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女性写作_张爱玲苏青创作论
论张爱玲小说中都市女性独立意识的书写——以葛薇龙、白流苏、顾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论张爱玲小说中都市女性独立意识的书写——以葛薇龙、白流苏、顾曼桢为例苗澍萌 黑龙江大学摘 要：张爱玲的众多小说作品中，不仅描绘了香港、上海等大都市车水马龙的景象，繁华的表面背后也揭示了其人生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更控诉了男权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以此来强烈表达女性的独立意识与诉求。
本文以张爱玲部分小说作品中的三位女性为代表，意在剖析其小说作品中有关女性独立意识的书写。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独立；女性意识作者简介：苗澍萌（1996.1-），女，汉族，山东济宁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2018级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052-0120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整个社会依然充斥着浓重的男权色彩，女性极力被灌输“为人妻”、“为人母”等观念，以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和维护父权、夫权的需要。
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女性在男权高于一切的社会中，要谨小慎微，屈服于男性的统治，从而逐渐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
然而在这个男权主义盛行的旧社会、旧时代中，一些被灌输传统封建思想却又接受了知识教育的女性开始渐渐意识到女性独立的重要性。
一、葛薇龙——尖锐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在张爱玲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主人公葛薇龙可以算是尖锐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
她本是一个纯洁而富有个性的女学生，由上海转至香港求学，迫于经济压力，不得已求助于家境富有而生活腐败的姑母，姑母为了“用这女孩吸引男人”从而收留葛薇龙。
葛薇龙最初对奢华的贪恋、对华丽服饰的喜爱，促使她留在香港，在姑妈的一手调教下，成为“交际名媛”；虽然她对自己今后在梁家所扮演的角色心知肚明，但强烈的虚荣心和物质欲，战胜了她薄弱的意志力。
受过教育的葛薇龙，面对司徒协的物质馈赠，以及乔琪乔忽远忽近、忽冷忽热的爱情，内心难免经历挣扎和斗争。
小说中两次提到葛薇龙想离开香港，回到父母身边做一个穷学生，一面想摆脱这种糜烂、奢侈、腐败的生活，一面又无法割舍铺张浪费的生活所带来的奢华享受，她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徘徊着、彷徨着，在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中难以抉择，最终经过反复的犹豫和内心强烈的挣扎，她还是放弃了上海，选择留在了香港，继续从事她“交际名媛”的职业。
张爱玲《金锁记》研究
张爱玲《金锁记》研究一、本文概述1、简要介绍张爱玲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张爱玲，原名张煐，笔名梁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女作家。
她出生于上海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双重熏陶，这使得她的作品既有古典的韵味，又充满了现代的意识。
张爱玲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张爱玲的创作生涯虽然不算长，但她的作品却影响深远。
她的小说多以旧上海为背景，描绘了都市男女的爱情与生活，展现了他们面临的种种困境和内心的挣扎。
她的文字细腻而富有感染力，能够深入人心，引起读者的共鸣。
在张爱玲的笔下，无论是繁华的都市风景，还是琐碎的生活细节，都充满了诗意和美感。
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她的作品不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她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她的作品不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和人性的独特视角。
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也能更好地领略她的文学魅力。
2、简述《金锁记》的创作背景及作品概况。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
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张爱玲独特的文学才华，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深刻问题。
创作背景上，张爱玲身处乱世，亲历了家族的兴衰和个人的荣辱，这些经历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情感基础。
张爱玲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家族观念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
这些背景因素共同构成了《金锁记》的创作土壤。
作品概况方面，《金锁记》以曹七巧为中心人物，通过她的命运变迁，展现了封建家族制度下的种种弊端。
曹七巧原是一个麻油店的女儿，却嫁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残疾二少爷，从此被金钱和家族锁链所束缚。
通俗小说的雅俗魅力——兼论张恨水、张爱玲和苏青的社会言情小说
通俗小说的雅俗魅力——兼论张恨水、张爱玲和苏青的社会言情小说姚建华【摘要】一直以来,小说都是中国的通俗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往往被大家称作是“闲书”.它的功能趋于“寓教于乐”的效应,因此广大市民层成为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群,通俗小说被他们视为雅俗共赏的精神消费品.其中,在抗战时期通俗小说有了较雄厚的作者队伍,有着一定影响的代表作家如张恨水、张爱玲、苏青等.他们的作品已表现出雅俗互融的特点,并且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风格.【期刊名称】《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0)001【总页数】3页(P56-58)【关键词】抗战时期;通俗小说;雅俗魅力;社会言情小说【作者】姚建华【作者单位】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咸宁4371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2三四十年代的通俗文学，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通俗文学占据文学主流的一席之地。
通俗文学为了满足大众群体的需求，作者和编辑们不断借鉴和学习外来文学的模式，渐渐发展为常见的四种类型的通俗小说，它们分别是历史人文类、侦查类、社会言情类和武术仙侠类。
这四种常见类型中，武术仙侠类因特有的年代经验积累和延续性，使其自身的发展有着成熟性；有时是新兴的，比如侦查小说。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叶，以上海为标志的现代化都市基本成型。
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现代的城市职员、店员、部分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人物形象。
因此，“社会言情小说”这一名称，成为现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小说创作繁盛，出现了现代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
张恨水(1895-1967年)，原名张心远，他在“五四”运动后在北京任几家报社的记者、编辑，直到作品《春明外史》出版，从而被大家所知晓。
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主要围绕在报社工作的杨杏园、烟尘女子梨云、才女李冬青这三位主人翁爱恨纠缠的故事，真实而深刻的揭露了处于中下层人们生活处境的艰难。
《春明外史》虽没有后期作品那样脍炙人口，但已经预示出作品在内容上有着创新的潜力，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第一，男女主角已经贯穿故事前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第二，小说的人物是城市民众，情节符合城市民众的真实生活场景，读者易于接受；第三，打破传统的“皆大欢喜”的模式，使得作品增加了通俗小说的社会真实性。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都市女性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都市女性发表时间：2011-07-05T09:48:39.930Z 来源：《魅力中国》2011年4月下供稿作者：杨坪[导读] 分析张爱玲的这种都市女性书写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
杨坪（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 450000）摘要：本文以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小说为观照对象，通过对女性婚姻状态的展现和男性形象的消解两个方面来考察其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并分析张爱玲的这种都市女性书写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都市小说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174-01 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都市文化高度发达的大都会，其丰富独特的人文内涵哺育了许许多多的作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上海为题材的都市文学描绘中，张爱玲是非常突出的一位。
在张爱玲的都市小说创作中，她选择了上海这个现代化都市作为书写空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以女性立文，以小人物的市民身份演绎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悲欢离合，共同构成着上海这座城市的传奇。
在张爱玲上海传奇的书写与建构中，都市女性是她笔下最能体现都市社会与市民意识的载体。
女性是城市的代言人，并成为都市文化内核的最佳载体。
张爱玲认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
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
” [1]因此，张爱玲的都市作品，将女性作为立文的视角，时刻关注着女性的命运，从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对女性加以观照，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彰显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城市与女性的关系中，她以爱情婚姻为切入点，描写上海女性的生存状态。
情感与婚姻是张爱玲写得最多的题材，也是她最得心应手的主题。
张爱玲倾注笔力于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和注定要被冷酷的现实所遗弃的欲求。
她的作品中大致有两类情爱:一种是“纯爱”的冥想，《心经》即为代表。
张爱玲为何独赏苏青——兼论《两条鱼》的艺术技巧
张爱玲为何独赏苏青——兼论《两条鱼》的艺术技巧
钱亚玲
【期刊名称】《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38)006
【摘要】一般读者普遍认为现代女作家苏青的文字技巧不够,但作为苏青同时代的文学名家张爱玲却极其推崇苏青.1943年4月苏青发表短篇小说《两条鱼》.以《两条鱼》为个案,结合文本细读,从叙述空间的开放性、表现手段的影像化和故事的\"余叙\"等方面透视苏青小说被忽视的艺术技巧,探究张爱玲独赏苏青的缘由,指
出张爱玲与苏青在小说叙事策略与技法上有相通之处.她们之间不仅是俗世所言的
闺蜜关系,更是彼此的文学知音.
【总页数】6页(P72-77)
【作者】钱亚玲
【作者单位】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常州21302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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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张爱玲与苏青的差异
论述张爱玲与苏青的差异摘要：张爱玲与苏青是我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张爱玲说过：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在两位作家中的女性形象、女性心理等多方面分析两位女作家的写作差异。
关键词：张爱玲与苏青、比较文学、女性意识一、不同创作背景下的风格差异张爱玲出生在没落家族。
父亲是纨绔子弟，败家，抽大烟，母亲却又是新派女子，作为民国第一批留洋的女学生，她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追求，撇下一双儿女与小姑子远渡重洋；于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的张爱玲便从小就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
而随着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使张爱玲感受到古老中国社会的世态炎凉，也深深地影响了她以后的创作。
张爱玲凭着女性的直觉和感悟力，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旧文化、旧生活方式下的青年妇女的命运。
例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怨女》中的银娣等，都为我们展示了一幕幕女性的时代悲剧。
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字里行间总透着一种张力，不只是惊艳，还有一种冷峻，所以读她的东西时，你往往会患失语症，就像看一个着装绮丽的女子一脸从容在水上滑过，云淡风轻地。
苏青的底子是简单健康的，她活在众人的疼爱里，唯一让她受伤的便是父亲后来的拈花惹草。
父亲死后，日子虽艰难些，但也过得去。
苏青在两家大人安排下，与同学结婚，生活波澜不惊。
她的婚姻生活没有那么多狗血，多的是夫妻相处的庸长和生活的琐碎，比如连生三个女儿被婆家不待见。
婚姻十年，当初的爱被磨没了，相看两厌。
终于走到离婚的地步。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她顶着巨大压力，艰难的扛起了养活家庭的重担。
她曾经说过:“女性作家的生活范围较狭，因此取材也多不能广泛，因为作者总是爱拣自己熟知的东西或事情来写，而且写起来也比较容易成功。
”因此，苏青创作所选取的题材大都是来源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底层的家庭妇女，并带有强烈鲜明的私人性和原生性。
苏青——平平淡淡才是真_六年级散文
苏青——平平淡淡才是真同是海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张爱玲的名声却比苏青大许多。
无论是在比较大型的书店，还是在普通的书摊，哪儿少得了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的名字几乎成了海派文学的代名词，她笔下那个繁华的上海都市梦以及形形色色人物畸形的人性、变态的心理，无一不让读者们如痴如醉，至今仍津津乐道。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个纸醉金迷的世界，商品潮流最早冲击了这个城市，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音像制品、书籍服饰等充斥市场，而上海的接纳能力是惊人的，无论好的、坏的，只要与市场一接轨，就变成了寻常之物，见怪不怪了。
难得的是，张爱玲与苏青作为小说家却能保持正常的心态，让小说成为其心灵世界的观照，在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中脱颖而出，成为小说界的精英，领导了一代小说潮流。
张爱玲曾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过“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
”的确，张爱玲和苏青在三、四十年代曾一度引人注目，其作品一版再版，畅销程度可想而知。
四十年代后，张爱玲仍然魅力不减，在文坛上扮演着瑰丽的角色，苏青却于1949年后慢慢淡出文坛，甚至湮没无闻了。
因此，时至今日，张爱玲的名声远远超过了苏青，那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
苏青和张爱玲的写作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用画来作比喻的话，苏青的作品就像一幅清淡的水墨画，而张爱玲的则像一幅色彩华丽的油画。
苏青写作是不大讲究技巧的，平平淡淡，娓娓道来，讲的是她心底流淌的故事，她把最真的心掏给你，让你于平淡的语言中感受她的心情，与她同悲同喜。
《结婚十年》让你感受她那真挚的感情——她的妻性和母性使你突然领悟到某种作为女性的自豪与悲哀。
时代是半新半旧的，女性在这样的时代中充当着一个尴尬的角色——是守着旧传统不放呢还是作为新女性在历史的舞台上与男性一争高低？苏青的选择是被迫的，不幸的婚姻让她迈出了家庭的门槛，走上了职业写作的道路。
然而她又渴望着回归，寻觅着真情，却终究是徒劳。
从《结婚十年》看苏青的女性意识
从《结婚十年》看苏青的女性意识作者：李庆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20期摘 ;要：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用通俗白话的语言，自叙的方式讲述了N城女子苏怀青经历的婚姻生活和人情冷暖，生动地展现了女性作为人的生命欲求，对女性异化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她认为女性的异化不仅是因为封建男权社会的压迫，还有女性自身价值的失落。
同时，苏青也通过女主人公对现状进行了思考，探索着女性觉醒与自救的可能性。
关键词：苏青;《结婚十年》;女性意识;觉醒[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0-0-01中国的女权运动是女性在五四之后受先进男性知识分子鼓舞之后开展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社会的批判上，加上刚开始创作女性题材作品的都是男性作家，并没有对女性心理有更深入的描写。
30年代女性题材创作又落入了怪圈，为了迎合革命需要，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纷纷被塑造成刚正不阿投身革命的女战士。
直到40年代，苏青、张爱玲的出现代表了一种与社会主流、政治导向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创作态度，在她们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什么时事政治的影子，看起来似乎作者的圈子与思想都十分局限，但是这种局限，或者说“个人化”的视角却为读者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两性关系思考社会环境的特殊模式。
张爱玲与苏青将女性还原到世俗的状态，还原到生活中琐碎的柴米油盐中去，以此来展现女性最最原始的属性。
同时，由于张苏二人的人生经历、家庭背景各不相同，使得她们在创作上根基同一的同时，又各自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这里主要谈苏青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从《结婚十年》和苏青笔下的其他主人公形象我们可以发现，苏青笔下的女性的爱情没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不是从某个崇高的信念中生发出来的，而是作为女性最原始的一部分存在着。
就像《十年》中的怀青，对于自己和崇贤的十年婚姻，有恨有无奈，却没有将其否定过。
苏青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极具女性特征的，这种特征的描写不会让读者觉得主人公是妖媚惹人厌的女子，也不会觉得是一心为了革命的女战士，而是一个平实、本真、有着少女一般活泼纯情心态的真正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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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研究 收稿日期:2006-03-16 作者简介:孙丽玲,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女性写作———张爱玲苏青创作论孙丽玲(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云南曲靖 655011) 摘 要:张爱玲和苏青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享有盛名的两位女作家,她们的文学创作,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观照方式,致力于市民阶层生存境遇和市民文化趣味的展露抒写,独具市民文化女性书写的明显特征。
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在创作观点、视野、题材上都饱含了市民的精神风貌和文化趣味,这使她们的创作有别于“五四”女作家的时代眼光和社会观照,为40年代都市女性文学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关键词:张爱玲;苏青;都市女性写作;市民文化精神中图分类号:I20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06)02-0031-06 张爱玲、苏青同是海派作家,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曾名噪一时,被称为当时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两大才女。
在沦陷区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她们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观照方式,关注着时代大潮中女人命运的流转变迁,娓娓叙说着具有浓郁海派气味的小女子的平凡世俗生活,具有市民文化女性书写的明显特征。
她们的文学创作有别于“五四”女作家的时代眼光和社会观照,为40年代都市女性文学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一、张爱玲、苏青的都市女性写作张爱玲、苏青40年代的都市女性写作与“五四”以来典型的女性文学有很大的不同。
把她们的作品与冰心、庐隐、丁玲等人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冰心、丁玲等人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中挣脱出来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崇尚爱情至上,追求婚姻自主,或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之中,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特征和妇女呼声。
而张爱玲、苏青所写的多是女性的日常生活问题,偏重于生活中的琐事和杂事,是那种“说起来却不得闲,天天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的”[1](P50)小女人生活,主人公与大时代没有太大关联。
她们的叙述与前一种叙述有本质的差别,它通过女性个人琐事的记述,构成对“五四”以降的主流权威话语和“五四女性文学”书写中新女性形象某种程度上的颠覆,标志着女性形象构型的另一个新时代———“平民女性”形象的到来。
张爱玲、苏青的作品与那种典型的市民文学也有不尽相同之处。
典型的市民文学一般反映的是市民的传统文化、家族历史等的变迁,描摹市民的特殊心态,复制市民的生活场景,表达市民的审美情趣,目的是为了满足市民的消闲需求,故一般说来文笔都较为轻松、悠闲,如张恨水、周瘦鹃的作品。
而张爱玲、苏青的创作没有走“鸳蝴言情”之路,而是走女性自我叙述之路,执著地反映普通女性在都市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琐事,表达对生存状态的不满和愤慨,她们的作品并不完全是消闲性的。
其作品既属于女性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层面,又属于市民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层面,可以称其为“都市女性写作”,它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都市女性写作的观点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写道:“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
我喜欢上海人。
”[2](P20)张爱玲笔下主人公的主要活动环境是上海这个新旧杂糅、带有传奇性特征的大都市,同时这个城市也是她所依恋不舍的生命之城。
苏青也同样与上海有着难・13・第25卷 第2期2006年3月 曲 靖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 L OF QU J I NG NORM A L UNI VERSITY V ol.25 N o.2Mar.2006以割舍的依存关系,她的作品主要表现的也是上海的都市生活。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海率先向现代都市转化发展,现代都市市民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极醒目的现象。
现代时期的上海,已经形成了中国现代消费文化环境,工商经贸的世界化、现代化带动了现代消费的方式,而其现代书报业、出版业的发达,也给新旧海派文学带来发展契机,使之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异常发展起来,以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道独特景观。
而且,由于政治环境的特殊、市民回避政治的心理需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便是那充盈鼻息的市民精神气质。
上海的普通市民,都是食、色、理、情,各色趣味俱全,在他们身上,现世的享乐主义是市民阶层的信仰,也是生活的目标,其最主要的特征乃是强调“实惠”。
作为都市人的张爱玲和苏青,特别注重表现这种讲求实利的市民意识,物质功利观在两位女作家的意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是在这点上,更鲜明地显示出她们从日常生活出发看问题的立场和现代市民独特的精神和价值观。
“五四”以来的绝大多数新文学作家都崇尚自然,厌恶都市文明。
身受上海风熏染的张爱玲却毫不讳言自己对都市的依恋和热爱,她喜欢自己的小市民身份,自称是一个“世俗的人”,要“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
”[2](P70)她对都市的俗世生活有着特殊的感受:喜爱“市声”,包括有轨电车的叮当行驶声、街上小贩的叫卖声,显示出物质消费的热情和种种异乎寻常而又凡俗平庸的都市趣味。
她敢于宣称在都市中不可缺少的中介物———金钱,甚至坦然地承认自己是“拜金主义者”,并因别人称她是“财迷”而沾沾自喜。
有意味的是,虽然张爱玲并不讳言自己对金钱的喜爱,但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却又是其表现的主要对象。
观前者,足见其人生态度的真实和所受市民文化的影响;察后者,则显示出市民人生观念发展的可怕结果,而这又绝非张爱玲的基本文化素养所能够接受的。
有了前者,使张爱玲与所谓雅文学作家有了区别,而有了后者,又使她与鸳蝴派通俗作家划出了一条界限。
张爱玲和苏青各写过一篇题为《自己的文章》的创作谈,是其市民心态的真实写照。
张爱玲认为:“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好的作品,还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跃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
”[2](P172)在这里,张爱玲用人生飞扬和人生安稳的二元对立来托出了她的人性理念和文学主张。
现实中的张爱玲无可逃避地生活在一个战争频繁、国家沦亡的时代里,而她却通过文学传达了她要无视这一切去追求只属于自己的安稳与永恒的生活的理念。
这不仅是一种文学趣味,而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在张爱玲看来,“凡俗”才是真实的人生形态,是她才智得以生存的土壤。
她将自己对人生的观照凝定在普通人的身上:“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凡人的时代是女性的时代。
男人往往不屑于成为一个“凡人”,他们宁愿一事无成而不做无“意义”、平凡琐碎的事情。
女人恰好相反,女人天生就是凡人,张爱玲说:“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
女人能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魂拴在踏实的根桩上。
”[2](P70)因此她将其审美理想及文学创作深深植根在现实的每一寸土壤里,每一个人真实而又不同凡响的七情六欲之中。
在作家看来,都市生活不仅仅是舞厅、酒吧夜生活的浮光掠影,它是每日每时发生在琐细平凡、有质有感的家庭这个都市细胞内部的日常人生,是世俗的人间,是浮世的悲欢。
张爱玲对上海的传奇叙述就是建立在这种现代都市市民的价值观上,她对城市的天然亲和与对现代城市市民价值的认同,使作家与她笔下的市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是没有距离的。
苏青的人生哲学也是典型的一切从实利出发的市民意识,她对人性的把握与张爱玲很相似。
她自道:“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也乐于平凡。
”[1](P441)与张爱玲一样,苏青也采用凡人书写的策略,以凡人的立场,写凡人的琐事。
在《〈大地〉发刊词》中,她从人性凡俗这基本的层面提倡大众文学,写实文学,认为“在大地之间做一个人,人事或有所不同,人情总该是差不多的。
大总统喜欢好看的女人,挑粪夫也喜欢好看的女人。
”在这里,“人情”大致等同与人性。
正基于此,苏青也认同文学表现“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在她看来,文学特适合女性,因为“文章乃是笔谈,而女子顶爱东家长西家短的,正可在此大谈特谈”[1](P130)。
这种世俗化的创作观念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很好的表现。
她的散文集《饮食男女》,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它的文学观念,她所有的・23・第2期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第25卷文章几乎都是以女性的视角来谈论恋爱、婚姻、家庭、丈夫和儿女,从“饮食男女”这一最稳定、最普遍、最现实的生存基础出发,通过日常生活来展现其女性话语的特点。
她的作品可以看作那些“以生为本”的俗人的“生活史”,是生活本身的事实和常识。
这些作品犹如现身说法的教科书,在红尘生活的细微处展露市民文化的凡俗品格,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旋涡中的市民心态。
苏青的文学观,最富有颠覆性意义的,是她的实用主义女性观的确立和张扬。
她的创作不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不是想象性的而是纪实性的:按照生活事实展开叙述,以既得利益性和实用性作为衡量事物的价值和效用的标准。
她注重于解决女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对其生存状况作总体的形而上的冥思。
在《谈女人》中,苏青主张女人要首先注重满足自身合理的、迫切的生理需要,再去争取其他的权利。
直言:“我敢说一个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一个女人喜欢美术、音乐的程度,也决不会比她喜欢孩子的笑容声音更深。
”[1](P146)一切从女性的得益与否的实际出发,这种方式成为她解构宏大叙事的一种角度和策略方式,构成她一切从实际生活出发的实用主义的女性观。
“它与西方经典的女性主义观念有明显的抵牾之处。
于中国具体情形而言,这种女性观在使女性叙述回到女性自身的经验、声音、欲望上来,回避男性中心文化的控制上,反而能收到其意想不到的效果。
而且,较之于“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苏青对女性处境及其生活行为的想象和描述,有一种知根知底的现实情怀,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之感。
”[3](P245)(二)都市女性写作的视野作为都市女作家,张爱玲、苏青把自己的创作定位在都市女性上,运用独特的视角来敏锐地反映都市女性的生活、心理、矛盾和困惑。
在40年代的上海,张爱玲、苏青都是卖文为生的自由女性,无论言谈还是文字,都极具“做女人的自觉性”。
在新创刊的《小天地》上,她们一个撰文,一个插画,一唱一和谈女人,做得兴头十足,自得其乐。
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时期的女作家像40年代的张爱玲和苏青一样,有如此清晰而自觉的女性意识,有如此强烈的女性表达欲望,而且拥有适合她们表达、也允许她们表达的媒体空间。
[3](P239)张爱玲的作品所展示的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女性世界。
她的创作几乎全部可以归入女性话题范畴:如女人的特质与天性、女人对男人的依赖与反抗、女人自食其力的艰辛、什么是男女的真正平等、女人在婚恋生活中的遭际命运……作家熟悉那个时代都市里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在小说里,她塑造了一系列体现城市精神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