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敢言”特色及启示

第１６卷　第５期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１６　Ｎｏ．５２０１６年９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ｐ．２０１６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１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２６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２７０８（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６６－０７《大公报》“敢言”特色及启示施欣（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８１）关键词：大公报；敢言；传统特色；当代启示摘　要：《大公报》自创办之日起，就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开启民智、寻求民主为己任，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评论时事、评骘人物、评判事件，尤其以“敢言”著称于世、享誉报界。

并且，从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区别于他报的显著特色。

毫无疑问，它的“敢言”传统与言论风格，既是一种媒介担当、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勇于承担“舆论监察”的天职与敢于扮演“社会镜鉴”的角色，不仅在过去产生了重大作用与深远影响，亦对当前报刊的业务改进和体制改革具有参考价值和纲鑑意义。

中图分类号：Ｇ２１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大公报》是旧中国创刊时间最早、发行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言论作用最大的文人自主创办与独立主持的中文报纸，也是自清季民初以来颇具舆论领导力和极具社会公信力及民众认可度极强的民营报刊之一，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其在社会影响力、舆论穿透力、思想引导力等诸多方面始终是一路领先、巨大深远的，也是有目共睹、媒界公认的。

可以说，该报是我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最具影响力、最负盛名的一家民间报纸，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百年风云的缩影和中华民族一步步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见证者。

该报自出版之初就开始朝着“以敢言、严肃、热心公益等著称于世的资产阶级大报”方向发展，因其显著区别于“许多报纸敢怒不敢言，唯恐因言贾祸，……发几篇四平八稳的社论，有的则只点缀一两篇不痛不痒的短评”而名重一时、声振海外。

因此，在清季至民国的政治、文化、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可以说，该报在新闻报刊史、文化出版史和言论史、舆论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大公报》自肇始之日起至今（自其创始人英敛之创刊起直至其主体退出中国大陆，即１９０２－１９４９），就始终标榜“不党不盲不私不卖”的办报原则和编辑理念，以“国民的喉舌”、“爱国合群”为宗旨，以“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为方针，以“引导国民、监督政府”为“职务”，以“博爱、自由、民主”为圭臬，强调“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精神，要求大公无私、利人让己。

进一步说，它自始至终遵循着“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

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办报理念和风格定位。

而其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报道品质，坚持报道事实的本来面目与确凿真相，坚持反映事物的实际情况和以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为评价标准，一直以来都是此报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

特别地，《大公报》以“敢于言论”为立身之本、扬名之阶，以“大公无私”揭破阴谋、揭穿黑幕、揭示真相和批评达官贵人、批判腐败官吏而著称于世、响誉中外，即：敢于打破限制、突破拘束去争取新闻自由和践行言论自立的原则：它敢刊登别的报纸不敢刊登的消息、敢登载别家不敢登载的新闻、敢发表其他报刊不敢发表的言论。

百年以来，《大公报》坚持“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办报方向与目标，致力于“统一人心乃救亡图存之根本命脉”的直言传统与耿直特色，始终秉持批判的意识、包容的胸怀与开阔的眼界，不管哪个时期哪个政府采取了怎样严酷的高压手段进行镇压，亦绝不改其“敢言”特质和办报初衷，真确体现“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气概和文人论政的本色，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总括起来，《大公报》“敢言”传统及特色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敢于揭露抨击贪腐不管是批评清朝大员（甚至最高实际统治者慈禧），还是批评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抑或批评民国各级贪官污吏，《大公报》从不避讳迟疑、更不手下留情。

敢于操觚发论、敢于品评批判，是其鲜明的旗帜、突出的报品、特殊的禀赋，一般的报纸媒体是无法比拟的，各色贪官污吏也往往难以撄其舆论的锋芒。

恰如它所标识的那样：“一息尚存，此志不可少懈。

我们总要对得住国民，至于究竟成败如何，我们绝不管他。

”纵观《大公报》的出版“一生”，它敢于善于揭破达官贵人的为富不仁、徇私舞弊，并将他们罪恶可耻的行径曝光给民众，让民众去批判，让舆论去指摘，让历史及公义去书写、去评判。

《大公报》的“敢言”，不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做个样子、不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打“死老虎”，而是敢于真正触动权贵的利益，敢到老虎口边撩胡须，敢于太岁头上动土———对既得利益阶层的贪婪愚昧、暴殄天物进行无情的鞭挞，看不得歪风邪气猖獗、妖魔鬼怪“过路”，嫉恶如仇，目不容沙。

正如该报“总司笔政”的胡政之总结的那样：“自清末民初，本报即有敢言之名，慈禧听政，本报曾有归政之主张；洪宪称帝，本报都曾予以指摘；抗战军兴，本报与国家同生死，所以我们拥护国策，支持抗战，对政府帮忙；到胜利之后，形势已变，我们当然也跟着恢复我们民间报纸的身份。

但其间绝不含政治的意味，对政府既没有亦步亦趋的必要，更没有与其未必不一致的企图。

一言以蔽之，便是‘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而且对任何党派，也都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百余年的办报活动与报刊实践中（含目前仍在继续出版的香港版），《大公报》这样的报刊业“百年老店”和言论界“老字号”，不仅是这般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仅仅是一句标榜、也是付诸行动的，可谓是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它揭露权贵，指摘权贵，讥评地方，不为威胁所惧、不为利诱所动，尤其是每每遇到关系国家大政方针和民族人民重大前途走向的关口，《大公报》都要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说公道话、客观话、科学话、正确话，给国民以思想上的指导、给政府及“当权诸公”以施政上的参考。

所以说，从历史事实中便可以印证《大公报》信奉“唯闻以直笔见诛，未闻以曲辞获罪”的传统文人的情怀与写作思想，并且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以践行、贯彻始终的。

因为，它并不依靠政府“吃饭”，所以不怕政府砸“饭碗”；也不依赖政党补贴维持，所以不卷入党派之争，成为政党的宣传工具；也不仰人鼻息维持，所以不沦为某个人的传声筒或复印件，变质为独裁者或野心家的御用工具。

此外，尽管该报的“敢言”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租界地“治外法权”的特殊权力、庇护于天主教在华的强大宗教势力，但并不代表它对殖民地当局唯命是从、也不意味着它对宗教集团的马首是瞻，纵观它的全部办报时期，它虽然某些时候亦有无奈、退让与妥协，但也时常反抗租界殖民当局的暴力干涉与宗教外力的悍然干预，有时是非常激烈与毫无避让的。

也就是说，它所始终坚守的是：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只有坚持自主的办报，才有它的“敢言”与“敢写”。

考量近现代报刊史可以知道，一份报纸的责任和担当，是其得以生存与传承的核心价值所在，亦体现在它的言论论政、道德规范和舆论监督、导引民众上。

有鉴于此，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自由要靠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

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全体起来争，在这争取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

”反之，不“敢言”的报纸、唯唯诺诺的言论、随大流的评价，便丧失其言论机关的本色与文人论证的作用。

如戴天仇（季陶）所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报馆不被封，不是好报纸”，虽有极端偏激之嫌，但是放在《大公报》那个纷争时代和混乱岁月，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纵观中国近代史，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对批评的棒杀、对报界的控制、对报人羁縻，甚至连打压与迫害的做法如出一辙，文人论政、以言报国的空间总是非常狭隘、形势总是如此严峻。

特别是专制独裁者与封建军阀动不动就封馆打人、逮捕杀害，总的来讲“笔杆子”遇到“枪杆子”７６　第５期 施欣：《大公报》“敢言”特色及启示注定还是要吃亏的、还是无力抵抗的。

民国时期林白水、邵飘萍等一批名记者名作家惨遭杀戮，倒下了霸道无良的独裁者屠刀下，但人格和报格却不曾被暴力的淫威扼杀，毅然在新闻史是矗立起一座座新闻理想和职业道德的丰碑。

尽管《大公报》因身处租界、依托外国势力而取得“敢言”的较大舆论空间，但并不意味着该报完全可以无视清廷的各种政治迫害与压制，因为《大公报》虽然可以充分利用天津租界“治外法权”的优势，“但即使公共租界也并非发表革命性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世外桃源”，也就是说《大公报》的“敢言”还是建立在一定的胆识与聪慧的略之上的。

其实，清末民初的专制主义与独裁者往往视报馆报人为仇雠，对于报人报馆被摧残和迫害的种种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显示出彼时的新闻舆论监督与各种封建保守与专制势力的尖锐冲突。

对此，身处现代文明社会的我们。

除了愤慨和谴责之外，还怀有一种深切的同情与本能的理解。

换言之，在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为那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懈地争取和追求的言论自由而深怀敬佩与悲怆之情。

正是因为这批为民请命、心系黔首、铁肩道义、辣手文章的舆论先驱和这些追求“言论自由”的勇士的义无反顾和毅然决然，书写了现代新闻事业上最光辉的篇章。

与此同时，历史告诉我们：维持或延续“敢言”的传统，为真理献身的新闻人，往往要付出沉重的甚至鲜血和性命的代价。

二、敢于为穷苦人说话《大公报》及其背后的主笔、编辑等报馆同人，一向同情弱者、怜惜穷人，却对颟顸无能、昏庸贪婪的官吏有一种天然鄙薄之感、厌弃之情，甚至它的创始人英敛之始终认定，“国家危亡和民族苦难都是腐朽冗杂的官僚体制造成的”。

同时，该报也饱含一种悲天悯人、救世淑人的情怀。

诚然，这与主持笔政者的个人经历与该报的宗教背景不无关系。

譬如说，创始人英敛之便是出身贫寒、身无长物的人，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深刻体会到贫富差异带来的社会不公”，对既得利益阶层的因循敷衍、醉生梦死了澈与心，对底层百姓的欺压受辱、水深火热眼明心察。

正如孟子所说：“恻隐（怜悯）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抑强扶弱传统文化的现实写照和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关怀。

众所周知，回报社会、感恩民众、报效国家、服务国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伦理道德与职业情操，也是作为媒体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与职业情愫。

否则，怎么做好新闻工作、又怎能写出针砭时弊、扬正祛邪的锦绣文章！《大公报》不趋炎附势、不攀龙附凤，特立独行，高贵脱俗。

在权贵精英与劳苦大众之间，它往往选择站在弱势群体立场，自觉地为普通百姓代言和受冤屈的人们申辩；在富贵豪强与基层民众之间，敢为穷苦人说话、敢为底层民众张目，自发地为其表达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