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话文运动

浅谈白话文运动

众所周知，白话文运动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一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学革命，是中国有史以来汉语书面语发生的一次最大的颠覆活动，也是这百年之内中国语文演进的关键所在。那么，究竟什么是白话文运动，应该给以它怎样一个清晰明确的阐释呢？中国古典语言学家、汉语文艺语言学家胡奇光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关于“白话文运动”这一词条所撰写的内容陈述如下：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

这一阐述将白话文运动的时间、地点、人物、主张、性质等等内容简明扼要地进行了阐述，并赋予此次运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伟大意义，由此可见此次白话文运动的重要性及其深刻意义。但是白话文并非始于1919年，而是发端于宋元话本，后兴于明清通俗小说。清朝继承了明朝“复古”的传统，但是此时白话文仍不受重视，不过白话文并不因此而停顿，反而在民间有更大的发展，以漂亮的北京口语写的伟大作品《红楼梦》，也是在这时候问世的。到了清末，维新运动时期，虽然在改良主义者中出现了“文言一致、提倡白话”的呼声，但是他们多数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然维系文言文。

然而，与此前提倡白话文所遭遇的尴尬境况不同的是，1919年所开展的白话文运动却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第一次给予白话文以理论的支撑。关于白话文写作的理论探索，还得从胡适说起。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曾经以读者的身份写信给《新青年》，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随后整理成一篇文章，即《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八曰须言之有物。”在这“八事”当中，隐藏着写作须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意思。随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主张“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以“不容反对”、“绝对之是”等专断的语言，更加明确地指出白话文写作在文学革命中的地位。此后刘半农，钱玄

同等纷纷发表文章支持白话文写作。他们的观点，成为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对白话文写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白话文运动的理论探索是以《新青年》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完成的，白话文运动的实践，也是由他们发起。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开始采用白话文，并且采用新式的标点符号排版，在稿件的采用上，选择了一些新诗，专门开辟了白话新诗的园地，胡适的代表作《尝试集》就是第一部白话文集。在白话小说创作方面，鲁迅是“真的猛士”。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第一篇用白话文写作的小说，其“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新文学的开端，对白话文运动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除了《新青年》杂志，《新潮》、《每周评论》等受《新青年》影响的刊物也纷纷发表白话文写作的新诗，小说和散文等，白话文运动以燎原之势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白话文运动呈现如此声势浩大的事态发展，其在当时的深刻性及影响力自是不言而喻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理性就是语言。”语言文字，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尊严的象征。也正是这个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对语言问题十分敏感。白话文创作是他们获得文化话语权的途径之一。在当时的环境而言，白话文还承载着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思想、新观念走向民间的历史使命，白话文以其通俗易懂的特点，迅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开来。同时，在文学革命中，白话文为创作者摆脱了传统文法的束缚，创作了许多富有灵性的作品，给中国文学创造了一个新生命。更重要的还在于，新文化运动中“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依托白话文的流行，使得国民教育深入民间，在最大范围内塑造着新国民。因此，白话文创作对革命思想的传播，文学创作的发展，以及国民教育的推广有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