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传统农学

儒学与中国传统农学

儒学对于农学发展的阻碍，源于儒家思想对于士人务农的鄙视。这里的务农不仅包 括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同时也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学习、研究和著述。最典型的就是 孔子鄙樊须的故事。"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 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视务农为小人之事，并非孔子所独有， 孟子也有同样的看法。

儒家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鄙视，又源于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孔子在斥樊迟为小人 之后，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 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矣，焉用稼。 "认为只要统治者讲究礼、

义、信，统治好老百姓，就不用自己直接去从事农业生产。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 最典型的表述见于孟子对于许行的批评。许行号称是神农学说的门徒，主张自食其 力，"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治。"而孟子则认为社会有分工，百工之间可以互 通有无，相互为用，同时又主张社会分工不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有高低贵贱之 分。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 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

农业者，食人之事；务农者，劳力之人。因此，务农之人自然也就是小

人。 小人"?何谓"君子"?孔子还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所谓"君子喻于义， "，而农之为事，重在地利，理当属于小人之事。因此，自樊须之

后，中国知识分 子都不愿轻易地谈论有关农业的问题，更不愿意躬亲农耕，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研 究和著述，以远小人之嫌。以致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种 "农者不学，学者不

农"的现象。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学的发展，明代马一龙在谈到他著《农说》的宗 旨时说："农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 业研究和著述的人则往往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

贾思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提到《齐民要术》的写作宗旨时， 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 焉。"这虽然可以看作是贾思勰的谦虚之词，但自谦中流露

出了自卑的心态。这种 因自卑而怕人耻笑的心态，在后世一些农学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如，唐韩鄂在

《四时纂要》"序"中说到，该书"虽惭老农老圃，但冀传子传孙。仍希好事英贤， 庶几不罪于此。"又如，有的农书直接用"鄙"字来命名，而农书的作者则不敢留下 真名实

姓，如无名氏的《鄙记》和借托明代刘基所编著的《多能鄙事》。这多少有 点自嘲的意劳力者 何谓 " 小人喻于利 "而一些从事农 说 "鄙意晓家 览者无或嗤

味。

农书以外的一些著述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情绪。如许多地方志在记载各地农作物时都非常简略，何以如此，以宋嘉泰《吴兴志》为例，访该书在记录了10个水稻品

种名称之后，接着说："询之农人，粳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当然，这也可能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的一种通病，如法国著名的遗传育种学家法布尔J.H.Fabre）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赞美尸骨累累的战场，却不屑于谈论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却不能告诉我们小麦是从那儿来的，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但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对于这种愚蠢是负有责任的。

有趣的是，"多能鄙事"一词竟出自孔子之口，《论语》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些农学家在自卑的同时，力求心理平衡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后世称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他们不仅借假圣人之口，而且还尽量附庸风雅，倾注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区别于一般务农的"小人"。

因此，深知务农为小人之事的贾思勰在作农书时不得不"采捃经传"，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元代的王祯《农书》亦是如此，明阎闳《新刻东鲁王氏农书》序曰："是书

据六经，该群史，旁兼诸子百家，以及殊方异俗咸著，亦用心矣。"经传的影响不

仅闪烁农书的字里行间，甚至在书名上受其影响。《齐民要术》或许正是受到了"

经传"的影响，"齐民"即治理人民之意，也就是"序"中所说的"安民"，贾思勰总结了历史上统治人民经验，认为"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而富而后教的倡导者最早便孔子，此外，孔子还提出了"齐民"的思想，《论语•》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记•缁衣》亦言："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贾思勰将农书命名为"齐民要术"或许正是从此而出。

清代包世臣在其所著的一书中，也借用了"齐民"一词，称为《齐民四术》，他的意义很明确，即治理百姓的四种法术，具体说来就是农、礼、刑、兵四种统治百姓的法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农以养之，礼以教之，不率教则有刑，刑之大则为兵。"书中虽然记载了一些农业生产技术，但并不是为农而谈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所以写作"农政"的目的就在于治平。农只是一种手段，政才是目的。这是做为农学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选择。也是做为政治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追求。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就是名符其实的农学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尽管书中的内容几乎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书中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这就是徐光启的治国治民思想，所以尽管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农政措施，二是农业技术。前者是全书的纲，而后者则是实现纲领的具体措施。于是《农政全书》与先前的一些大型的农书相比，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增加了许多屯垦、水利和荒政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尤以荒政的篇幅最多，占六十卷中的十八卷。

这是前所未有的。何以如此？除了当时社会存在某种危机以外，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其主要原因，因为在徐光启的心目中，农业只不过是一种"齐民"之术。

有些农书虽然在书名上看不出任何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如清代刘应棠的《梭山农谱》，但书中的字里行间却充满着各种政治主张。如果说刘应棠的《梭山农谱》还属于借题发挥的话，杨双山的《知本提纲》则完全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来演说其道理，因此，农业生产技术只在其中占有很小的部分，后来作者又把这本书有关修身、齐家的部分提纲挈领地缩写成《修齐直指》一书。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影响之深，他不仅影响了一般人对于农业生产的看法，也影响了古代农学家著书立说，他们一方面著作农书，一方面又耻作"农家者流"，而以治国、平天下相标榜。

有些农学家深知自己人微言轻，无以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便希望通过一些有识之士来推而广之，以达到作为社会良心的目的。例如，陈甫在《农书》序中说："自念人微言轻，虽能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于人者，以利天下之心为心，庶能推而广之，以行于此时而利后世，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辅相之宜，以左右斯民。"而书中"动不动就以’先王'、‘先圣'来教训人，完全是儒门理学家’圣贤’的一副面孔。"可见即使是象农学家陈甫这样隐士，也不能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而并没有为农业而研究农业，而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研究农业，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农业毕竟是"小人之事"，而只有将其与大人之事联系起来才显得有意义。

更多的农学家则是通过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来掩饰自己，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因此，所有的农书一开始就总是连篇累牍地引用过去典籍中有关农业的典故，借以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寻找理论上和历史上的根据，为自己因写作农书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开脱。这就使得古代一些农学家处在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从内心里觉得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而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写作农书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比如，陈甫一方面深知农桑为"孔门所不学"，另一方面，又摆出一幅儒门理学家"圣贤"的面孔，以"先王"、"先圣"来教训别人，指责："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

"这就使得他的指责多少显得有点苍白无力。然而，无论他们是如何看待别人，至少他们超越了自己，也正是有了这种超越，他们才成了农学家。这也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

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真正能超越自己成为农学家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虽然说非仕即农是古代士人的最佳选择，但很多士人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从事农业研究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就是一个例子。他本是程朱理学的继承人，明代灭亡以后，他家居讲学，著作多种，其中《思辨录》为其代表作，书中"修齐篇"的一部分讲述了区田种法，亦算是有所发明，其中尤以对农业中的三才理论阐述最为值得称道。但陆世仪并非一开始就立志于从事农业研究的。他在书中写道："自甲申、乙酉以来，教授不行，养生之道几废。乙酉冬季，学为贾，而此心与贾终不习。因念古人隐居，多躬耕自给。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四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为予略说其概。予有薄田二十亩，在二十三，佃甚贫，不能俱种。予乃出工本买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则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