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人物浅析

鲁迅小说人物浅析【摘要】鲁迅一生大多时间生活在动乱年代，对旧中国的社会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小说人物的形象入木三分，人的景况和社会环境层层紧扣，恰如其分塑造人物形象来针贬时弊，唤醒国民，引起疗救。

通过其小说里人物（主要是新旧知识分子、农民）形象的浅析，可以看出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为唤醒和改造国民性格弱点所作的不懈努力。

【关键词】鲁迅小说人物形象分析鲁迅小说数量虽然不算多，但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却栩栩如生，一个个活生生的从现实中走来，生动跳跃，充满时代特征和社会印痕，能给读者刻骨铭心的印象和深刻的思考，以及对社会时代主题的认识，善于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

陈士诚的“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游丝似的西关门前的黎明中”震荡；魏连殳的突然长嚎“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祥林嫂临死之前“消尽了先前的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临死之前却提出有没有地狱的疑问。

这些描写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深处。

尽管鲁迅笔下的人物命运许多都很暗淡，但读者读了并不郁闷颓废，一幅幅真实反映某个时期某些不同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画面凸显出来，作家的文风和气质在现实生活中得以表现。

通过具体人物和事件，深刻剖析了一个时代，而在这个封建势力日趋崩溃的时代里，旧的东西在作垂死挣扎，但谁也挡不住滚滚的历史车轮，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虽然民众灾难重重而尚未觉醒，知识分子在追求中充满怀疑与希望，在摆脱“空虚”和“动摇”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对农民寄予殷切的希望。

小说里的农民形象虽然落后仍保持坚韧的性格，深厚的蕴藏着一种终将爆发的革命的潜力，几种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漩涡和时代的风云中淋漓尽致显现出来。

一、旧知识分子鲁迅小说里的知识分子有新旧知识分子之分，“狂人”则在旧知识分子之列。

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一开始，就跟“我”有关，“我”是小说开头的余，“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简单说明“狂人”不是天外来客，不是神仙鬼怪，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熟人、朋友，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

于是“我”便进入了“狂人”的自述。

小说一开始写出“狂人”自己内心的恐惧，逐步引起主题。

狂人看到赵贵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们铁青的脸，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街上女人说的“咬你几口”的话，联想到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人吃人的故事。

从他大哥平常的言论开始怀疑到当前的安排。

他把医生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如果肥了，便可以“吃”了。

嘱咐吃药的“赶紧吃吧”，理解为赶紧吃他，然后归结到这个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的深刻道理。

而且普遍的国人却不知道。

愚昧、麻木、甚至有意无意帮助着“吃人”而不知道。

日记里写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从而认识到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表现出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忧愤、深广、犀利的批判，这是以前从未有的彻底的精神，反映了中国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特征，“让人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中国旧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

和“狂人”一样类型的是《长明灯》里的试图吹熄“不灭之灯”的疯子“灯和塔”，在旧社会是宗法统治的象征。

鲁迅曾经在杂感里欢呼过“塔”的倒掉，又在小说里期待着“灯‘的熄灭，他再一次选中疯子作为启发人们向封建势力宣战的形象，不断地传出”熄掉它吧“的呼声；虽然疯子最后还是被禁闭起来，然而他的”我放火“的叫喊已经广泛传播，加上孩子们的歌唱，由后一代把这个任务接受过来了。

《长明灯》里的歌声和《药》里夏瑜坟上的花环都是作者希望的寄与。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写了《孔乙己》。

封建社会一方面是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教育思想铸就了孔乙己“读书人”的自尊的性格。

而另一方面又使他受到最残酷的打击和冷淡的待遇。

他的性格、人格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受到践踏、蹂躏、摧残。

咸亨酒店的环境，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缩影。

里边是穿长衫的人要酒要菜，座着慢慢的吃喝；柜台外面则是站着喝酒的“短衣帮”劳动者。

而孔乙己的特殊就在于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他已经失去踱进房子里去的资格，仍然没有忘记“读书人”的身份，又不肯脱下又脏又破的长衫，又不愿与穿短衣的人为伍，最终流为窃賊，却还在声辩“窃书不算偷”。

这些细节典型、鲜明、揭示了孔乙己悲剧的性格。

作者通过人物的行动抨击了封建制度，鞭策了孔乙己的这种性格，反衬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对他的精神的戕害，启发人们对那个社会合理性的深刻质疑。

作者把孔乙己置身于社会的背景中去考察，既批判又同情，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开拓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孔乙己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廉耻的读书人和“偷”窃者；更不是一个无道德品行的人。

是一个讲诚信、有爱心、热心肠的人。

他的行为并不是严重的缺陷。

他的优点恰恰是那个病态社会不需要的。

而这正是鲁迅作品中深刻批判的国民性弱点的主题。

二、新知识分子《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一个敏捷精悍热心改革的青年，虽然多次辗转流离，青年时代的梦一件也没有实现。

于是，随波逐流自我放任，无力自拔于那样的生活和思想，于是便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而无所事事。

不过，他毕竟奋斗过，毕竟是新知识分子，比孔乙己要进步得多。

但在那个时代和环境里，他们注定命运将充满悲剧色彩。

《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则表现得更加阴郁、冷漠。

虽不愤世嫉俗，却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现实又不允许他完全和社会隔绝。

对他的流言不绝于耳，失业折磨着他，最终不得不向环境低头，抛弃理想而求于“现实”到军伐里去当一个顾问，想完成“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周围人都趋奉他、颂扬他。

他是胜利了，然而实际上他是失败了。

他在“胜利”的嬉笑中独自啃嚼“失败”的悲哀，终于背负内心的创伤寂寞地死去。

吕纬甫和魏连殳都是理想和现实的牺牲品。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革新力量和习惯势力之间的冲突，笼罩着辛亥革命后令人窒息的历史气氛。

同时也批判了吕纬甫、魏连殳性格的弱点。

这种性格在小说写作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中仍然具有典型意义。

《伤逝》里子君和涓生比较年轻，是“五四”时代的人物比较叛逆，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

但是个性解放却又怎能离开社会解放而单独解决。

他们沉湎在日常琐事里，未能继续向前跨开步去，不久也便让生命随着希望一起一同幻灭。

在描绘个人和社会的冲突中，作者对知识分子不光是同情，而是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清醒的剖析和揭示：知识分子需要向劳动人民学习。

三、农民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或是受封建残害，或是“空虚”和“动摇”中碌碌无为而毁掉自己。

那么，他笔下的农民形象则是受苦受难、愚昧无知、命运凄苦、逆来顺受，而不想到怎样去改变。

这也是读者通常熟知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占有显著的地位，《阿Q正传》塑造了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农民的典型形象。

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阿Q身上可以说没有一点可亲的特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欺软怕硬”“自我作贱”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

虽然阿Q只有一个，但是当时的社会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阿Q的特点。

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不否认，社会人身上或多或少有“阿Q的成分”。

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

鲁迅成功塑造了阿Q的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贡献。

阿Q是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无赖雇农，他去偷静修庵的萝卜，是因为自从他调戏吴妈以后，没有人再找他打短工，出现了“生计问题”，所以便去偷萝卜，而进了城一开始是给丁举人打短工，后来由于好吃懒做，跟着别人一起做起小偷，他偷萝卜时，表现出了极度的无赖，”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这是你的，你能叫得它答应你么？你……”让人感到无尽的辛酸。

对赵太爷之流来说，生萝卜那里用得着偷，根本不是人吃的东西。

对一般穷人来说，萝卜可能也不是充饥的好东西，而于阿Q，他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想如此“下策”干此“勾当”。

平心而论，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或是一个稍微有一点人情冷暖的地方，与其说他是一个无赖，倒不如说是在揭示世态的冷酷，探究阿Q出现“生计问题”的社会根源，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深思。

是封建统治把这个“真能做”的阿Q逼上了末路。

他的“违法犯罪”应归咎于社会，他的小缺点是可以原谅的，不是十恶不赦。

真正该枪毙的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和长衫人物等，而不是阿Q、王胡、小D，但恰恰是前者又成了新政权的投机者和把持者。

如果广大农民不觉醒起来，不进行一场全面深入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推翻封建政权，阿Q们的命运永远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悲轮回中，阿Q们遭遇的悲惨后果，表现了深刻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主题。

通过阿Q来探掘中国国民的灵魂，“揭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希望”。

《祝福》把人物放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民的命运提出更为强烈的控诉。

它以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村劳动妇女——祥林嫂为主角，逐层展示揭露其革命的必然性，以此痛诉封建社会吃人的礼教，探究其社会根源。

祥林嫂十分勤劳，只希望以自己不断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权利，但她的遭遇却充满了辛酸和血泪。

此外，《药》里的茶馆主人华老栓，《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他们的命运非常凄苦，逆来顺受，从来不会想到怎样去改变它。

祥林嫂的方式是捐门槛，华老栓是求人血馒头，单四嫂子是盼望明天，他们构成了社会中最大的底层，受压迫剥削而不去抗争，是作者同情而批判的一类人物。

写到这些人物的时候，鲁迅的笔墨变得沉重起来，而以祥林嫂最为典型，祥林嫂深受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的毒害，险进封建礼教给妇女规定的桎梏中，尽管她勤劳、质朴、善良、热爱生活，仍为社会所不容，最后是想做奴隶而不得。

作者细致描写了造成祥林嫂悲剧的环境，这个环境的构成有鲁四老爷、“我”祥林嫂自己、柳妈、还有鲁镇的人们，或许还有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以“我”为代表的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更应反省自己在造成祥林嫂悲剧中的历史、社会责任。

闰土则是天真烂漫、黄活圆实的少年形象。

不过，成年后的闰土迟钝的样子，手象松树皮一样的形象与少年的形象抵消了不少。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层层逼迫下的深重灾难，闰土的形象在过去农村里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质朴、勤劳，象大地一样的厚实，承受了一切艰辛和痛苦，过多的艰辛和痛苦使闰土变得麻木，精神的摧残在这里超过了生活的胁迫，一种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观念已经注入闰土的头脑，使他默认了那条横亘在自己和童年伙伴之间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并且向主宰命运的“神”低头。

二十余年来的变化的确太大了，通过前后两个闰土的变化，真实地批判地表现出来了中国农民自卑、私心、甚至麻木。

第一人称“我”的想象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本来清楚地留在记忆里的“神奇的图画”因而也忽地模糊，写来一波三折，使简单的情节表现得跌宕有致，“我”希望下一代“新的生活”——“未经生活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