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张广智【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1978-1998)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总结，文章从重评、译介、开拓与深化等几个方面揭示了这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并进而指出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最为令人注目的历史时期。

其间在西方史学的引进中，虽然也有失误，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史学的输入对促进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事实还表明，为了发展我国的史学，我们必须继续引进西方史学，对此，也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

【关键词】西方/史学史近二十年来，即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学术研究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前行，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亦然。

回顾二十年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情况，大体说来，可分为三个阶段：1.1978至1983年为复苏阶段，其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估西方史学。

事实上，重评工作也贯穿在引进与深入研究西方史学的过程之中；2.1983至1990年是引进西方史学最为活跃的时期，因而大规模的译介与移植西方各种新史学是本阶段的显著特征；3.1990年至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追随九十年代由激情昂扬、宽泛高疏转向理性思辩、凝重缜密的整个学术走向，在逐渐消退“西学热”中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的同时，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逐渐趋向深入。

宏观地看，从1978年迄今的这二十年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为近百年最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为了发展我国的史学史事业，我们需要对这一“中阶段”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作点“检讨”。

拙文分列几点，试作归纳，但恐难以周全，不当之处势所难免，诚望读者赐正。

一、重评：正确认识与对待西方史学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营造了一种如沐春风的时代氛围和客观环境，也揭开了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新的篇章。

最突出的一点是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大陆的历史学家从这种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

一方面，他们迈步走向世界，有机会亲自接触西方史学，研究它的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外国学者也应邀纷纷来华访问讲学，直接传播海外的史学新论。

从1976年末开始的最初几年里，当时史学是以“反思史学”的形式进行的。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影射史学”的批判，使历史学家开始挣脱“左”的锁链，打破现代迷信，迎来了思想解放，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破产了，人们重温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摈弃简单化、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这无疑对重估西方史学与引进西方史学创造了思想前提与理论基础，带来了深远的与积极的影响。

与西方史学史有直接关连的则是对翦伯赞在六十年代初倡导的历史主义史学观念的“平反”。

拨乱反正，是当时各条战线的任务。

史学界的拨乱反正，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回复到六十年代初的历史主义，即以翦伯赞为代表的史学思想上去。

的确，“回到翦伯赞去”、“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间弥散在当时史学界的一股史学思潮，正是由于这股史学思潮的影响，它对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领域内的“拨乱反正”具有直接的影响，从张芝联在1979年初发表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注：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在那时所产生的反响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就为日后渐次展开的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论、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说、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等重评工作，提供了一个范例。

重评工作，是科学争鸣的进程，也是研究工作提高的过程。

这里仅以兰克史学为例，对此作一说明。

兰克史学，作为西方史学中颇具影响的一种史学理论与史学流派，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就十分盛行，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明确提出了“史料即史学”的主张，形成了“中国的兰克学派”，影响甚大。

五、六十年代，兰克史学所倡导的客观主义史学观、科学方法等，在大陆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而较少能得到公允的评价。

近二十年来，对兰克史学进行了重评。

1986年是这位德国大史学家逝世100周年，我国学者在是年更有若干论文集中发表，对兰克学派进行了多方面的学术探讨。

关于他的史学理论，有认为是“符合实证科学原则的”（注：朱本源：《近二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10期。

），也有认为是“反科学”的（注：庞卓恒：《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与变迁》，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

）；有论者指出：兰克史学理论自身也是有变化的，即“我们可以发现从客观走向主观这样一种倾向”（注：王晴佳：《简论朗克与朗克史学》，《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类似的观点，还有侯建新的《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兰克学派》，《历史教学》1990年第1期。

）；有论者揭示了兰克的史学理论与其史学实践之间的矛盾，如他“一贯反对对历史现象进行概括，他经常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进行概括，把一切历史变化的动因归之于上帝，这就是最高度的概括。

”（注：许洁明：《略论朗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观点和方法》，载《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朗克即兰克的另一译名。

）也有论者指出，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论具有两重性，不能只及一点而不及其余（注：张广智：《试论兰克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贡献》，载《历史教学》1986年第10期。

），如此等等。

吴于廑指出：“朗克主张写历史必须如实、客观，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如实、不客观；主张超然于宗教及政治，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超然；主张不涉哲学和理论，而又自有其哲学与理论。

”（注：吴于廑：《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载《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这或许是从总体上对兰克史学一种较为贴切而又简练的概括。

对兰克及其学派史学遗产的评估，确实关系到“不仅是他个人在史学上的成就和错误，而且涉及到诸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史料、历史与现实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因此，系统深入的研究朗克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对之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份的分析和评价，在今天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见前引许洁明文。

）可见，在如何正确评价兰克史学的问题上，诸家各抒己见，充分展开争辩，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因此而得到了澄清，对兰克史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3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召集的史学史座谈会，四十多位从事中西史学史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学者参加了会议。

（注：笔者有幸与会，并作《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发言，此次会议的情况，《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出了专辑，上述发言，刊载于此。

）这次名为“史学史座谈会”，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史学史学术研讨会，既回顾与总结了中西史学史的教研情况，也就如何进一步开展史学史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重新评估西方史学，正确对待西方遗产，是这次会议的“热门话题”，谭英华曾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题大会发言，并提出了八点看法，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反响，这就是：1、某些唯心主义历史思想包含了唯物的或辩证的因素；2、有不少唯心史观是适应时代需要，为历史上的进步阶级服务的；3、同一历史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社会作用；4、有些带片面性，甚至是歪曲了、颠倒了的历史认识，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5、要注意政治立场与史学思想、学术成就的联系和区别；6、对一些史家不同时期的历史认识，应当划分阶段，分别对待，具体分析，尔后才能进行总体评价；7、对那些在政治上和社会效用上并无积极意义的历史观点，倘对前人的认识有所突破，对前人的缺失有所修正，提出了新的问题或新的线索，则有其可取之处；8、对于那些非科学或反科学的史观或史著，在批判其思想的同时，对其所依据的资料则应详为分辨，可资参考。

平心而论，谭氏对待西方史学的“八点看法”，有其可取之处，实际上是这位多年来从事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前辈学者的“经验总结”，既是对前一段重评的“小结”，对于这之后的重评西方史学的工作，也有很重要的实际操作价值与理论意义。

（注：谭英华的发言题目为：《关于促进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二、译介：从事西方史学研究的“基础工程”近二十年来，我国引进的西方史学原著，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次相比，无论就其数量，还是范围，都要大大地超越了。

我们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三联书店出版的《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系列”中就可略知其貌了。

这种译介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重视西方史学元典作品的迻译。

出版历代西方著名史家的代表作，其中尤以西方古典史学著作的配套出版成绩卓著，这是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程”。

以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史学类》而言，从古代迄至近代的西方史学名著就有：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神谱》、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长征记》、凯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撒路斯特乌斯的《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阿庇安的《罗马史》、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塔西陀的《历史》、《编年史》、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吉本的《罗马帝国哀亡史》、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基佐的《一六四○年的英国革命史》、《法国文明史》（第一、二卷）、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蒙森的《罗马史》（第一卷）、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普雷斯科特的《秘鲁征服史》等等。

现代西方史家的作品，尤其是那些著名学派且对学界深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代表作，更是全力组译，积极地加以引进。

2、重视西方史学理论方面作品的迻译。

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这类作品，不仅数量多、名家名篇多，而且不少是现当代西方史学界流行的最新著作，如有：维科的《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鲁滨逊的《新史学》、汤普逊的《历史著作史》（以上均为商务印书馆版）、茹科夫的《历史方法论大纲》、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的《新科学》（以上均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版）、巴尔格的《历史学的范畴与方法》、米罗诺夫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伊格尔斯主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哈多克的《历史思想导论》、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摩尔的《民主专制的社会起源》、托波尔斯基的《历史学方法论》、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译为《历史主义的贫困》）（以上均为华夏出版社版）、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勒高夫等主编的《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以上均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德雷的《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贵州人民出版社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