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刘知几

史学大家刘知几 刘知几是唐代著名史学家、诗人，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公元661年，亡于公元721年。其撰写的杰出史学论著《史通》，影响巨大，留芳百世。本文略述他的事迹和著作。

1、喜文而好史 刘知几少小时酷爱读书，特别喜欢看文学和历史著作。十二岁时就开始读《左传》。十七岁上，通读了《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当时能够见到的史籍。他也喜欢诗文，《诗经》，楚辞、汉赋等前人诗文大体读遍。十几岁时便能做诗文，并享誉一时，人称“少年才俊”。可惜他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只寥寥几首。他认为“读史可使人明智”，把诗歌和历史结合起来，是为咏史诗。下面介绍一下他的咏史诗：

“汉王有天下，欻起布衣中。奋飞出草泽，啸咤驭群雄。淮阴既附凤，鲸彭亦攀龙。一朝逢运会，南面皆王公。鱼得自忘筌，鸟尽必藏弓。咄嗟罹鼎俎，赤族无遗踪。智哉张子房，处世独为工。功成薄受赏，高举追赤松。知止信无辱，身安道亦隆。悠悠千载后，击柝仰遗风。” 此诗有感于西汉开国君臣的历史故事，慨叹封建专制社会里英雄人物功成身退的处世之道。汉高祖刘邦一介布衣，起于草莽之间，竟然亡秦灭楚，夺得天下，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他能够驾驭群雄，包括淮阴侯韩信，以及鲸布、彭越等。时来运转，这些人也都封王封侯。然而，诚如古语所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飞鸟尽，良弓藏。”夺得了天下，功臣们难免要被猜忌被翦除。惟张良深谙处世之术，大功告成后，远走高飞，隐逸山林，免于横祸。千年之后，人们仍仰慕他的风范。刘知几此诗是读《汉书》后的感慨。是以诗论古，以古鉴今。

再介绍一首： 泛泛水中蓱，离离岸傍草，逐浪高复下，从风起还倒。人生不若兹，处世安可保？遽瑗仕卫国，屈伸随世道；方朔隐汉朝，易农以为宝。饮啄得其性，从容成寿考。南国有狂生，形容独枯槁，作赋刺椒兰，投江溺流潦。达人无不可，委运推苍昊；何为明自销，取讥于楚老？

此诗集中体现了刘知几怀才不遇，愤世嫉俗，聊以自慰的悲伤无奈之情。唐代之前诗以“咏史”命名且影响最大者是左太冲《咏史》八首，刘知几的诗从风格到词章都与其相近。 刘知几不但形象思维好，能写诗文，逻辑思维也好，能论诗文。他在《史通"叙事》里说：“诗要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话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他还说散文应追求“文约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美的极至，是“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这些论述都是精辟之言。

刘知几的诗有文采也有思想，他的文采和思想也为他写史书打下了基础。

2、坎坷著汗青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刘知几考中进士。当上获嘉县（今河南获嘉）主簿。获嘉与长安、洛阳相距很近，这两地是当时的首都和东都，文化发达，藏书丰富。刘知几便经常往来于两地，饱览公私藏书，经史百家，无不涉猎。在读书之余，刘知几也关心时事，并对不正之风敢于直谏。在开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十二月，他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冗吏。同年，他又上书“刺史非历三岁以上不可迁官”，认为地方官调换频繁对管理不利。主.证圣元年（695年），他又上书“节赦”，提出“赦宥无度”是“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希望皇上“而今而后，颇节于赦。”同年，针对滥赐阶勋的弊端，他又上表建议赐阶勋应以德才为标准，不行私恩，不致过滥。上述所言四事，切中时弊，表明刘知几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强烈的爱国心。

但刘知几的直言，却不受朝廷的重视，反而惹得一些权贵不满，致使刘知几十五年官职不得升迁。

武后圣历二年（699年），三十八岁的刘知几在做获嘉县主簿这个九品芝麻官十九年后，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奉旨编撰《三教珠英》这本宣传儒、佛、道三教精华的书籍。他的调任是因为他文华卓著，已负盛名，朝廷要借重他的名声，利用他的文才。

长安元年（701年），《三教珠英》修成，次年刘知几出任著作佐郎（从六品），兼修《唐史》，时年四十二岁。从此他走上专门著史之路。

唐睿宗继位，尊武则天当皇太后。武则天宠信张昌宗、张易之，二人乘机诬告丞相魏元忠阴谋造反，又逼魏元忠部下张说作伪证陷害魏元忠。张说找刘知几商议，刘知几阻止，云：“无污青史，无累子孙。”。张说走后，刘知几仍然难平胸中愤懑，提笔写下《思慎赋》，痛斥奸臣酷吏无耻罪行。刘知几把《思慎赋》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不屑一顾放在一边，说：“爱卿不要妄言干政，老身封爱卿当凤阁舍人，负责编撰老身的《实录》。” 刘知几沮丧万分，无可奈何到凤阁上任，编撰二十卷《武后实录》。他秉笔直书，如实记载张昌宗、张易之逼迫张说陷害丞相魏元忠的事实。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胁迫他曲笔掩盖史实，遭到拒绝。

武则天后唐中宗继位。唐中宗封刘知几为秘书少监，编撰《唐中宗实录》，丞相韦巨源与纪处讷、杨再忠、宗楚客、萧至忠等人监督参与编撰。可韦巨源等人不学无术，却勾心斗角，时常干扰刘知几。刘知几无奈给萧至忠写辞职报告。报告写道：“古人编写国史，大多是指定少数专业人员负责。采用丰富可靠文献史料作编史依据，制定严格规章制度，防止溢美、丑化他人，力求体例统一，观点鲜明。只有《东观汉纪》例外，由多人参与编写，书稿质量低劣。如今编写《唐中宗实录》，采用《东观汉记》的编写方法，多人参与其中，体例、观点混乱不清，缺乏必要的文献史料，还有人给史官施加压力，影响公正客观准确完整地记载史实、评价人物，必然影响编写质量。鄙人作为具体负责编撰的史官，无法下笔，只能请求辞职。”

萧至忠看罢，深知没有刘知几，《唐中宗实录》难以编成，便不批准他辞职。刘知几无奈，只好继续写作此书。

数年后，刘知几终于写完《唐中宗实录》二十卷，呈给唐中宗审阅。唐中宗看罢，大喜过望。 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封刘知几当左散骑常侍，让他编撰了十卷《唐睿宗实录》。

一天，礼部尚书郑惟忠问刘知几：“自古文人不少，而史官却很少，这是为什么？”

刘知几答道：“史官必须具备史才、史识、史观三大本领，只有史识没有史才，好似笨蛋得到千顷良田和满筐黄金，还是发不了财；只有史才没有史识，好似能人手中缺乏工具，还是干不成活儿；好的史官必须有好的史观，秉笔直书，明辨是非，不丑化溢美，不歪曲事实，这样的史官实在太少了。如果没有史才、史识、史观，就不配当史官。”

郑惟忠听罢，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赞道：“这番话真是至理名言呀！对后世史官将有莫大影响！”

刘知几又写出《刘氏家乘》十五卷和《刘氏谱考》三卷。他在这两部书中认为刘姓先祖不是玄嚣、蟜极、帝喾、帝尧、丹朱、刘式、刘累诸人，而是昌意、颛顼、老童、吴回、陆终、彭祖、大彭诸人。刘知几考证出彭城郡的刘姓豪门大族并不都是汉楚王刘交后裔，也有楚王刘嚣的后裔，确是真知灼见。刘知几常自豪地说：“鄙人是汉楚王刘嚣的后裔，将来鄙人如果封侯拜爵，一定请皇上把鄙人封在祖籍居巢（今安徽桐城）。”

唐玄宗宠幸妃嫔杨玉环，封精通音乐、历法、医学、算术的刘知几之子刘贶当太乐令，让他编制歌颂杨玉环的乐曲。刘贶拒不执行，唐玄宗大怒，将刘贶贬到安州（今湖北安陆）当县令。刘知几闻讯，出班跪倒启奏道：“刘贶不敢奉诏编曲，是为曲意劝谏陛下，耿耿忠心，望陛下明察。”

“大胆！”唐玄宗勃然大怒，训斥刘知几道：“卿包庇儿子，目无君王，且到安州（今湖北安陆）去当别驾，好好教训刘贶。”

刘知几、刘贶父子满含悲愤离开长安，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安州。由于路途劳顿，水土不服，年事已高的刘知几一病不起。唐玄宗听到刘知几病逝，心中有些后悔，派人到刘家中取来刘知几《史通》书稿，亲自审阅。他边看边赞，拍案叫绝，追封刘知几为工部尚书，谥为文子。

3、史学名著《史通》

刘知几于708年撰写《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书成于景龙四年（710年），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全书分内、外两篇，有三十六内篇，对自古以来史学的源流、体裁、格式、题材、语言、人物及叙事等进行分析评价，提出纪传体史书应增加氏族、都邑、方物、方言四志。有十三外篇，对自古以来史官设置、机构沿革和史著价值进行分析评价。

《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应为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他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是读史札记，涉及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次：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

《史通》可谓8世纪初中外史坛上极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是对中国唐以前史学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其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通》也是有缺点。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对以往史书的批评亦有失于偏颇之处。

刘知几是很大胆的，他在《史通》中提出：《左传》是比较成功的史著，《春秋》、《尚书》、《论语》平庸简单，不能称为史著。舜用暴力手段夺取了帝尧部落联盟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