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绝望及其他——鲁迅的生命哲学探幽(校对稿)

第28卷 第2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

Vol. 28 No.2 2015年3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LIBERAL ARTS EDITION ） Ma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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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 - 11 -15

作者简介：：赵江滨，男，1960年生，江苏淮安人。文学博士，宁波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城市文化。

反抗绝望及其他

——鲁迅的生命哲学探幽

赵江滨

（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本文对笼罩在鲁迅生命之上的两个互相关联的精神特征——反抗绝望、希望和绝望的交织——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细致剖析。认为，根植于鲁迅思想中的深刻矛盾是造成其生命峻急风格的主要原因，由此导致了鲁迅特有的焦灼感和使命感于一体的生命哲学。 关键词：鲁迅；反抗绝望；生命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5）02 - 0000 - 00

一、“反抗绝望”的生命意涵

“反抗绝望”，这是鲁迅生命风格中最引人

注目的特征，它广泛渗透在鲁迅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几乎成为鲁迅生命的恒常基调。这一风格以极为严峻的形式统摄了鲁迅的生命主体，显示了一种焦灼而狂放的生命状态。或可说，鲁迅以其生命呈现的这一人生命题不但涉及他与社会现实的外部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其本人思想深刻的内部矛盾；它不但概括了鲁迅生命的运动形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生命实践的自觉追求。反抗绝望所散发的浓烈的生命气息实际上揭示了鲁迅人生思想的特殊情形：所谓绝望，是意志导向外部现实而激起的内在情状；所谓抗战，是由内在需要决定的外部表现方式。但又不止于此，二者的结合还具有下列双重意义：绝望既是对应现实生活的主观态度，也显现为生命自身的一种非常状态；抗战既是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方式，同时表现为对生命非常状态的抑制企图。概而言之，“反抗绝望”显示了鲁迅的生命陷于分裂而又希冀统一的倔强乃至偏执的狂放状态。

进一步思考，鲁迅生命的这种特征——绝望和抗战——都来自于同一生命的内在意愿，但如此不可调和，这种情形本身就是令人绝望的。因此，这种内心撕扯的生命状态，实际上只能预示这样的结果：向绝望抗战其实是一种无望的努力。这种结果当然是令人沮丧的，但却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无望的生命抗争恰恰透露了一种具有深刻诱惑的启示：纵然我们不能从与无望的抗战中获得什么，但让生命屈从自主意志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生命主体价值的一种肯定！这体现在鲁迅的启蒙主义理想与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冲突中，无论如何都具有积极的人生意义。

人们不禁要问，鲁迅的生命风格为什么会呈现为上述峻急焦灼的状态呢？我以为，这一方面与他坎坷的人生求索生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若干思想影响进一步强化和突出了他的这一生命症候。

稍加梳理即可醒目看到，在影响鲁迅的思想关系谱上，这样几个人的名字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是德国哲学家尼采、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志拔绥夫。鲁迅生命的窘迫状态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这几个人的生命风格。他们都曾活跃于十九世纪后叶，就其思想影响而言，却预示了二十世纪世界思想和文学思潮发展的趋势。

当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对一切价值重估”时，他把人的生命意义从对上帝的皈依里撤

2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

除了，把自由许诺给了人自己，与此同时，也把难题悬诸于人自身：生命的意义何在呢？自由造成了困惑。而在上帝那里，这种意义是由超验的万能的上帝赋予的、毋庸置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尼采的哲学与其说解决了什么，不如说提出了什么。只要沿着尼采的思路往前走，对人生意义的关注就是下一个起点。毫无疑问，尼采的哲学对鲁迅的人生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中是以揭示“人的灵魂的深”而著称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阿塞贝尔·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许多主人公对生命意义发出的疑问，是“现代化”的。萨特对此深表赞同，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应该成为存在主义思想的“起点”。[1]鲁迅也由衷地赞叹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善于“在人中间发现人”，敢于揭示人的灵魂，“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2]

鲁迅与阿尔志拔绥夫思想的关系有些特别。阿氏在俄国文学史上地位不高，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甚至将其视为反动作家，但鲁迅对其并不小看，他对阿氏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热心与赞赏表明，他与阿氏的思想有其惊人相通的地方。②绥惠略夫是个革命者，后来受到沙皇政府的通缉，下层群众也对他的革命行为存在误解，甚至成为沙皇政府追捕他的帮凶。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绥惠略夫公然向整个社会采取了报复行为。小说流露的这种因绝望而产生的极端暴力倾向自然为鲁迅所反对，他声称：“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中国这样破环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3]（376）可是，这种理性上的慎重并不能说明鲁迅在生命情感上对阿氏的思想是持否定态度的，否则就不能说明鲁迅为什么会对阿氏如此青睐。换言之，这种生命情调上的共鸣并不代表鲁迅希望把这种个人情感外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反应。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和思想家，鲁迅经常把自己的生命态度和一旦客观化的社会效果区别对待，这就使他的真实的生命独白和客观化的言论行为呈现一种不平行的双声道音响效果。对此鲁迅亦有深刻的自觉，他曾经对许广平解释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是究竟是否正确，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实验，不能邀请别人”。[4]据此可知，在生命情调上鲁迅与阿尔志拔绥夫存在同趋关系，这是鲁迅对之偏爱的内在原因。

但最终给鲁迅的生命烙上焦灼印记的决定性因素，恐怕还是来自他人生的坎坷波折。如果把五四前后鲁迅的思想面貌和辛亥革命前相比较，区别是非常显著的。辛亥革命前鲁迅的思想面貌洋溢着一股改革社会的澎湃激情，此后却一路走低，消沉矜持。显而易见，当鲁迅认为诗人振臂一呼就可以令应者云集，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精神的目的时，是非常看重浪漫主义理想和热情的蛊惑力的。而当他认识到愚昧麻木，被封建思想和传统道德严重禁锢着的国民对他犹如对待“生人”，根本不可能在同一方向上与他的情感呼唤发生共鸣时，便深深失望了，“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然而，他“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再没有青年时代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5]（439）事实也是如此，辛亥革命前鲁迅对改革中国社会发表了大量议论，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但奇怪的是，鲁迅唯独对自我存而不论，这一忽略似乎透露了鲁迅当时的生命价值取向，即只要倡扬一种社会理想就自然会使生命主体获得一种全新意义。生命的主体价值在这里被单纯地投入到改革社会的伟大理想上了，就理想和现实的非同一性而言，鲁迅后来思想的“现实主义”变迁，其实就是对这一幼稚做法的一个合理背叛与补充。这表明，在不明瞭自己历史面目的情况下投身一种哪怕伟大的社会改革事业，也多少是盲目的。自然，反过来说，一旦鲁迅意识到这一点，把自己的生命放置到一种更为现实的联系中的行为就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基于正确的自我估价而选择合适的生命方式。向绝望抗战这一显得峻急的人生命题正是上述转折的思想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