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制下中西代表与议员的差异性比较

收稿日期:2007-10-16

作者简介:饶玉颖(1981-),女,安徽界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

孙昌兴(1952-),男,安徽和县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科学系法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学、政治学研究。

代议制下中西代表与议员的差异性比较饶玉颖,孙昌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合肥　230027)

摘　要:代议制的核心价值在当今世界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但各国代议制又有各自独特之处。本文从人大代表与议会议员这一代议制度的组成细胞入手,通过分析代议制下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议会议员的差异,管中窥豹,力透中西代议制度的差异。并从中国国情出发,适当借鉴西方议会制为我所用的东西,为坚持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服务。以期使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不失代议民主精神实质。关键词:代议制;人民代表大会制;议会制;人大代表;议会议员;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F41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92X(2008)01-0065-03

一、密尔的代议制理论概述密尔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他的《代议制政府》发表于1861年,是西方学者公认的有关议会民主制的一部经典著作,对英国以及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有着较大的影响,同时对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制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意义。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曾给代议制政体下了一个经典定义:“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或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他们必须完全握有这个最后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动的主人。”而且密尔认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代议制政府;我国也有人经过研究得出代议制最适合于现代社会。“政治制度是人的劳作,它们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要认识并处理各类政治事件,需要相当的智慧。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与政治结构也不例外,它们的分化与专门化,使得某些政治决策成为相当复杂和专业化的问题。毫无疑问,代议民主制的制度设计是将国家中的政治智慧集中化了。古希腊与罗马城邦实行的直接民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一去不复返了,因为人类的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后,直接民主的可操作性越来越低,间接民主应运而生,代议制度这一颇具代表性的间接民主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与运用。密尔在其代议制理论中强调议会(代议机构)的最后控制权与具体的执行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对政府事务的控制和实际去做这些事务,其间是有根本区别。同一个人或同一团体可能控制一切事情,但不可能做一切事情,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它企图亲自去做的事情愈少,它对一切事情的控制就愈完全。军队指挥官如果亲自在行动中参加战斗或率领队伍去袭击,就不能有效地指挥军队的行动。就人组成的团体来说情形也是一样。有些事情只能由团体去做;另外一些事情则团体做不好。”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代议团体是咨询机构,其职能是对行政官员提出建议,对他们进行监督、限制,或在其错误时予以免职。代议制成功地化解了人民主权实现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

拓展了个人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是人类追求自由的结果。一方面吸收直接民主的合理内核,即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与政治权力使用的合理性只能来自民主的方式,并为共同体大多数人员所认同;另一方面为政治权力划定一个空间,使政治权力不至于无限膨胀和蔓延。这种民主方式,如前所述,因其本身所奉行的理念与可操作性,为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二、中西代议制度中人大代表与议会议员之间的差异1.中西代议制度差异产生的原因代议制政府自13世纪首先出现在英国以来,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说,英国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摇篮。英国的议会君主制作为世界最早的宪政模式对世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代议民主制模式与世界各国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相结合,构成了当今世界议会民主政治的万花筒。”因而现代代议制政府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正如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指出的:“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同,他们的发展水平不同,民主的形式和途径也是不相同的。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不仅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在内容和实质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代议制为适应各国的政治发展需要而经本土化,因而现代代议制政府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它们都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和发展模式。正是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孕育了不同的中西代议制度。而只有在本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前提下孕育出的适合本国发展的制度才能最终被本国的人民所接受并自觉维护。正如密尔所说,

“当一项制度,或一套制度,具有民族的舆论,爱好和习惯为它铺平的道路时,人民就不仅更易于接受,而且更容易学会,

并从一开始就更倾向于去做需要他们做的事情,以维护这种制度,和把它付诸实施,俾能产生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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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下中西代表与议员的差异性比较2.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议会议员的主要差异中西代议制度的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二者的权力结构、组织结构、政党与代议机构的关系、职权、代表和议员等都存在差异。代表和议员是人民与国家联系的桥梁,是社会主义人民代表机关和资本主义议会最核心、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作为代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人大代表和西方的议会议员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1)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议会议员在选举资格上存在差异。我国人大代表在选举资格方面较之西方议员更具公平性,我国宪法规定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凡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西方议员资格则有种种显性或隐性门槛。在中西两种不同的代议制度下,代表和议员的阶级基础存在根本的区别。在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下,大多数议员是有产者,或者是有产者的代理人。在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度下,人民代表机关的组成人员大都是广大劳动群众的代表性人物,人大代表资格具有广泛性、平等性和普遍性的特点。我国宪法规定凡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除了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只要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家庭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就使得公民有机会平等地参与到政治中来,此是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前提,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原则和现实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在西方国家议会议员资格则设有种种门槛,包括年龄、国籍、居住地和资金等方面的限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民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平等参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在财产状况、文化程度、居住期限、保证金制度等方面设有种种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这些方面的限制越来越少了,但普通劳动群众仍很难获得当选议员的机会。究其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在通过选举控制议会问题上已经把重点从原则、形式转移到程序上来了,资产阶级通过选举程序的控制,从而仍然控制着议会议员的选举,使资产阶级的代表能够进入议会为其政治经济利益服务。”在现实的竞选过程中,经济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议员能否当选,因而西方议会议员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很难真正体现代议制度的民主本意。(2)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议会议员任职资格终止方式不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或选举单位监督并可被罢免。宪法、选举法、代表法对代表接受监督问题都有明确规定。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宪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选举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代表法第五条规定:“代表受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监督。”而在西方国家,议会议员一经选出,在其任职内是不会被罢免的。这就使得议员在参选时对选民的种种承诺因缺乏监督而流于形式,也为议员背弃竞选诺言大开方便之门。此特征在内阁制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内阁制国家,议员不是某个选区、某些选民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体选民和整个国家的代表,因而不必事事听命于选民或某一利益集团,而是凭自己的良心、判断力参政议政,决定政治趋向。德国基本法规定,联邦议员“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不受选民的委托和指示约束,只凭自己的良心行事。”意大利宪法规定:“议会的每个议员均代表国家,并在履行其职务时不受强制命令之约束。”法国宪法则规定:“任何强制委托均无效。”这就意味着议员在参选时对选民做出的各种承诺没有在接下来的议员从政过程中得到有效的监督。中西代议制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分歧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能不能对代表实行监督罢免,是议会真民主和假民主、完全民主和不完全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西方理念看来,议员选出之后是代表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若让选民罢免议员,势必使议员唯命是从,局限于地区利益或某集团利益。”(3)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议会议员在权利义务方面存在差

异。权利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议员是专职的,他们不仅有很高的报酬,而且按规定享有很多的特殊待遇。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兼职的,他们只有在执行代表职务时,才有权依照法律享受国家给予的补贴和物质上的便利。相比之下,

对我国而言,此制度设计节省了大量开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从义务来看,西方国家议员大体有3条:①忠于宪法;②遵守议院的会议纪律和规则;③财产公开,禁止受贿。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主要义务有4条:①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

协助贯彻执行宪法和法律;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③保守国家机密;④接受选民或选举单位的监督。由此可见,西方国家议员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最主要的义务差异在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或选举单位监督罢免,西方国家议员独立行使职权而不受选民罢免。这在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议会议员任职资格终止方式不同一节中已有分析比较,在此不再赘述。(4)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在竞选机制方面竞争激烈。

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比例分配名额,由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产生,其选举费用由国库开支,这就避免了西方国家议员为拉选票而投入的大量的资金,避免了无谓的资金内耗和浪费。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主要弊端是缺乏竞争机制。一定条件下,竞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规律。相互之间无竞争就会缺乏活力。目前我国的人大代表竞选制度明显缺乏活力。在西方国家,上议院议员的产生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如美国、日本;二是由间接选举产生,如法国;三是由任命产生,如德国;四是由世袭产生,如英国。下议院议员一般都按普遍、平等、直接原则,在议会选区竞选产生,大致包括候选人提名、组织竞选班子、开展竞选动员、选民登记和投票、选票统计和公布选举结果等五个阶段。西方国家议员选举中“金钱政治”现象普遍存在。其竞选费用浩大,易为财团操纵。(5)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议会议员在人员构成方面存在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