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变革,不同的近代化之路

摘要：众所周知，日本由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拉开了近代化历程的帷幕。

在明治政府实施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的推动下，日本迅速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中国同样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30年，也就是1898年，开展了戊戌维新运动。

可以说中国的戊戌维新是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下发生的。

中国的维新派以明治维新为榜样，在政治舞台上完美亮相但又迅速离场如同“昙花一现”。

那么，以日本为师努力学习的中国，为什么同样的革新换来的是不同的结局。

本文试图探究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历史的发展为什么是那样的有戏剧性。

关键词：近代化；明治维新；戊戌维新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137-0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十分尖锐：“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野蛮民族”，说的是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和民族，而包括日中两国在内的这类国家和民族，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灭亡，要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中日两国变法背景与原因（一）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维新变法之前国内状况的比较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

1868年以前，日本幕府的权利越来越弱，相反西南诸藩的改革却特别活跃，并伴随着近代工业的萌芽出现在日本全国各地。

另外一方面，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各国为了寻求更为广阔的商品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也同样有助于打开东方亚洲大门。

这期间，中国和日本同样面对外敌的强压。

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更加加强了锁国政策。

同时，1868年前的中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已经开始。

由于清政府一直对外闭关自守，对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维持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不断加重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剥削，使饥寒交迫的农民无力迅速提高生产力。

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极大地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更无法维持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统治。

对于清政府来说，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

（二）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维新变法改革内容的比较明治维新中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始的。

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等措施，打破了封建割据，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由于在政治上新政府顺应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取消封建割据的形势，所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另外，为了安抚旧藩主的利益，采取了“赎买”的方式，减少了他们对“废藩置县”的抗拒作用。

在此基础上，日本废除了以前的贵族的封建特权，允许各阶层之间通婚，实现了“四民平等”。

明治政府还改革了封建俸禄制，解决为数众多的封建武士的问题，这无疑是新政府改革各种封建制度中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政府修改了俸禄制度，削减俸禄，由幕府末年的总额1 300万石减为900万石。

1872年后进一步减为492万石。

减少了五分之三并规定这些俸禄以（库存米）支付。

这样不仅减少了新政府的经济负担，而且由于不再从封建领地的收入中支付，使俸禄与封建领地收入脱钩，俸禄的封建性质开始有所改变。

经济上的独立使得政治上不再受阻于封建势力的限制。

我们说，明治政府实施政治改革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新政权，推动社会的近代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经济，强大自己的国家。

其中最值得提的便是“殖产兴业”政策。

再看相同历史时间段里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早已腐朽不堪，吏治黑暗，贿赂公行，封建体制早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

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从清嘉庆朝开始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民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主，不断揭竿而起。

在风起云涌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的打击下，封建统治发生了根本动摇。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30年，也就是1898年，在中国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

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

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变法来势凶猛，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刚开始变法便取得不错的效应，似乎事情可以顺利发展下去。

但历时103天，变法却以失败告终，变法的革命人士更是死的死，逃亡的逃亡。

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二、戊戌维新和明治维新成败原因的比较两国的维新变法从表面上特别相似，因为历史背景相近，时间也相隔不远。

目标也十分相似，措施也大体相同。

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主要通过政府发布命令推行改革。

可以说，戊戌维新本身就是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蓝图进行的，然而，同样进行变法，两者取得的成效或者结局和命运却是那么的不同。

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实现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不仅维护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并且使得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

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如昙花一现，迅速失败，维新人士不但没有像日本那样成为建设国家的领导人物，反而遭到疯狂镇压，改革之路何其艰难。

（一）经济制约因素从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来看，在日本封建领主制度下，商品经济比较容易发展。

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也比中国要快。

客观上说，日本国土小，资本主义萌芽的密度大，并形成了几个经济中心。

城乡资产阶级尤其是商人渴望变革腐旧的政治现状，为了发展经济，取得更进一步的经济利益。

相比之下，中国则是封建地主经济形态，在封建地主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自然经济瓦解很缓慢。

对资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抵抗也很顽强。

比如洋务运动中官办企业军事企业就是例子。

由于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天又营养不良，动不动还会被扼杀。

所以就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来说，为了保身，他们很少直接参加和支持戊戌变法。

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扼杀，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迟缓了100多年。

虽然在个别地区和部门，资本主义萌芽水平不比日本低，甚至高于日本。

但总的说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要比日本的发展要低。

自古以来中国人潜意识里面的重义轻利和信仰孔孟之道，重农抑商充分地随着儒家温文尔雅的态度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

总之，客观经济条件上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新生儿的诞生，更没有足够的乳汁哺育资产阶级健康成长。

（二）政治制约因素戊戌变法刚刚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就流亡日本，曾就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异同来总结中国变法失败的原因。

他们认为中国的变法相比之下有三个不利的条件，一是日本的维新志士一旦打出拥护天皇，“尊王讨幕”大旗，“以君臣大义名分”作号召，就立刻能得到四方相应。

而认为清政府统治者西太后由于天下人怀疑其名，中国维新派尽管也打起了拥护皇帝的旗号，却没有多大的号召力，相比起日本维新派的力量，中国维新派势单力薄。

二是日本幕府和天皇实际上处于两个政治活动中心，所以变法比较自由，直达最高决策层。

但是光绪皇帝与西太后同处一宫，后院起火，皇上稍微有所举动，西后无所不知。

加之光绪是慈禧的人质，想通过统治者颁布命令达到变法特别难。

三是“皇上手下无尺寸之兵权”，明治维新时，天皇可以依靠萨摩、长州等强藩的武力作为基地，而中国维新派曾想把湖南等省作为中国的维新基地可是，“若敝邦则不然，各省督抚数年一任，位如传舍，顺政府之意，则安富尊荣，稍微拂逆，授意参劾，即日罢官矣。

”列宁曾经说过：“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

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

决不能你想抓住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

”按康梁的分析，戊戌维新失败的决定性原因是光绪皇帝，政变以后，仍死死抱住皇帝不放，当新的革命高潮来临之际，依旧反对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始终没有真正取得政权，名义上是光绪皇帝亲政，在百日维新期间，也发布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新政诏令。

但，旧政权实际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反对维新的保守派势力如旧，是不是维新派不愿意掌权，不是，他们想象着和平取得政权，想象着通过设立一些制度局的机构，但这种企图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抵制。

（三）文化传统制约因素在文化方面，日本是神、儒、佛三教融合发达，而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能很好地与自己民族的文化相融合。

西学的传播、发达远比中国强。

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也比中国高。

虽然两国都是世俗教育，又以儒学为主，但日本全国教育文化水准都较高，为后来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思想方面，日本通过启蒙运动和实行文明开化方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有自己的地位。

因此，在明治维新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时，阻力较小，成效显著。

另外，日本固有提倡的武士精神，从实不从虚浮。

这种精神有助于推动变法。

相反，中国是文明古国，知识分子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始终抛不掉文化的优越感的包袱。

不少人仍崇尚祖宗之法，喜欢脱离实际的空谈。

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封建制度束缚着知识分子的头脑，这对新改革十分不利。

当时的中国虽涌现出一些启蒙思想家，有一些在维新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但清政府和以前的历代王朝一样，对于学者的创新立意和更切实际的研究却给予压制。

虽然维新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但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在关心重大现实问题时，往往措辞比较谨慎，有的明明意识到清王朝的衰弱，但在表达自己思想，却竭尽阿谀奉承之辞。

由于大多数学者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受政治约束的世界里，自然思想和行动方面就无意识地受到了限制。

1895年在北京应试的举人曾上书皇帝，请求变法，其所造成的震惊倒不是因为上书的内容，而是因为这种做法破坏了读书人不插手政治事务的禁规。

明治天皇在五条誓文中声称，日本将“为帝国统治根基的强盛，拓新知于海外”。

为什么一个去海外寻求解决办法，另一个则首先转向自己的传统来谋求问题的答案？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做是与各自不同的教育目的和背景联系起来的。

德川时期的日本，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借来的，儒教也还有它一定的活力，而在本土的民族礼仪中，神道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相反同时期的中国由于根深蒂固的思想，普遍认为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是当官，宦途的大门对于这些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是关闭的，其他能发挥专长的出路又几乎没有。

这种情况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日本政府当时迅速地把官员的选拔与现代教育学历紧紧地联系起来。

然而在清廷只是不时地要求百姓知晓儒家原则和臣民义务的前提下，在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领导的情况下，要把儒家的忠君转变为现代爱国主义，事实证明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