周知,互文性最早由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克里斯蒂娃(Julia K risteva )所提出。她认为,每一个文本都与以前的文本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对其他文本进行吸收和转化的结果。在《符号学》中,她指出:“一首诗的所指总是以其他的话语为参照(或与它们相关),因此在任何一首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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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中可以读出大量其他的话语。”②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她又说:“不论一个文本的(语义)内容是什么,这个文本作为一种表意行为总是预设了其他话语的存在……也就是说,每一个文本自一开始就处于其他文本的统辖之下。”③总之,任何文本都不是独立存在的;相反,它是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与许多其他文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确实,从符码的“延异”出发,一旦认定文本不是既定的存在物,而是因“延异”生成的构造体,那么互文性就成了文本的必然特性。

布鲁姆倡言与克里斯蒂娃相似的文本观,从而为描述文学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于他而言,任何诗歌都是对其亲本诗的误释,因而是“三位一体”的:它自身作为一个文本存在,其中设定了一个亲本存在以及不可避免的解读环节,且解读有着双重所指———既是行为,又是结果。在《诗歌与压抑》中,他说:

诗歌不过是一些词,这些词指涉其他一些

词,这其他的词又指涉另外一些词,如此类

推,直至文学语言那个无比稠密的世界。

任何一首诗都是与其他诗歌互文的……诗

歌不是创作,而是再创作。就算强势诗是

一个新的开端,亦只是再次开始。④

类似的陈述在四部曲中多次出现。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姆所说的“诗人”不独指通常意义上的“诗体写作者”(verse2writer),而是泛指所有的作者。同样,他所说的“诗歌”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诗歌,还兼指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布鲁姆不厌其烦地重申他的文本观,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与此前盛极一时的新批评思潮划清界限。于新批评者而言,诗歌几乎成了超脱尘世一切事物、偏安一隅、独立自在的审美一元体———它是布鲁克斯心中的“精制的瓮”,是韦姆塞特心中的“词语之象”。布鲁姆对新批评的文本自足观深恶痛绝,他一再强调“我们应该放弃那种试图把一首诗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去‘理解’的做法”,⑤甚至忿忿地呵斥“没有哪个观点比如下这一‘常识”性的东西———诗歌文本是自足的,它的意义不用对照其他诗歌文本就能确切弄清———更难消除了”。⑥从否定文本自足而代之以一种“三位一体”的文本观,我们可以看到新批评理论的矫枉过正之处,我们也可看到布鲁姆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超越形式主义”所作出的努力。然而,布鲁姆对新批评的纠偏依旧有“兔子尾巴”之嫌,他只是对新批评的文本一元观发难,而并没有彻底突破其文本自足观,他在论述中始终坚持与新批评理论家们相似的非历史(a2historical)的立场和内在研究方法(这一点在后文会再次提到),可见新批评理论影响之深远。

不过,布鲁姆毕竟以互文性为基础归纳出一条文学发展规律,这终究是新批评家们所无法做到的。杰弗逊(Ann Jeffers on)在《现代文学理论》一书的序言中曾说新批评理论逃避文学史问题是有其道理的。⑦新批评诸理论家中,惟有韦勒克偶尔提及文学史问题,但对文学史也持否定态度。在《文学史的衰落》中,他承认文学有历史的特征,同时指出文学史要对文学作品作价值判断,而要作价值判断就要解释作品的审美特征,他认为文学史难以做到这一点。⑧单从韦勒克的文章就足以发现新批评在文学史问题上的症结所在:新批评只关注解读个体文本,关注个体文本的审美特征,它所看到的永远只是独立的点而不是连续的线和面。就此而言,在新批评之后以及整个文学史衰落的大气候中,布鲁姆能够以一种历史的(此处指关注发生、发展和过程)眼光透析文学,实在是文学史研究和批评的一大幸事。

我们知道,互文性对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来说,有着相当于“发家之本”的意义。而一些评论者把布鲁姆与他的耶鲁同事德曼、米勒相提并论,正是因了他对互文性的运用。布鲁姆确实与解构主义者们有一些相同的主张,譬如说他也认为写作与阅读的背后是复杂的替代、转换和防御,也认为要以联系的眼光看待文本,将它放到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去衡量,也认为作者并非意义的创作者等等。然而,正如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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