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解读
浅析中国诗学中的“时空”意识
对 于人类社会来说 ，时间和空 间是两 个具有终极意义 的话题。 “ 世 界 万 物 的 存 在 形 式 是 时 间 和 空 间 … … 时 间 以 外 的 存 在 和 空 间 以 外 的 存 在 同样 是非常荒诞 的事情 。”“ 一 事物 总是处在一 定的时空 当中，文学创作 离 开处于特 定时空的事物 ，且 创作者本 身就 是处于特定 的时空当 中， 因而 将事物与 时空相伴相生 的关 系延伸至 文学 领域 ，则表现 为文学作 品 描 述和反映时 空概念 的必然 性和普遍性 ，即文学和时空是 天然紧密联系 的 。而对于涵 盖在文学领域 中的诗歌范畴 自然 也不另 外，其对 “ 时空 ” 范畴 的描写 与 思考亦普 遍 存在 。而与 诗歌 原则 上相对 应 的诗学 ，其对 “ 时空”的反应和接受则是截然不同 。 古代中国诗学的 “ 时空”意识 所谓时空 意识 ，是指人类在成 长的过程 中，有 意识地去观照时 间、 空问的律动变化 ，探索大 自然生生不息 的底蕴 ，并将 自我 的生命与 时空 相 对 照 ，从 而感 悟人 生 ，反思 人生 ，抒 写性情 ，安 顿心灵 ，造 就完 美 人格， 以期达 到人与 自然 的完美和谐 。这 种意识也可称之 为宇宙意识或 生命意识 。诗学中 的 “ 时空 ”意识是指 能够 自觉地从 “ 时空 ”维瘦 来研 究、分析诗歌 ，并能在诗学空 间中映现生命 以至超越生命 的意义 。 古代 中国将 “ 时空 ”视 为一种诗学研究角度 ，即从 “ 时 空”的角度 来探讨诗歌 。 如 “ 情景 交融”说，从 融汇了时空关系的 “ 景”来分析鉴 赏诗歌 。又如 “ 三远 ”说 ，因空 间视角的不 同 （ 下到上产生 “ 高远 ”， 前 自后 产生 “ 深远 ”，近 到远产生 “ 平远 ”）而产生 不同的 审美感 受。 从 “ 时空 ”角度来 鉴赏诗歌 之美 ，具有进步 意义 。但客观地 说， 在 古代 中 国，即使是将 “时空”作为一个 论诗的角度 ，但 却并不是 自觉 的、有 意识 的，即并没有将 时间 、空 间抑 或时空组合关 系本身作为诗歌 鉴赏和 评判 的维度 ，也没有 将 “ 时空 ”概念看作为独 立的美学理念 或是诗学范 畴 ，不 管是 “ 情景 交融”说还是 “ 三远 ”说都 只是不 自觉 、无 意识地涉 及到 了 “ 时空 ”这一 角度和概念 。 二 、近代 中国诗学 的 “ 时空”意识 中国诗学的 “ 时 空”意识真正获得 发展，即开始 自觉地 、有意识地 从 “ 时 空 ” 向度 来 蒯 释 和 鉴 赏诗 歌 是 从 近 代 开 始 的 。受 谣 方 哲 学 思 想 影 响 的文论家或 美学家们， 承接 着此前学者们 的思想和成果， 将 本属于哲学 范 畴的 “ 时空 ”引入 中国古代的诗学研 究， 从而发掘 出中国古代诗歌独 到的 “ 时空”之美，代表性研究学者有宗 白华、王国维和朱光潜 。 宗 白华深 受康德 时空观 、哲学 、美学思想， 黑格 尔的辩证法 和爱 因 斯坦的 “四维 空间 ”等理 论的影响 。宗 白华 先生从 “时空”角度解释包 括 诗歌、绘画 、书法 以及 音乐等 的中国艺术， 从而使 哲学的 “ 时空 ”问 题 完全成为 一 ‘ 个诗学 问题 。 王 国维在西方哲 学的基础上 于他的 《 人 间 词 话》 中提 出了其著名 的 “ 境界说 ”。所谓 “ 境界 ”，是 指读者在欣赏 诗词艺术作 品时， 通过作 品的表达内容、表现技巧 和 自己的审美再创造 活动而 产生 出来 的终极性 审美情感一一 高远 、旷 阔、深遽 、博大、无 限的心灵 、精 神、生命 自由空间 的感受 、感 觉 。这种境 界，是读者真切 感 觉到的， 但 折射 出的诗 人词 家的高远、旷 阔、深邃 、博大、无 限的心 灵、精神 、生 命 自由空间 。 虽然王 国维 并没 有明确提 出时 空之美， 但 至少可 以肯 定， 此时 “ 时空 ”作 为一个 考察 、 研究中国古代诗学 的角 度 或维度 已经提 出。或者说， 本是哲学 问题 的 “ 时空 ”问题 已经转化 为一个 诗学问题。 和王国维一样， 朱光潜也深受 西方 哲学尤其是康德 、黑格尔 、叔本
叶维廉《中国诗学》
《中国诗学》叶维廉262——263：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不是从内在经济、政治、社会的自然演变而来，譬如，西方将现代化、现代性与垄断资本主义中极端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整个生命缩减变形的现象相提并论；但在中国，现代化、现代性和继起的现代主义从一开始便与西方帝国主义霸权的殖民企业牵联，是被迫走向现代化，在表达的本质上，在解读的取向上，都与西方的现代不尽相同。
因为西方的现代性的形成与其扩张主义、侵略主义有关，反映在文学上则往往趋向于隐退入“唯我论”及某种有意无意间的“忘却”（包括集中在摒弃政治历史的唯美主义——用萨义德的话说，aesthetic是一种anaesthetic，唯美主义是一种麻醉药，“美学”即“媚学”，包括把“他者”的文化现象边缘化，把“他者”的文化团体纳入霸权中心的论述构架使其特性消之无形。
）中国作品，既是“被压迫者”对外来霸权和本土专制政体的双重宰制做出反应而形成的异质争战的共生，所以它们一连串多样多元的语言策略，包括其间袭用西方的技巧，都应视为他们企图抓住眼前的残垣，在支离破碎的文化空间中寻索“生存理由”所引起的种种焦虑。
有一点是最显著的，那就是，中国作家的激情里——焦虑、孤绝禁锢感、犹疑、怀乡、期望、放逐、忧伤。
几乎找不到西方式的“唯我论”、出自绝缘体的私密的空间；他们同时是内在的、个人的，也是外在的、里似的激情，个人的命运是镌刻在社会民族的命运上的，因为它们无可避免地是有形殖民和无形殖民活动下文化被迫改观、异化所构成的张力与绞痛的转化。
像大部分第三世界的作品一样，它们不得不包含着批判的意识，虽然不一定有批判的语句。
这些作品往往充满了忧患意识，为了抗拒本源文化的错位异化，抗拒人性的殖民化，表面仿佛写的是个人的感受，但绝不是“唯我论”，而是和全民族的心里情境纠缠不分的。
265：中国人是苦难的，他们恒常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在不同的错位空间、风景、梦的夹缝中哀伤穿行，承受着身体的、精神的、语言的放逐之痛。
诗学概念·六义
诗学概念·六义古代诗学概念。
“六义”原称“六诗”，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六诗”，当是先秦时代的美学观念。
汉初《诗大序》加以继承和发展，改“六诗”为”六义”，成为我国传统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大。
《诗大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按照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后来朱熹又据此发挥，称风、雅、颂是“三经”，是“做诗的骨子”；赋、比、兴“却是里面横串的”，是“三纬”（见《朱子语类》）。
用今天的话来说，风、雅、颂是诗歌的体裁，赋、比、兴则是诗歌的表现方法。
但近人郭绍虞《“六义”说考辨》（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则以为风、雅、颂、赋、比、兴原本都是古代诗体，风雅颂为入乐诗体，赋比兴是不入乐民间诗体，后来又因不入乐的民间诗体太多，不便分类，于是当时的史官或采诗官只能本于作诗表现手法来加以分体。
所以后来赋比兴又逐渐衍化为三种不同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
所论新颖，可备一说。
不过至今一般人仍沿用朱熹的“三经三纬”之说。
《诗大序》之“六义”，有关赋、比、兴的解释，可参见“赋比兴”条，此不赘述。
关于风、雅、颂，《诗大序》以为风与雅的性质比较接近，不同的是风“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所谓“一人”，指作诗之人。
所以孔颖达解释说：“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
汉语诗歌解读学
汉语诗歌解读学汉语诗歌解读学是一门关于如何理解阅读汉语文学作品的学科，它聚焦于研究人们如何体现或捕捉到作家的语言，文化和思想.通过汉语诗歌解读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鉴赏汉语文学作品，从而能够进一步深入地探索历史变迁，文化传承以及人类思想性行为.汉语诗歌解读学的历史汉语诗歌解读学的发展始于古代，中国古代文学家和诗人，如屈原，曾经记录了他们的诗歌，也是一种文学解读的努力，因此，他们对汉语诗歌的解读及其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儒家的发展和流行，从春秋战国到汉代，诗歌解读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文学研究，以汉代演义的诗歌示例为最显著的例子.自汉代以来，汉语诗歌解读学又得到了新的表达方式，其中又以唐宋两朝的文学成就最为著名.汉语诗歌解读学的理论汉语诗歌解读学是一门学科，涉及到语言、文学理论、文化等诸多方面，它要求我们在文学思考中以语言和文化的双重角度去理解诗歌，并用自己的理解去解读诗歌.汉语诗歌解读学主要围绕诗歌的语义和文化内涵进行研究，可以从形式、内容、表达方式、情绪、因果关系、图像技巧以及意象、对比、主题和寓言等多个维度去解读.汉语诗歌解读学的重要性此外，汉语诗歌解读学也可以激发人们对诗歌创作的灵感，让人们能够从诗歌中获得喜悦，抒发思想感情.认识诗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让我们了解社会动向，并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更好地理解汉语文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最后，还可以从汉语诗歌解读学中发现不同的文化，从而使汉语诗歌解读学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有着深远的意义。
结论汉语诗歌解读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它涉及广泛的语言、文学理论、文化等诸多领域，能够激发人们对诗歌创作的灵感，增强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欣赏.通过对汉语诗歌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汉语文学及其历史，增长知识，拓展思维，进一步凸显汉语文学贡献，保护中国文化传承，以及促进更多的文学创作。
古代诗歌理论研究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数千多年来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古典诗歌理论。
中国古代诗歌从艺术体制上讲包括诗、词等形式，并相应地形成了别具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词学理论等。
本章主要对20世纪的古代诗学理论研究和古代词学理论研究作简要梳理，并给予相应的学理反思。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就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草创期。
这一时期的过渡性特征比较明显，即古代诗学研究的基本学术理念体现为：在继承传统诗体研究、诗法研究以及旧有的考据、疏证等学术方法的基础上，开始吸收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进行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
这一时期，还呈现出研究对象较为单一、固定和研究范围较为狭小的特点，大多集中在一些经典理论文本如《诗品》、《沧浪诗话》等；文献的整理也主要集中在诗话、诗纪事方面；诗学发展史的清理虽然已经起步，但大多仅具论述框架，历史分期尚不明确；比较诗学的研究和范畴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阶段。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后至新时期开始这段时间。
其中，建国后至“文革”开始，古代诗学研究仍在正常的学术氛围下进行，范畴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研究方法开始进入到研究者的操作中，但研究对象显得过于集中（主要是《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文革”期间，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古代诗学研究开始进入低潮期，成绩也不大。
第三个时期是新时期以来。
这一时期，古代诗学进入全面发展期，研究方法开始多样化，成绩也较为突出，举凡诗学文献的整理与考订、诗学通史或断代史的撰写、诗学体系的构建、专题研究的展开、范畴或概念的清理、比较诗学研究等等，都取得不俗的成绩，古代诗学理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
一、研究之大势1、20世纪上半叶的古代诗学研究在西方，“诗学”是一个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
它首先是指文学的全部内在的理论；其次，它适用于一个作家在文学所有的可能性中（按主题学、构成、文体等顺序）所作的选择；此外，它还涉及到一种文学流派所建立起来的标准规则，以及当时必须遵循的实用惯例的总体。
中国诗学·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略论
我国诗学及我国文学批评方法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我国诗学和文学批评方法的起源和发展、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点以及现代我国文学批评方法的变化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我国诗学及文学批评方法的起源和发展1. 我国诗学的起源我国诗学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古代文人们在对《诗经》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理论。
其中，《毛诗》的注解更是为后世的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2. 我国文学批评方法的起源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主要有“格调论”和“兴谐论”两种。
其中，“格调论”强调诗歌的格律和韵律，以及作者的个人修养和品德；“兴谐论”则注重诗歌的情感表达和意境构建，主张诗歌要具有情趣和兴发。
二、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点1. 注重传统文化的融合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在对待文学作品时，注重将传统文化和当时的社会风貌相结合。
文人们在审评文学作品时，不仅注重作品本身的形式和内容，更注重其体现出的儒家、道家等思想内涵。
2. 重视与修辞手法的运用在古代我国文学批评中，修辞手法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
文人们善于从作品的修辞手法、意象和意境等方面来评判其优劣，并以此来构建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
三、现代我国文学批评方法的变化1. 受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自近代以来，我国文学批评方法开始受到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我国学者们开始引进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并将其应用到对我国文学作品的批评中。
2. 崇尚批评的客观性现代我国文学批评方法注重客观性，文学批评不再仅仅停留在主观的感受与评价上，而更加关注作品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四、结语我国诗学及我国文学批评方法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先秦时期的《诗经》和古代文人的审美追求，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交流，现代我国文学批评方法也在不断变化和完善，秉承着对文学作品的客观、深入的研究精神，助力于我国文学的蓬勃发展。
叶维廉“中国诗学”阐释的洞见与不见
“ 语 法与 表现 ” — — 中西 比较 视域 下 “ 中国诗 学” 独特 的言 语传 达
叶维廉在 《 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 的视境》 中开篇第
一
上的技巧即不是通过“ 我” 说明性的策略 ， 去分解 ， 去串连、
以让诗作本身“ 利用其未定性、 未定关 系或关 系模棱 的究 竟， 在物象和物象之间作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 ” ， 从而让诗
篇 中的物 象或 事件 保 持它 们 多重 空 间和 时 间 的延 展 ， 以此
那么在叶维廉看来 ， 中国诗歌在语言上的性有哪些
表现 呢 ？
来丰富并拓展诗篇的想象天地 ， 给读者的解读留下了审美 空间上的巨大空白。如叶维廉在其论文中一再举的温庭筠 的《 早行》 诗中例子： “ 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 ” 从中文表 达来说 ， 两句中都是名词的排列组合 ， 没有动词 ， 没有人称 代词 ， 更没有英语中的所谓系词和冠词 ， 句中虽然没有明确 交代鸡声何时从何处发出， 月在何处 ， 它与茅店的位置关系 如何 ， 但这对于中文诗来说 ， 不写反而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 空白， 可以让读者 自己去想象画面的具象 ， 去体会旅人早行
方式构作自然以自然自身呈现的方式呈现自然首先必须从汉诗英译的比较研究中挖掘古汉语的语言特性进剔除他刻意经营用心思索的自我即道家所谓心斋凸现汉语古诗独特的美感运思方式这是叶维廉中国诗和坐忘不是从诗人的观点看而是以物观物不参与知性的侵扰西方现代诗歌也追求无我但是中国古典山水诗歌是原样地保持物理存在使之自由地在诗歌中涌以物观物道家理念与现这是诗人刚刚接触到景物时形成的视觉经验的原样保中国诗学美感经验之产生真不会与任何诗人的情绪心理有关系而西方现代诗歌然而为什么文言可以超脱英文那类定词性定物位中的虽然也追求意象的自足但是诗歌巾始终有我
中国诗学的精神、向度及可能--评胡晓明《中国讲诗学之精神》
中国诗学的精神、向度及可能--评胡晓明《中国讲诗学之精神》包兆会
【期刊名称】《文艺研究》
【年(卷),期】2006(000)001
【摘要】@@ 我对"中国某某学之精神"一类提法向来有点警惕,担心它可能走入黑
格尔式总体主义陷阱,但相信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的,在同类探究中摆脱时弊而独树一帜,为当代学界追溯中国文学理论传统留下一个可以回头
顾盼的路碑.包兆会博士的评论把握了此书的史论与专论结合方法、文史哲贯通的
理念及其分类剖析的特色,并给予了"在同类研究中出类拔萃"这一高度评价.
【总页数】7页(P137-143)
【作者】包兆会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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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解读清人袁枚曾说，“考据之学，离诗最远。
然诗中恰有考据题目，如《石鼓歌》、《铁券行》之类，不得不征文考典，以侈侈隆富为贵。
”（《随园诗话》“补遗”卷二）强调诗歌创作无与于“考据”，无与于纯知识累积，这在中国古典诗学思想中早已是一个常识，钟嵘以“直寻”排击“补假”与“用事”、严羽“别材别趣”说等，都可谓显例。
但从诗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考据”与“诗”恰又存在一种极为紧密的关联。
当然，这种关联不仅表现于援引考据方法来研治古典诗歌的“诗学考据”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悠远渊源，也不仅体现在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经久思考更在于“诗学”自身的内在需要。
作为一种现代学术，中国诗学何以要讲考据？不论赞赏还是批评，现代学者又何以如此久久纠缠于此，显然是值得追问的一个“诗学问题”。
一、“诗学”的现代品格“诗学”乃是一种现代学术。
这话需要预先略作说明。
本文所谓的中国“诗学”，既非西方文论传统中代称“文学理论”的广义理解，也不是现代以来偏指“诗歌理论与批评”的“狭义”概念，而特指以中国古典诗歌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傅璇琮等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凡例》说）。
之所以称其为一种“现代学术”，还在于其不容忽略的三重现代品格。
回答“诗学何以要讲考据”，需从这里说起。
众所周知，“现代学术”一语中的“现代”一词，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指其内含新的学术范式。
陈平原教授曾指出，描述中国现代新学术范式的建立，可以有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不同方式。
亦即是说，讨论所谓“现代学术”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判断方式。
然视角固然可以多样，其面临的基本问题却应有一致之处。
关于“现代学术”，刘梦溪先生曾先后撰文提出“三个起码的条件”，其核心意思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独立的意识与自由思想的品格，即强调学术应摆脱政治抑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加干涉，树立“以学为中心”的学术态度和治学品格；二是强调现代学术在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上以“中与西之关系”为其基本思考框架，摆脱“唯传统”一元论思维下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束缚与求知禁锢。
实际上，高扬学术独立精神和“学者的思想自由”，倒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现实政治、人事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的摆脱，更包含对一切阻碍理智化求知意识发展之迷魅的祛除，亦即马克斯·韦伯所说“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 derWelt)。
虽然这种一往无前、充满无畏精神的、以一种“浮士德一普罗米修斯性格”（本杰明·史华慈语）表现出来的理性化过程，可能因终极审判者的缺席而不免列奥-施特劳斯等所指出的那种“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弊端，抑或哈耶克所说的那种“理性的狂妄”。
但毋庸置疑，现代学术正是以这种理性化求知意识的确立和张扬来树立其最基本和最突出的形象。
尽管其对传统人文学术不免会产生反噬，但它却也使现代学人得以激发出过去很少有的批判锋芒和反思精神，最终走出尊经、征圣的“唯传统”一元化思维。
一如现代学者中以“疑古”著称的顾颉刚曾指出的：从前人观一书，恒喜掩饰一书中之矛盾，而使其表面统一化。
从前人读群经，恒喜谓群经大义相通，其实不能通者，亦必设法使之相通。
因此问题本甚简单者乃日趋于纷纷而不可理。
令日吾人之态度与从前人根本不同的一点，即在明白承认各书中俱有其矛盾，其矛盾或出于时代，或出于地方，或出于阶级，或出于党派。
在明白提出其矛盾之后，加以批判接受，然后才会得到真正的统一。
我深信这条路是最确实的，最平坦的，也是最进步的。
[4]显然，从“疏不破注、注不破经”的价值取向走向“离经疑古”，正是中国学术走向现代的重要一环。
与理性化进程紧密相连的，是现代学术分途发展的专业化、知识化趋向，以及由此带来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Lion)要求。
现代社会，理性化发展的最大成果即价值论上的多元主义。
这种多元性，一方面赋予学术研究的每一部类以独立自足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使专业分工日趋细密化，知识要求也更为严格化：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
另一方面，原有那种非固定的、无序的学术格局，也由此向着某种“集体认同”的方向靠拢，学术体制化成为一种必然——即从事学术研究的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
”随1亦即是说，任何有意从事学术砑究的各人，要么接受这种专业化、成为体制的一分子，要么永远被隔离于“学术”之外。
这不仅已构成一种现存秩序，且不论愿意与否已逐渐内化为学者个人的一种“秩序意识”。
正因为此，现代理性所造就的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亦即对一种所谓“中性知识”的追求，日渐成为现代学人基本的价值立场；而知识内部不断分化所导致的学科发展中专业化色彩的日渐强化，亦成为现代学术一个显在的发展方向。
当然，上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又都离不开近代以来“西方”这个思想和学术参照系的存在。
由此来看所谓“现代学术”，其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74三点：其一，专业化的学科发展方向。
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到近代的七科之学，乃至当下细密已甚的学科分类，独立学科地位的获得，学科内知识系统的形成与再分工，正是现代学术最为明显的外部特征。
其二，理性化的知识研讨意识。
即“中性知识”的追求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意识和价值自觉，求真的学术理性成为最具支配力的价值形态。
其三，中西比较的学术思考视野。
深闭固拒抑或不加拣择的文化态度被自然淘汰，而如何经由具体问题情境内的跨文化比较以发见自身文化传统内的现代要素，成为现代学术的基本立足点。
由此亦可说，今日所说之“申国诗学”与中国古代的诗歌研究最大的差异即在于如下三点，考据之不可或缺亦在于是。
第一，中国古代虽有《诗》学，也出现了“诗，专门之学”（杨亿《杨文公谈苑》）的观念，但诗歌研究缺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觉，其学科知识系统的构建与内部分工更尚未明析化；而20世纪以来的“诗学”则不断在学科内的知识分工中确立自身的学科边界及研究方法，“考据”正是“诗学”学术资料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
第二，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之基本立足点在“诗歌创作”，现代学术之“诗学”则对研究与创作持二分立场，而“诗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向离不开“考据”的存在。
第三，相较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现代以来的“诗学”更多有一份“中外相参”的学术意识；而域外文学研究方法的介入，一方面使得“考据”与“理论阐释”两种诗学研究类型的冲突更显尖锐，一方面恰又提示“中国诗”特质的研究与“考据”方法有其重要关联。
二、“诗学”学科的独立、自身建设与考据作为一门现代学术，“诗学”的现代品格首先凸显为一种独立学科地位的生成。
固然有学者指出，“诗学”一词在中国传统学术语境中本有其独立自足的生成史及思想义涵M1，但中国古代除作为“经学”之一部《诗》学外，“诗学”一话素非一严格的学术概念。
或专指诗歌创作的经验、技术；或意谓品诗论诗的修养、识见；或用于讨论诗歌创作法式著作的命名。
其中，虽然也有少数案例约略指向“诗歌研究的学问”这一义涵，但这些类似“诗，专门之学”（杨亿《杨文公谈苑》）的说法，很大程度上似仍是从泛言诗歌创作、品评法式的角度来运用“学”这一概念的。
当然，中国古代《诗》学之外的诗歌文本很早即受到学者的特别注意。
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即收录“《高祖歌诗》二篇”等“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典论·论文》谈“四科八体”，也注意到“诗赋”二体“丽”的特点；陆机《文赋》所分十类文体中更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观念；至于此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之类诗论著述更历代不绝。
而历来最能凸显学术分类意识的中国传统图籍分类法中，《汉志》厘分出的“诗赋”，也一直在后世学术地形图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晋苟勖《中经新簿》、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均将之列入“丁部”；至刘宋王俭《七志》“始易诗赋为文翰”，阮孝绪《七录》“则径用文集矣”，至唐初“《隋志》则径用集部矣。
自是以后，集部确定，至今不改”‘”。
至于诗论著述，也从“只附在‘总集’类的末尾”（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至宋代《崇文书目》、《通志·艺文略》等逐渐获得“文史”、“文说”、“诗评”之类独立的分类名目，至明代焦骇《国史·经籍志》更设立“诗文评”类，为后此《四库提要》等各家图籍分类所广泛采用。
正如朱自清所说，“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然而可以指出的是，虽然集部之书较早即被学术研究者所注意，专门性的诗歌研究著作，或进入集部（如文集、诗集的勘校、注释等），或列入“诗文评”（如《文心雕龙·明诗》、《诗品》以下诸多诗论、诗法类著述），但所谓“诗，专门之学”的意识并未赋予古来的诗歌研究以更为明确的内部知识分工和学科边界。
当然，这并不否认类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小叙”中约略擘划出的五种诗文评研究类型——即所谓“究源流”、“溯师承”、“陈法律”、“采故实”、“体兼说部”之类。
虚该说，这其中已蕴有对“诗文评”类研究作类型擘划的初步意识。
但显然，这还谈不上对“诗歌之学”本身作专门化的学科界定，其内部研究方向的再分工亦仍较模糊。
实际来看，直至民国年间出现的一些早期“诗学”类著述，才真正按照一种现代专门知识系统构建的思路来讨论“诗学”。
如陈去病《诗学纲要·叙》即提出，是书之作意在“明诗学之递嬗，考古今之得失，叙其人之品概，以兴尚友之怀，或揽作者之菁英，以达吟咏之趣”，看似与传统诗话类著述相类，但其书开章即从辨“诗之定义”、“诗之起源”、“诗学之成立”说起，显而可见一种现代学科边界意识与专业知识分工思路。
而上述变化产生的重要思想背景，其实也就是胡适早在20世纪初所说的：“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绝不是零碎堆砌的知识。
”[91因此，虽然孔子的时代已有专门的《诗》学教育，但扩展到一般诗歌创作及批评领域的“诗学”，直至现代大学分科教育施行以后，始籍“文学史”教学之便而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讲授的知识，进而构成国家教育体系中一个独立的学科部类。
这一点，略观其时课程设置[IO]，以及20世纪前30—40年由教学讲义整理而成并大量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类著作‘“1自可明了。
僮得注意的是，“文学史”讲授之外也已逐渐出现以“诗学”为名的课程，以及在讲义基础上整理出版的“诗学”类著述。
如范况《中国诗学通论》(1928)、江恒源《中国诗学大纲》(1928)、黄节《诗学》(1929)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