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意识
史官及史学影响下的唐代古文运动
史官及史学影响下的唐代古文运动郝润华;王福元【摘要】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原因,若将其与中唐史官及史学联系起来,便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一,古文运动的发起人员多为史官及其交游者；其二,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观与史家的道德裁判思想一脉相承；其三,古文创作的崇真尚质文风是史传文学实录直书精神的内在转化.【期刊名称】《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年(卷),期】2012(041)005【总页数】4页(P110-113)【关键词】史官;史学;古文运动【作者】郝润华;王福元【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正文语种】中文张荣芳先生曾指出：“从韩愈、李翱、李汉等的交往看来，可能韩、柳的古文运动的渊源之一，也是来自这些史官传承的史学。
”［1］（210）并将“唐代史学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列为他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氏已意识到史官、史学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可惜未见深论。
笔者通过对古文运动先驱及倡导者生平的考察，发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有过史官经历或者与史官交往密切。
同时，通过对他们文学观的考察，发现其中颇多与史学精神及史传文学相通，如文道观，对文体、文风的态度等。
由此看来，古文运动与史官及史学二者关系密切，正是在史官及史学的影响下，古文运动逐渐兴起，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古文运动的先驱及倡导者、追随者与史官在人员递承上存在着交叉的关系。
他们或曾任史职，如柳冕、韩愈、李翱及李汉，或具有强烈的史学思想且与史官交往密切，如萧颖士、李华、梁肃及柳宗元等。
柳冕，柳芳之子，曾任史官修撰。
他“博学富文辞，且世史官，父子并居集贤院。
历左补阙、史馆修撰”［2］（4537）。
韩愈，曾任史馆修撰，并修《顺宗实录》。
史载韩愈“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2］（5257），其交游的士人梁肃、萧存等与史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韩愈曾从梁肃游，“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
唐宋时期的诗词批评理论
唐宋时期的诗词批评理论1. 引言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诗词创作达到巅峰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众多文人骚客不仅积极创作了大量高质量的诗词作品，同时也展开了对于诗词本质、创作技巧和批评标准的深入探讨。
本文将重点介绍唐宋时期的诗词批评理论，包括对于诗歌形式、内容、修辞手法以及审美价值等方面的论述。
2. 唐宋时期的重要批评家和著作2.1 宋满塘《类编小说钞》宋满塘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和评论家，在《类编小说钞》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于小说和其他文学形式的观点。
他强调了写实主义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情节、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等方面的审美标准。
2.2 柳宗元《文心雕龙》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提出了深刻的诗词批评理论。
他认为文学要以表达作者内心情感、抒发人生哲理为目标，对于诗歌的形式、内容和修辞手法都有详细而精确的分析和评论。
2.3 陆游《诗话总龟》陆游是南宋时期杰出的诗人和词人，他在《诗话总龟》中总结了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经验，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观点。
他强调要注重内涵和意境的表达，并主张以个人真实感受为依据进行审美评价。
3. 唐宋时期的批评观点与理论3.1 形式与内容平衡唐宋时期的批评家们普遍认为，好的诗词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之间取得平衡。
只追求技巧华丽、形式复杂而忽视情感表达和思想深度是不可取的，同样重视主题阐述却忽视写作技巧也是欠缺完美性。
他们强调要通过良好的形式塑造和精确的语言表达来传递深刻而丰富的情感和思想。
3.2 修辞手法与审美价值唐宋时期的批评家们致力于对不同修辞手法的运用进行研究和探索。
他们认为，诗词要以巧妙而恰当地使用修辞手法来增强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同时，他们注重在修辞手法中传达审美和情感价值，以打动读者的心灵并引起共鸣。
3.3 诗词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唐宋时期的批评理论还探讨了诗词在社会中的功能和文化意义。
批评家们认为优秀的诗词应该具有教育、启发和激励作用，能够反映社会风貌、抒发民众情感，并传承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各时期史学的主要成就
中国古代各时期史学的主要成就秦汉时期1、秦汉时期是中国正史的创立和新史学的产生时期，史学在大一统和先秦史学积累条件下有了划时代的开展。
在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有通史、皇朝史、学术史、风俗史、历史评论、起居注等等，在内容和撰述形式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2、作为中国史学奠基作的通史巨著《史记》和作为正史格局形成标志的断代史巨著《汉书》的出现，把反映中华民族历史面貌和反映皇朝历史面貌结合起来，形成庞大的史学规模。
在正史创立的根底上，《东观汉记》和《汉纪》也各有成就。
3、王充等唯物思想家的出现，以及他们对天人感应、谶讳神学的抨击，在秦汉时期历史思想的开展上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与理论价值。
这说明中国史学在大一统的历史形势下，已经摆脱了稚嫩的面貌，开始走向成熟。
唐朝时期1、唐朝是中国古代史学的转折与繁荣时期，史书数量有了更大开展，其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且正史编撰成绩斐然，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部史书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这个时期修成的，如唐代修的八部正史《梁书》《北齐书》《南史》《北史》等。
2、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逐步摆脱经学而独立地被社会认可，历史意识、史学意识和史家主体意识也得到加强，如这一时期的史家信念、良史标准与价值观念、修史制度的反省和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与社会价值等。
3、官修史书制度正式确立，并设立史馆为专门修史机构，完善相应的史官制度，说明皇家对修史的垄断，私修之风受到扼制。
这一做法为后世各朝所效法，影响深远。
4、出现了史学理论专著和史学三长论，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开展进入更加自觉的阶段。
如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5、出现了典制体史书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诞生了我国第一部典制体通史，说明制度史受到重视，也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为我国史学的开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如杜佑的《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著作。
6、通史的撰述出现复兴的趋势，历史笔记开始开展起来。
文学家的文论在唐代是最有影响最有价值的文论
文学家的文论在唐代是最有影响最有价值的文论唐朝是中国文学的开花时期，也是文学批评的兴盛时期，唐代的文学家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
他们不仅有出色的文学审美能力，而且对文学理论有着独特深刻的见解，和对传统文学进行尖锐的批判思考，为中国文学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唐朝的文学批评家，最有影响和价值的是韩愈、刘勰、韦应物、李贺等文学家。
他们在文学批评中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唐代文学，更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
韩愈是唐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文论对于唐代文学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他在《师说》中谈到“圣人之道，唯所爱者为之”，强调文学家只有在取得文学成就后，才能有资格去指导后人写作。
这些观念蕴含在他的《原道》、《进学解》中。
而在《骈赋十一首》中他进一步讲到“文政之事，贵在兴发，洛中实杂，未必不删革”，强调文学家要持续发展，不断创新，否则容易走向沉寂。
这样的批评观点，在唐代的文学发展中至关重要。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气质”和“韵味”的概念，并详细说明了创作文学作品的流程和方法，阐述了文学内涵和技巧的联系。
他主张“存心、领悟、开创”三个阶段，讲述如何进行创作活动：要有崇高情操、获取深刻领悟、精心创作。
他还强调文学的重要性，认为文学可以引导人类思维，开启新的历史进程，影响后世。
这些在他文论中所提出的观点和理论观念，对后世文学的创作方法、审美标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韦应物在文学批评方面主要是对唐诗的批评，他在《夏夜叹》中以自己的文学审美标准对唐代的诗歌进行批判。
他认为，唐代诗歌的诗风不够活泼，写坏事的太多，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形象。
他的批评和观点对于唐代诗歌的发展和传承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李贺则是唐代诗歌中比较重要的诗人之一，在他的诗作中蕴含了对于文学价值的深刻理解，他通过诗歌进行了各种精彩的表达。
他认为文学家应该敢于于世人说出他们的所思所想，而不是所有东西都被保守或传统所束缚。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学批评的学科，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史学批评主要是对史书内容的评价和分析，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解读，探索历史真相，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判和解读。
在古代中国，历史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历史的记载和解读对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的历史学家主要是对史书的内容进行评价和批判，他们认为史书的内容应该真实客观，不能有夸大和偏见。
其中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司马迁，他的《史记》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巅峰之作。
司马迁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历史，他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严密的论证，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他认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因此要真实地记录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方法论。
历史学家们开始注意到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
在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成为了一部宏大的历史著作，他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事件和人物，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
明清时期的历史学家杨慎《续资治通鉴》则对司马光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和修正，他认为历史的价值在于对人们的启示和教育。
近代以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西方历史学的引入，中国历史学家开始接触西方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对传统的史书进行了重新解读和评价。
他们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理论。
例如，胡适提出了“历史的相对性”观点，认为历史是多元的，不能简单地用单一的标准来评判。
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逐渐走向了多元化和开放性。
当代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方法和理论上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历史学家们运用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种方法来研究和解读历史文献，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他们也关注历史的意义和价值，思考历史对于现实生活的启示和影响。
例如，王汝梅提出了“历史的功能”观点，认为历史是对过去的回忆和思考，对于现实生活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刘向、刘歆文献整理中的史学批评思想
刘向、刘歆文献整理中的史学批评思想阎静【摘要】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突出代表,他们的文献整理成果中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其中,刘向所撰《别录》,以书录的形式评析史籍,开创了一种史学批评的模式.刘歆所撰《七略》,以序文的形式考察学术源流、评论是非得失,在史学批评史上显示出特定的价值.他们开启了文献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的密切关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揭示、认识这种关联,对于拓展历史文献学家和史学批评的研究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期刊名称】《北方论丛》【年(卷),期】2013(000)003【总页数】5页(P71-75)【关键词】刘向;刘歆;文献整理;史学批评思想【作者】阎静【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92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突出代表，先后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在版本、校勘、目录等文献学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此前人论述甚多，并取得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着重从史学批评的视角对刘向、刘歆的文献整理作进一步探索。
这是因为，刘向、刘歆在整理文献中，涉及许多史籍，并涉及对这些史籍内容的评论，不论是关于历史价值的判断，还是关于学术源流的考察以及史籍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都可以纳入史学批评的范畴。
不仅如此，刘向、刘歆文献整理中所包含的史学批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早期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刘向《别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的学术批评意识刘向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一个重要创举，是开创了撰写书录(或称之为“叙录”)的范例。
据史书记载，刘向受诏整理皇家藏书，每校一书，便“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1］(卷三〇，《艺文志》)。
南朝梁人阮孝绪进而说明了刘向《别录》的由来:“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
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
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
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讲义(6)隋唐五代文学理论批评
文学批评的繁荣阶段——隋唐五代文学理论批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级：隋及唐前期是总结、评价前代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和要求建立新文风的阶段；唐中期是文学批评的全盛阶段，表现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并取得了建设性成就；晚唐五代是其余波，出现了探索文学的形象特征及创作的形象思维的趋势。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环境及其特色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不好文”(《隋书》)，厌恶南朝以来长期形成的华靡文风，曾于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付所司治罪”。
治书侍御史李谔对此表示支持，上书激烈攻击魏晋以至齐梁注重辞藻、华而不实的风气，要求文章写作应有关政教（《隋书·李谔传》）。
在野的学者王通(584?～618)也竭力主张文章必须阐明三纲五常，关系国家的存亡得失，而把声律辞采贬为末流。
这些主张都是为巩固统一国家的封建秩序服务的。
唐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学术文化也日趋发达。
当时帝王大都爱好诗歌，科举以诗赋取士，诗文风气一般仍较华艳。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出现了一些研究诗歌格律的著作；同时也有不少政治家、史学家在探讨前代兴亡治乱的经验时，注意到文风问题。
房玄龄等修《晋书》，李百药修《北齐书》，姚思廉修《梁书》、《陈书》，魏徵等修《隋书》，李延寿修《南史》、《北史》，都在文苑传或文学传中表述了他们的文学主张。
刘知几在《史通》中，也提出了他对文学的看法。
他们大都不满南朝特别是齐梁的浮艳文风，希望创造新时代文质兼备的文学，加强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
接着，王勃、杨炯等提出了文学革新的要求，陈子昂更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盛唐时，政治从清明变得腐败。
天宝间，李白、萧颖士、李华等继承陈子昂的革新传统，分别在诗文创作上提出复古以谋革新的主张，成为中唐文学革新运动的先驱。
8世纪中叶，发生了安史之乱，对社会民生造成很大的破坏，唐帝国从此进入衰弱时期。
中唐时，经济虽逐渐恢复，政治上又出现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党争剧烈的局面，统治者的纷争和残酷剥削，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古代文学名家的文学批评与思想解释
作品的美学意义 与评价：通过对 古代文学名家作 品的美学意义和 评价，我们可以 更好地理解古代 文学的历史和文 化背景，以及古 代文学名家的文 学批评和思想解 释。
作品的美学影响与启示
古代文学名家作品的美学意义：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人文精 神和审美情趣
作品的启示：对于现代文学创作 和审美观念的形成具有借鉴意义
比较批评：通过对比不同 作家、作品，分析其异同
和优劣
历史批评：结合历史背景， 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
术特色
美学批评：从美学角度， 评价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
美趣味
社会批评：关注作品对社 会的影响和反映，分析其
社会意义和价值
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与作品
孟子：《孟子》，强调 “知人论世”和“以意
逆志”
班固：《汉书》，强调 “实录”和“文质彬彬”
文字表达：通过 文字表达，传达 作者的思想感情 和价值观，使作 品更具深度和内 涵。
作品的意象与意境
意象：古代文学名家作品 中的形象和象征，如李白 的“明月”、杜甫的“秋
风”等
意境：古代文学名家作品 中的情感和思想，如王维
的“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苏轼的“豪放派”
等
艺术特色：古代文学名家 作品中的独特风格和技巧， 如曹雪芹的“红楼梦”、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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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名家作品 的美学意义
THEME TEMPLATE
作品的美学观念与思想
古代文学名家作品的美学 意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风貌、人文精神和审美情
趣
作品的美学观念：包括自 然美、人性美、道德美等， 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
价值观
作品的思想：反映了作者 的哲学观念、政治观念、 道德观念等，体现了作者
中国古代史论史评的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史论史评的演变过程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由无意识的评论活动发展为全面系统的史评专著，促进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发展。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萌芽阶段。
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确切的编年史书在我国周朝的出现，史学批评的某些形式便在春秋以至更早的时期产生，如西周初期的周公教诲年幼的成王要以史为鉴、《诗大雅》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和《国语楚语》中“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等只言片语的无意识的史评文字。
这些只是孔子以前人们对史学训诫作用的一种认识，但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对史学进行批评的是孔子。
在关于董狐记载的“赵盾弑其君”一事，孔子评价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1）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史官及其书法的评判。
孔子曾对“六经”进行删订整理，并将《尚书》与《春秋》作了比较，“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2）而这又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史籍的评论。
此外，孔子修成《春秋》以后，“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3），它们共同构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
《左传》评论《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4），即通过“微”“晦”“婉”等曲折的手法表述史实；孟子提出从“名”“事”“文”“义”等方面把握。
《春秋》，并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5），从这些言论中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此时已开始慈生史学批评的思想”（6），但还不具备独立意识，在形式上往往与综合性学术批评混在一起。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确立阶段。
随着不同体例史学专著的出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已初具规模。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对先秦学术作了概要性总结，奠定了此后学术评论和分类的的基础。
司马迁对上古历史而作的《太史公自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六国年表序》等史学批评序论文，以及他对《春秋》主旨和特征所作的全面阐释和“礼义之大宗也”（7）的评价，成为史学批评发展时期到来的标志。
05第五章 唐代文学批评10
第五章唐代文学批评（一）唐初史学家的文学观（一般）：识记：唐初史学家的文学主张。
1、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
2、反对南朝的淫靡风气。
3、要求建立新的文风。
理解：刘知几《史通》的文学观。
1重有用之文。
2反对华辞丽藻。
3叙事崇尚简要。
4主张采用当代语言。
5善于学习古人。
（二）陈子昂和李白的文学观（重点）：理解：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主要观点。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诗歌创作的两个标准：即兴寄和风骨。
所谓‘兴寄“即比兴寄托。
比兴是《诗经》六义中的两种表现手法，这里实质上是指《诗经》美刺比兴的传统。
所谓风骨，指作品表现思想感情鲜明爽朗，语言质朴有力，形成一种爽朗刚健的风格。
陈子昂在文中赞美东方虬的文章“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李白在诗篇中表达的诗歌主张。
1、李白在诗歌创作上提倡以复古为革新，这鲜明的表现在他写的《古风》中。
推崇《诗经》其主要精神是推崇诗经的风雅比兴的传统。
以复古来进行革新。
2、李白也很推崇建安诗歌，还崇尚诗歌风格的清新自然。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可见是赞美建安的风骨。
3、作为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不仅在创作上深受屈原的影响，而且对屈原的作品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应用：翻译简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三）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重点）：理解：白居易的诗歌主张。
白居易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家诗乐理论中的进步成分，高度重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
非常赞美古代的采诗制度。
希望运用诗歌武器反映民生疾苦，革新不良政治的热情。
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特别看重自己写的讽谕诗。
重视诗歌内容的核实。
语言形式的要求是通俗流畅，音节和谐自然，平易近人。
提出了“跟情、苗言、华声、实义”。
应用：翻译简评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谕诗的论述。
自做了朝廷的官，年纪逐渐大了，经历的事情渐渐多了，每逢和人谈论，大多要请教时事政务，每逢读书籍和历史著作，大多要从中探索治理天下的正道，这时才知道文章应当为反映时代而写，诗歌应该反映现实而作，在直接写奏章外，每逢遇到可以救济人民的困苦，对现实政治的缺陷有所补益，而又难以直言的事情，就自成诗歌以逐渐传到皇上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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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意识作者：朱露川来源：《中州学刊》2019年第03期摘;要：唐朝学者传承魏晋南北朝学人注史之风，先后有《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等四部杰出的史注。
这些史注达到了唐代史注的高峰，史注家们既关注史书内容的真实性，也关注史书的体例体裁。
史注家们的批评意识体现出唐代前中期开阔的学术气象。
关键词：唐代史学批评;颜师古;李贤;司马贞;张守节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3-0112-04为史作注，是魏晋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史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前代，在注释体例、方法，以及借助注释阐发史学见解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①就“正史”史注来说，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李贤为《后汉书》作注，可称为唐人史注的四部代表作。
由于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思想一般散见于不同的注文之中，难得形成理论体系，但在史学批评史上，仍有其独特的价值。
因此，本文从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意识讲起。
一、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意识《汉书》颜师古注（以下称《汉书》颜注）以训诂文字和考订史实为主，涉及西汉皇朝军事、政治、人物、事件的考据、评价以及对《汉书》书法、体例的解释、评论。
颜师古所作《汉书叙例》，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批评意识，其核心思想是要匡正前人之误，为后人理解、研究《汉书》提供参考;同时，这也是认识师古作注的宗旨、方法和基本特点的门径。
在《叙例》中，师古盛赞《汉书》记述汉代史事的成就，继而批评服虔、应劭、苏林、晋灼、蔡谟等人为《汉书》所作注文存在着杂乱无序、互相抵牾的情况。
鉴于“汉书学”史上的这种情况，师古“怅前代之未周，愍将来之多惑”，他针对前人注释提出了四条作注原则：第一，对于符合事实和道理的旧注，“具而存之，以示不隐”;第二，对于“指趣略举，结约未伸”的旧注，“衍而通之，使皆备悉”;第三，对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的旧注，“匡而矫之，以祛惑蔽”;第四，对于“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的旧注，删去不取。
②这四个方面，反映了《汉书》颜注的基本原则，即：不妄改、不盲从，尊重前人成果，在此基础上扩充、删取。
这些原则也可视为颜师古史学批评的宗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颜师古对于前人疏漏持有一种理解的态度。
例如，他分析前辈学人引用先秦文献时所出现的阙文现象，认为：“六艺残缺，莫睹全文，各自名家，扬镳分路。
是以向、歆、班、马、仲舒、子云（扬雄）所引诸经或有殊异，与近代儒者训义弗同，不可追驳前贤，妄指瑕颣，曲从后说，苟会扃涂。
今则各依本文，敷畅厥指，非不考练，理固宜然。
”对于《汉书》中本纪、列传和表、志中相互矛盾的记载，他指出：“爰自陈、项，以讫哀、平，年载既多，综缉斯广，所以纪传表志时有不同，当由笔削未休，尚遗秕稗，亦为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随手率意，遂有乖张。
”③这些情况，反映出颜师古治学的态度和胸襟。
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表现出鲜明的学术批评意识。
在《史记索隐序》中，司马贞提出了“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述赞”④的注史宗旨。
他肯定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邹诞生《史记音义》、刘伯庄《史记音义》等书有助于人们研读《史记》，但批评他们或多或少存在缺乏讨论、短于旁通、疏于微义的缺点，因此，司马贞要解前代所未解，申前代所未申。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史记索隐》是一部因学术批评而产生的史注。
司马贞本人好辩驳，这使《史记索隐》带有突出的批评风格，同时，他的辩驳往往纠正了《史记》历代注家的谬误，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严谨的学风。
张守节在《上史记正义》表中阐发了他的注史初衷和史学批评思想：“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採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
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永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
发挥膏肓之辞，思济沧溟之海。
未敢侔诸祕府，冀训诂而齐流。
庶贻厥子孙，世畴兹史。
”⑤从《史记正义》的内容来看，“言辞古质”“文省理幽”是注者着重关注和阐释的方面。
颜师古《汉书叙例》、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张守节《上史记正义序》中的有关论述，反映出他们三人具有比较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
他们重视考辨、批评的注史风格，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唐代史注家的思想意境。
二、关于史书体例的评论关于史书体例的讨论，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在唐代史注中也有所反映。
《汉书》颜注有多处关于史书内部体例的见识，如：推崇《汉书》列传“以事类相从”的做法，“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
如江充、息夫躬与蒯通同传，贾山与路温舒同传，严助与贾捐之同传之类是也”。
⑥又如：重视史书中的载文和载言。
颜师古十分称赞《汉书》选载贾谊上疏的做法，指出：“谊上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盖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
故下赞云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
”⑦这是说，《汉书》选贾谊上疏中“切于世事”的部分入史，便于反映人物思想，应为后世史家楷模。
晉人张辅在论马、班优劣时，曾以《汉书》文字多于《史记》而诟病前者，对此，清代赵翼予以驳正：“盖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
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
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
”⑧赵翼列举《汉书·贾谊传》《晁错传》《路温舒传》《贾山传》《邹阳传》《枚乘传》《韩安国传》《公孙弘传》中所增载之文，以及汉武帝之后的诸多人物列传之中所载“有用章疏”，总结道：“总计《汉书》所载文字皆有用之文。
”这一观点，与颜师古所言“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大致同义。
张守节《史记正义》专设“论史例”一条讨论天文星历与《史记》之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对应，为后世学者了解和研究《史记》体例提供了重要参考。
⑨在纪传体史书中，史家如何为历史人物设立纪传，是史注家们重点关注的内容。
司马贞在总体上肯定《史记》五种体例的创获，但对于一些篇目的设置提出了不同意见：关于“本纪”，他指出汉惠帝时吕太后“以女主临朝，自孝惠崩后立少帝而始称制”，应该“合附《惠纪》而论之”，“或别为《吕后本纪》”。
⑩关于“世家”，他认为项羽不应入本纪，而应降为“世家”，其理由是：“（项羽）争雄一朝，假号西楚，竟未践天子之位，而身首别离，斯亦不可称《本纪》，宜降为系家（世家）。
”B11关于“列传”，他认为老子、韩非“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传，先贤已有成说，今则不可依循。
宜令老子、尹喜、庄周同为传，其韩非可居《商君传》末”B12;鲁连、屈原为六国时人，贾谊、邹阳是西汉官员，“事迹虽复相类，年代甚为乖觉。
其邹阳不可上同鲁连，贾生亦不可上同屈平。
宜抽鲁连同田单为传，其屈原与宋玉等为一传，其邹阳与枚乘、贾生等同传”B13;国侨、羊舌肸等人为“古之贤大夫”，应“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B14等等。
这些内容表明，司马贞对纪传设立的意见，大多以传主身份和所处时代为标准，如指出吴王刘濞虽发动了“七王之乱”，但因其汉之宗室的身份，应与楚元王同为一篇。
B15由此可见，涉及人物传记的编纂体例时，司马迁十分注重从历史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具体贡献和影响来进行划分，而司马贞等人则更关注历史人物的出身和身份，这反映出史学家历史眼光和治史原则的差异。
三、关于历史撰述的价值判断和实录原则中国史学上著名的《春秋》褒贬书法，要求史官不仅要记录历史，还要在主观上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价值评判，实现伦理、道德层面的“书法不隐”。
发挥史书惩恶劝善的旨趣，是史学服务于社会的重要途径，其主要目的在于教化。
唐代史注家重视史书的鉴戒功能，提倡在历史撰述中应明确彰善瘅恶的旨趣。
李贤等人为《后汉书》作注的过程中，表现出较为鲜明的褒贬意识。
如范晔《后汉书》记载霍谞为受到诬告的舅舅宋光辩白：“谞闻《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
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汉世所宜遵前修也。
”对此，李贤等人指出：《公羊传》曰：“冬，葬许悼公。
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乎弑也。
许悼公是止进药而杀，是以君子加弑焉。
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
赦止者，免止罪之辞也。
”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无害父之意，故赦之。
”是原情定过也。
又曰：“晋史书赵盾弑其君。
赵盾曰：‘天乎无辜，吾不弑君。
’太史曰：‘尔为仁为义，人杀尔君而不讨贼，此非弑君如何？’”此赦事诛意也。
B16所谓“原情定过”，是说许悼公姜买虽因其子姜止献药而死，但姜止初衷并无“害父之意”，所以不能将许悼公之死完全怪罪于其子姜止，故《春秋》记“葬许悼公”B17以赦其罪。
所谓“赦事诛意”，是说赵盾虽未杀害晋灵公，但却没有追讨凶手赵穿等人，形成了对赵穿等人弑君行为的包庇，因而必须承担“弑君”的罪名。
李贤等人在作注时灌注了价值判断。
例如，他们针对《后汉书》所载崔骃上疏讽劝外戚干政的内容，作出了大篇幅的评论：“外家，当为后家也。
二十者，谓高帝吕后产、禄谋反诛，惠帝张皇后废，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杀，孝文帝窦皇后从昆弟子婴诛，景帝薄皇后、武帝陈皇后并废，卫皇后自杀，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诛，宣帝祖母史良娣为巫蛊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狱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子莽篡位，成帝许皇后赐死，赵皇后废自杀，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属徙合浦，平帝母卫姬家属诛，昭帝赵太后忧死是也。
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许皇后、王皇后，其家族并全。
”B18这段注文，精辟地总结了皇后及外族干政的弊端，并着意于突出外戚干政的不良后果，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19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唐人虽继承了中国史学上褒贬书法的思想，但他们所强调的褒贬，是在实录原则基础上的惩恶劝善，这不同于先秦时期以价值判断为先的《春秋》笔法。
李贤等人认为，历史撰述应是在规范体例的基础上展开的直书实录。
《后汉书》记载：班固批评扬雄《剧秦美新》篇“典而不实”，注者谓“体虽典则，而其事虚伪，谓王莽事不实”。
B20这是注者基于王莽篡汉的史实而作出的评论，即“其事虚伪”。
注者还批评《东观汉记》为孙程等十九位宦官美饰出身，指出：“盖当时史官惧程等威权，故曲为文饰。
”B21这大概是出于对宦官参政的不满，同时也批评了史官曲笔的做法。
司马贞撰《史记索隐》，也强调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
B22他还尝试归纳、分析前人记事之误的原因，如指出年代久远而产生记事顺序上的颠倒，B23以及因循前人之误B24，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贞的考证有时未必准确，例如《史记·宋微子世家》记“（宋襄公）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