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_下_从斯密__省略_巴特_韦伯_熊彼特到诺思_肯尼
从制度经济角度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
从制度经济角度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从近代史中的“李约瑟难题”入手，对以制度经济角度解读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学说进行修正与解释，并以此在经济史观的基础上再度分析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
标签：李约瑟难题；制度经济；西方世界的兴起doi：10.19311/ki.1672 3198.2016.22.0671 引言对于中外学者来说，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早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我们就接触过“李约瑟难题”和“大分流”问题。
在近代史的研究范畴内，我认为这主要归结于地理、经济与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答，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等因素影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同时，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2 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初步探究鉴于“李约瑟难题”研究的文化分流范畴是经济领域的一个表征，因此我又查阅了当时研究“李约瑟难题”时搜集的资料，得出了如下的初步分析：我们从文明间的对比和西方文明的特点中发现，西方文明在农业、手工艺、战争技术和商业方面创造出某种知识本体而后知识在西方通过各种媒介传播的，同时也存在评价知识发生的批判和反思活动，知识不仅作为现成的活动处方起作用，而且显示出学术论研究的深远意义，进而形成了系统和完备的体系。
特定问题的解决主要涉及一般的、理论本性的计算等，从而使得科学缜密、系统从而具有可移植性。
在科学研究中获得的技术总结成科学，而科学反过来指导生产。
工业文明的标志蒸汽机的改良就是这样的过程，正是由于牛顿力学等系统科学的帮助让瓦特的工作成为可能。
系统理论的指导提高了工作效率与收益。
而中国只是在生产生活中单纯的技术改良，技术学习周期长，可移植性差使其无法被大量推广和进一步应用。
包括所谓的四大发明在应用过程中，全部在西方改良后才得以应用。
这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找到了文化方面的诱因，但是缺乏一个有力的解读方式，李约瑟难题我就浅尝辄止了。
西方世界崛起的原因一直困扰着我。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书笔记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书笔记《西方世界的兴起》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一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史著作。
这本书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西方世界在近代崛起的原因，挑战了传统的观点，为我们理解经济发展的历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书中开篇指出，以往对于西方兴起的解释往往侧重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等因素，但这些解释并不充分。
作者认为，制度因素才是关键所在。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土地和劳动是主要的生产要素。
然而，当时的产权制度模糊不清，限制了人们的积极性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例如，贵族对土地的垄断和农民的依附地位，使得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了产权制度的变革。
比如在英国，圈地运动使得土地的所有权更加明确，土地所有者有了更大的动力去改进农业技术和增加投资，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贸易的发展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重要因素。
中世纪后期，城市逐渐兴起，商业和手工业开始繁荣。
城市中的商人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争取到了一定的自治权，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商业法律和制度。
这些制度保障了契约的执行，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贸易的进一步扩大。
同时，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不同地区能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
在金融领域，现代金融制度的形成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银行、证券市场等金融机构的出现，使得资金能够更有效地流动和配置，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融资渠道。
荷兰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其建立的金融体系为荷兰的商业扩张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对西方世界的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
君主专制国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往往会支持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以获取更多的税收。
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促使各国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提高经济效率。
西方世界的兴起
西方世界的兴起摘要：一直以来，众多学者都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以严谨的态度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试图揭示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
本文旨在对有关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欧美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文献回顾。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对各种流派的解释进行归纳总结，经过探究，笔者认为对欧美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主流观点：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决定论、以索洛等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和以韦伯为代表的新教伦理决定论。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新教伦理决定论一、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技术发展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至今仍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和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关技术决定论的表述可以追溯到凡伯伦的《工程师与价格系统》。
技术决定论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技术对社会具有决定作用。
针对”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相对于其他观点，技术决定论给出了一种传统的解释，并且这种解释也得到普遍的认可，正如诺斯所说”目前最广泛的接受的一种解释仍沿袭马克思的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变革是打破平衡、派生出其他的力量”。
技术决定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大致是：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给定不变，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但外生，再到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准内生性和完全内生性。
这条轨迹同时体现了”技术逐步被明显化、内生化的理论进程”（何恒远）。
在技术决定论日趋完善的过程中，不乏出现过众多著名的经济学大家。
最早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30至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等人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发展出了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20世纪50至60年代，索洛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永不衰竭的动力这一著名的”索罗命题”，改变了长期以来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传统观点；20世纪80年代，罗默、卢卡斯、贝克尔等经济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经济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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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一）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我们看到所有权的确立于人地关系这一基本的客观物质约束条件的改变是分不开的。
在东方，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在明清时代也开始兴起。
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文明的作用只是试图对书中呈现出来的西方世界的螺旋式结构以及东方世界内部的封闭性做出一个方面的解释。
然而我相信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要回归到对中国社会经济组织的研究中来进行。
二、诺斯在书中提到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方世界的兴起之所在，并且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
在整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西方是如何形成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这一过程，并且我们也看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
然而我却萌生了另一个设想，人类演进的过程如果都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这一演进过程来演进。
那么试想，回到原始的人类时期，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之一即是捕猎，在捕猎中，如果捕猎的是小型动物，一个人凭借恰当的工具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
那么经济组织亦就不会形成。
只有在捕捉大型猎物时，单个人无法完成捕捉过程，这时候一个合理的组织，即组成一个团队会更加有效。
而假象如果原始人类每个人都有一把枪，那么我想这种捕猎大型猎物的经济组织亦不会存在。
在这里，我似乎得到了一种思考，那就人类发展的过程不仅有由于经济组织的有效率促成的经济增长，同样技术变革对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我认为探讨技术变革还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有效原因可以总结为一个鸡生蛋与蛋生鸡的哲学问题。
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试图阐述的那样，真理从来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
当我们说谁是第一性的时候，我们便陷入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怪圈中。
近代欧洲崛起的历史原因
浅析近代欧洲崛起的历史原因王振娜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称雄于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心，直至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落后于美国。
研究当时欧洲社会的各种现象，我们不难得出欧洲有资格称霸世界的结论。
但若探究近代欧洲的历史，那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欧洲主宰世界的必然性。
回顾历史，公元1500年前世界各文明中心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
但是从1500年开始这个世界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就认为：“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
①虽然当时欧洲称得上最重要的文化权力中心之一，但毫无迹象表明欧洲有朝一日登峰造极。
然而欧洲的崛起的确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不管是地理特点还技术创新，是多样的民族还是宗教上的变革，是军事上的飞速进步，还是得天独厚的贸易发展环境，各个原因都无一不与政治多样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政治多元化局面成为促使欧洲强盛的关键所在。
（一）欧洲在政治上的多元化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或短暂的事态，与中国在一个帝国解体之后和下一个朝代重新掌握中央集权之前所出现的短期分裂不同，“中世纪的欧洲并不是一个政治整体，也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帝国，而是一片割裂的和封闭的土地”②。
为了控制整个欧洲，“罗马曾经做过最大的努力，但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中，主要政权单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
”③欧洲偶尔出现的权力集中，如西方的查理帝国和东方的基辅罗斯公国，都不过是短时的；结果都以统治者更迭、国内起义或外敌入侵而告终。
政治上的这种多元化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
欧洲是由许多半岛组成的一个大半岛，地形支离破碎，不同地区在历史、气候和特产等方面有显著不同。
《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的变迁，如何击退“马尔萨斯陷阱”？
《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的变迁，如何击退“马尔萨斯陷阱”？《西方世界的兴起》由两位作者合著：第一作者道格拉斯·诺斯，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之一，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位作者罗伯特·托马斯，是诺斯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
这本书中所谓“西方世界的兴起”，特指18 世纪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西欧的荷兰、英国等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显著进步，实现了富裕的生活。
长期以来，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很多学者都认为，技术进步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原因。
因为技术进步促使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分工不断细化，进而市场规模扩大，社会财富日益增加。
但是，本书的观点却不同。
作者认为西方世界之所以兴起，归根结底是制度变迁所导致的。
一、诺斯和托马斯是如何发现制度变迁的重要性的？本书出版于1973年，但诺斯从60年代，就开始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了。
1968年，诺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著名的《1600—1850 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这也是经济史学中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之一。
诺斯发现1600-1850年的海洋运输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
提高的原因是什么呢？传统的解释是技术进步。
但是诺斯发现，所谓的技术进步，发生在19 世纪后半期；而从1600到1850 年的两百多年间，帆船技术并没有发生重大改进，所以技术进步的解释无法成立。
那么真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经过分析，诺斯发现海洋运输生产率的增加，是因为货船上不再需要安装防备海盗的火炮，从而腾出了货仓的空间，提高了货船运输的容量。
同时，货船不必配备操作火炮的士兵，进而减少了人力成本。
而船主们为什么能放心大胆地去掉火炮和士兵呢？原来是因为西方国家从制度上做出了改变，建立了海军，对海盗进行定期清剿。
海军驱赶、压制了原本猖獗的海盗，保证了商船贸易的安全，使得货船的容量增加，成本减少。
因此，诺斯这篇文章的结论就是：技术进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原因，制度变迁才是。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部由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希尔编著的历史巨著。
这本书以其深刻的历史分析和生动的叙述风格，深深地吸引了我。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对历史的发展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这本书中，希尔详细地描述了西方世界的兴起过程，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衰落到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再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兴起。
作者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揭示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和过程，使我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在书中，作者指出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宗教改革的发生，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的统治，使得个人的信仰和思想得到了解放，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
其次是文艺复兴的兴起，文艺复兴使得人们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推动了人文主义的发展，为现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最后是工业革命的爆发，工业革命的兴起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取得了领先地位。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西方世界兴起的不易和伟大。
西方世界的兴起不仅是一场文化的复兴和科技的革新，更是一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西方世界的兴起给世界带来了许多变革，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和进步。
除了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和过程的深刻分析，作者还对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西方世界的兴起不仅改变了西方国家的命运，也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世界的兴起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对世界的影响。
西方世界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西方世界的兴起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促进了世界的发展和进步。
总的来说，通过阅读《西方世界的兴起》，我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这本书不仅揭示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和过程，也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
西方世界的兴起读后感《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部由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撰写的历史著作，该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西方世界的崛起和发展历程。
通过对这部著作的阅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独特魅力和辉煌历史，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对全球历史和文化的深远影响。
首先，帕克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西方世界的兴起过程。
他指出，西方世界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兴起，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再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发生，西方世界的兴起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
帕克以独到的眼光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因素和机制，使读者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有了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其次，帕克在书中对西方世界的兴起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分析。
他指出，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明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其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领先，更是因为其在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的独特魅力。
帕克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深入解读，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以及其对全球文化的深远影响。
通过这些分析，读者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西方文化对全球文化的塑造和影响。
最后，帕克在书中对西方世界的兴起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比较和展望。
他指出，西方世界的兴起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无数次的挑战和困难。
然而，正是由于西方世界在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使其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帕克还对西方世界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西方世界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作用。
通过这些分析，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兴起对全球历史和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通过对《西方世界的兴起》的阅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西方世界的独特魅力和辉煌历史，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对全球历史和文化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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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 河北学刊 Mar.,2007第27卷第2期 Hebei Acade m ic Journal Vol.27 No.2经济学研究新探索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韦 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摘 要]本文对近代一些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学科的综合文献回顾。
从而发现,依据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古典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分工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则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和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组织;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则把这一历史现象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而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讨论了近代欧洲兴起的天时地利。
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尽管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存在诸多歧见,但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乃是诸家的理论共识。
[关键词]斯密动力;布罗代尔钟罩;分工;市场深化;企业家精神[基金项目]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李约瑟问题与晚清帝国衰落的制度经济学反思》(KRH3046006)[作者简介]韦 森(1953—),男,山东省单县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9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2-0152-05 [收稿日期]2006-10-28三、西方世界兴起的制度因素与天时地理:从诺思、肯尼迪到华勒斯坦 通过本文上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从斯密、马克思到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均从市场参与者的精神禀赋上论述了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强调了在近代西方世界兴起中的制度因素,尤其是韦伯,更是明确地把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最终归结为西方国家近代以来所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制度。
那么,这种促成并保障近代西方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兴起的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毫无疑问,它与罗马法、基督教传统以及西方国家的独特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有关,但从发生学上来看,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单独构成决定性的生成因素。
韦伯看到了这一点,并在许多著作中一再申明这一看法。
现在看来,直到今天,这些问题都没有获得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试图运用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并结合科斯(Ronald Coase)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理论地和历史地回答这一问题,但现在看来,其回答仍然难以令人满意。
并且,这里不能不说,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有关欧洲近现代法制史和宪政史文献来判断,诺思对近代西方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原因的解说,可能是误入了歧途———如果说他的解答不是误人子弟的话。
现在看来,诺思本人对制度与国家因素在近代西方世界兴起中的作用的看法,同数十年前韦伯所提出的上述见解有颇多相似之处,但是,很显然,诺思比韦伯更为清晰和明确地强调了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中的制度因素,并且也更注重与制度因素直接关联着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譬如,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小册子中,诺思和托马斯(North& Tho mas)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中心论点一目了然,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之所在。
”[1](P5)在该书第八章,诺思和托马斯又重复指出:“我们在第一章已证实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
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那么,只要它符合经济增长的要求,一个社会便会发251展。
”[1](P117)在这本小册子的“结束语”中,诺思和托马斯还批评马克思未能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是必不可免的,并批评亚当・斯密没有告诉人们“怎样保证有效率的政府会发明并维持一组保证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
他们还声称,真正开始研究经济组织的,是他们自己[1](P194)。
如果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近代西方兴起的关键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方诸社会的形成和出现呢?在后来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譬如,在第二章《经济结构导论》中,诺思(North)指出:“知识和技术的存量决定了人类福祉的上限,但他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人类如何获得成功。
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以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
”[2](P17)那么,又是什么因素确保有效的经济组织的运作呢?诺思认为,那就是明确的私有财产制度。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用了大量篇幅阐述了这一观点,并以荷兰和英国经济在欧洲近代史上率先起飞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见解。
就荷兰的例子而言,诺思解释说,在近代欧洲历史上,荷兰经济之所以率先起飞,其原因在于“荷兰人在地理上处于中心位置,再加上有一个通过授予和保护私有财产和反对限制性措施等方式来鼓励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政府”[2](P154)。
至于英国,诺思则认为,英国经济能成功地摆脱17世纪的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财产制度[2](P154)。
如果说在一个经济中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与私有财产制度安排有关,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私有财产制度的生成?换句话说,导致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私有财产制度出现的因素是什么?这显然是更深一个层次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诺思的明确解答是,“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
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2](P17)。
从这一认识出发,诺思得出了如下结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
因此,诺思主张,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应占据重要的地位[2](P20)。
诺思的国家理论的基本思想又是怎样的呢?按照诺思的解释,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它“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可能采用暴力”[2](P21)。
因此,诺思认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
出于他的来自新古典主义“理性经济人”的分析精神,诺思认为,具有一个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模型,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是统治者在与选民的交换过程中,国家为取得收入而向选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其二是国家统治者为达到国家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社会集团设计产权制度;其三是由于国家组织者总是面临其他国家和现存社会中可能成为未来统治者的个人的潜在竞争,因此,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2](P23—24)。
说到底,在诺思的心目中,国家统治者完全基于其个人利益的计算,为市场的参与者设计产权规则和建构财产制度。
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尤其是在《经济史上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一再指出,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人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博弈规则。
这些社会博弈规则(包括产权形式)完全取决于国家的统治者对其收入的最大化追求。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深究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建制,其本质和存在理由是什么(这已经部分超出了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的研究范围),单从诺思认为国家存在以及其职能是其内部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发明、设计、界定及实施产权和其他社会博弈规则这一点来看,这一见解本身就意味着经济运行的种种规则、约束和规范不是来自在现实交易或交往中的当事人的活动过程,或者说经济博弈过程,即不是人们重复社会博弈创生并衍化出社会博弈规则,而是第三者(即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计算与独断意志或意愿来决定和建立这些博弈规则。
基于其新古典主义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诺思得出了他心目中的西方世界兴起的动态发展机制的历史图景:较充分界定的产权改善了17、18世纪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上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其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
继之而来的是“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以及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从而在创新收益率提高的同时,创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
诺思认为,正是这一系列相互促进、相互关联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为西欧的科技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2](P159)。
如果大视角地阅读欧洲近代经济、法律与社会史,我们会发现,在近代欧洲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市场秩序的自发成长和扩展与法律和宪政民主制度之间的一个互动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
这与诺思的见解颇为相似。
但是,与诺思的历史观颇为不同,我们的观察是,欧洲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市场运行的制度规则,决非是———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市场运行而设计出来。
恰恰相反,与市场运行有关的法律制度恰恰是351◆经济学研究新探索◆市场发展的一种自发生成的产物,———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工商业界人士和城市民众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法律制定(主要是商法、海事法、城市法等)并与各国君主王权争斗所争得来的一种结果。
换句话说,欧洲近代的法律制度是近代宪政民主政治生成的一个历史伴随物。
同样从国家在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来分析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 )则反过来从历史上欧洲各国政治的多元性、民族和王朝的国力竞争及军事冲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来探寻和解释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历史原因。
在《大国兴衰:1500到2000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一书中,肯尼迪谈到欧洲近代史上的奇迹时首先指出,近代以来,“在定居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分散的、相对来说缺乏经验的民族中,发生了一场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
是什么长期的因素促成了这一“欧洲奇迹”?肯尼迪首先发现,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处于一种四分五裂、各国互相竞争和军事冲突不断的状态。
而近代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所造成的。
欧洲的地形支离破碎,加上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从南到北气候差异很大,这就使得在欧洲建立统一的政治控制体制变得非常困难。
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持续存在。
地方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近代欧洲历史上的政治地图。
欧洲多条内陆河流和三面环海,又为近代欧洲各地的分散贸易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