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小说解读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小说解读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视角：他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袄”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拮据，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一家的精神愚昧；在《故乡》里，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闺土的贫困，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祝福》的深刻性正是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向性，显示灵魂的深刻。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但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这种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鲁迅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吞噬人的灵魂，如《阿

Q正传》最后的描写。但作者最终的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鲁迅的这些努力，体现在他的小说里，就演化为：“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总览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几篇小说，都只有一个动作：看；他的小说中人物间也只有一种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了“看／被看”的二元对立。

且看《祝福》里的这段描写：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人们如何反应呢？“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人们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祥林嫂）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并从中得到某种“满足”（自

我崇高化），同时叉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于是，在这类小说中，在“好奇”的看客“看”（鉴赏）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术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

再一类“看／被看”的二元对立发生在先驱者与群众之间。也就是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的关系在中国的现实中，变成了“被看”与“看”的关系。应该说，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一大发现。一旦成为“被看”的对象，就会像《药》里描写的那样，成为茶客们闲聊的谈资，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如夏瑜怀着“大清的天下是我们的”信念所做的牺牲）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可笑。在《药》里，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人们争先恐后赶去“看”杀夏瑜，“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这里所出现的“吃人”的意象是惊心动魄的：“被看／看”的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整篇《药》的故事——夏瑜的血浸透馒头，被华小栓“吃”进肚里；“却全忘了什么味”，也就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华家”的愚昧的民众，不但自身被吃，同时又在“吃人”；而“被吃”者正是“夏家”的启蒙者。也就是说，启蒙的结果是被启蒙者活活地吃掉；在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既是那些“吃人”的民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以至启蒙本身。而如前所说，鲁迅自己即是这启蒙者中的一员；他的小说模式所提出的质疑最终是指向鲁迅自身的，因此，在这一类的小说中，人物（描写对象）与作者的距离大大缩小，作品中渗透着较多的鲁迅的生命体验。读者在这些作品里所感到（读出）的悲哀、悲悯、孤寂，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鲁迅自身的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

“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也可称为“归乡”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小说中，无论《祝福》，还是《故乡》，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如祥林嫂的故事，闰土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故乡》的叙事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说起的，作者显然采取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历程的第一阶段“离

去”推到了后景。小说虚写了这样一个“我过去的故事”：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我”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出路。20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因此，整篇小说所写的其实是“我”的一个心理过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取代那想像中理想化了的“神奇的图画”，“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而变得“模糊”。而现实闰土的故事（包括现实杨二嫂的故事）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从而完成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生循环。

《祝福》里也有一个“我”的故事，或者说，小说存在着三个视点，“我”、“祥林嫂”、“鲁镇”，从而构成了三重关系：“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是读者普遍关注的，它所展开的是：“儒、释、道传统吃人”的主题；读者往往忽略了“我与鲁镇”的关系，其中正蕴含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情节模式。但“我”的回乡，却不再存有《故乡》中主人公那样的寻梦的奢望；“我”既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变，也不会变，又清醒于自己与鲁镇社会的不相容性，早已“决计要走”：“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漂泊（流浪）者，但小说却出乎意料地安排了“我”与祥林嫂的会见，把两个故事联结了起来；而且让祥林嫂于无意中扮演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者的“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终于发现自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我”的最后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的性质：这正是对“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的内涵的一个深刻的揭示。

鲁迅的作品还对生存困境的绝望提出了质疑：他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了“绝望”的“虚妄”。于是，在《故乡》的结尾，那“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又作为理想的象征重新高悬，并且激发出新的奋进，相信“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走”正是对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反抗。这是鲁迅作品在鞭打着人的灵魂时，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而是最终指向“绝望的反抗”。

鲁迅的小说在叙述者的选择上很是煞费苦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核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