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

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起居无时，号令无节，行为乖张，巧于仕宦。

这是一系列耀眼的业绩：打败法人的入侵，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这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的把柄：好大喜功，糜费挥霍，崇洋媚外，沽名钓誉。

为谋求中国的富强，此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但直到瞑目的一天，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

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作为官方大员，此人第一个大力倡导“中体西用”。但他的这个设想，无论其生前还是其身后，都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嘲弄。

此人是谁？他就是毛泽东所说过的中国人不应忘记的近代人物张之洞。

数晚清风流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之后，非张之洞莫属。时人谓之“是湘乡(曾)合肥(李)一流人物”，“功业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而外独居一席”。

一：张之洞生平简介：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 号香涛, 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张之洞生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处于衰亡的时代，吏治腐败，灾害频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张之洞出生后三年即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接着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在在他十五岁那年爆发了太平天国大起义。接着，贵州有苗民起义，云南有回民起义。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自然根植于传统的封建教育中，以准备科举考试为目的，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其父张瑛科场很不得志，却对诸子的期望越发殷勤，鼓励他们想科举仕途发展，以补偿自己这方面的缺憾，他把“力学问，树功名”作为教学的目标，对于张之洞经世致用、为官清廉，、奖励文教等个人思想特点的行程具有深刻的影响。张之洞师承韩朝、胡林翼（与曾国藩、左宗棠齐名），张之洞从这些业师所受的教育全是传统的经史子学、宋明理学、试问策略之类。胡林翼出身翰林，对张之洞的影响甚深。张之洞在科举道路上也算的上是幸运者，他十二岁中秀才, 十五岁中举人, 二十七岁中探花,赐进士及弟。而一般考生获得秀才平局大约24岁，获得举人约30岁，而仅是大约在35岁，正如清末文学家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评述的“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张之洞文才超群。据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有个洋人写了副对联来嘲笑

清政府腐败无能、不堪一击。上联说："琴瑟琵琶，八大王单戈对战"。其中，八大王暗指入侵的八国联军，"战"的繁体字左半部分是"单"，右半部分是"戈"，单戈对战，实际上是蔑视中国毫无还手之力。张之洞看到上联后非常愤怒，立刻对出下联反击："魑魅魍魉chī mèi wǎng li ǎng ，四小鬼合手擒拿"。用四小鬼讽刺外国侵略者，"拿"字拆开即为"合手"，对仗工整，堪称一绝。

入仕之初,即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张之洞从学政到体仁阁大学士这40 多年的仕宦生涯中, 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教育实践活动, 他的所有教育实践贯穿于近代教育进程中, 并在这一系列教育改革活动中提出了他的教育改革思想。

晚年的他尽管位高权重，名满天下，但谤亦随之：新潮的人物嫌他太陈旧，陈旧的人物又嫌他过于新潮。这种新旧两边都不讨好的标志性人物，恰好写照了一个找不到方向的时代。张之洞，堪称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让我们透过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成就与贡献，矛盾与问题，来认识在新旧文化更替的过度时期，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和近代教育思潮的某些基本特征。

二、张之洞教育思想脉络：

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早期，即他十载学官和出任山西巡抚时期。

这一时期他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主要强调“通经”。作为一名驰骋官场的守旧的封建官僚和清流党人，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教育思想具有保守的性质。其办学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

怎样为“致用”而“通经”？或者怎样“通经”而达到“致用”？张之洞为此提出了他关于儒学的基本思想，他主张儒学各派要相互宽容，破除门户之见，以“致用”为归。张之洞研习古文经学出身，于汉学自有心得，但他对宋学也未予排斥，认为汉宋两学各有所长，应各取其长，毕竟“学术有门径, 学人无党援。汉学, 学也; 宋学, 亦学也。经济辞章以下, 皆学也”。他也反复强调“致用”对于“通经”的重要性, 指出:“一切学术, 要其终也, 归于有用”。

在“经世致用”的旗帜下，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培养“通博之士, 致用之材”。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强调“以根抵之学砥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猷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

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梁启超回忆他的少年时代，“得张南皮之书《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

中期，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

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作为两广总督，第一次全面地大规模地直接接触外部世界，战争的时间使他比较军事科技层面上中西文化优劣高下，进一步取得真切的认识。同时，因为清政府的怯弱和腐败，法国在战场失利的形势下，仍然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战争的结局和战后形式使张之洞体验到朝政的腐败，促使他向洋务派转变。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和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

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比如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既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

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的传统。然而，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强调“通经”, 而是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倡导西学, 力图使西学能与经史等传统文化结合,以补充旧的体制, 真正推崇有用之学, 进而培植国力。张之洞对书院体制与教学内容、方法与管理的改革，已体现了他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思想，他培养人才的目标是“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总期体用兼备，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

戊戌变法以后，张之洞的教育活动进入了晚期。

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厘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它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潮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命名为《劝学篇》，从学术、教育入手提出和论证其纲领，复合张之洞一贯重视教育、注重人才培养的思想方式。

《劝学篇》的政治、思想背景

然而，张之洞写《劝学篇》的意图是什么？他在《弟子记》中曾经这样自白：“自己未（1895）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qian）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中指出：“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以也，绝康梁以谢天下耳。”因为戊戌维新变化运动初期，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在使中国强盛的爱国思想，甚至从中学入手、务求李本上有不少想通之处。当然，这不乏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