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论文：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研究

73759 银行管理论文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研究

一、引言 商业银行是以经营工商业存、放款为主要业务，并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货币经营企业。首先它具有一般企业的特性――对利润的追逐和对亏损的承担；其次经营的是特殊商品――金融资产。以盈利为目的，意味着商业银行必须在所经营的特殊商品――金融资产的过程中获得增值。由于融资渠道单一，长期以来，我国工商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依靠商业银行提供，企业负债经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激烈波动，使得商业银行成为最后的支付者，表现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持续增加，为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埋下了隐患。要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进行有效控制与管理，就必须明确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从源头进行治理。

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 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理论上指偿还出现困难，不能给银行带来正常的利息收入甚至无法收回本金的贷款。也有认为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超过合同预定期限却未能偿还本息，银行将蒙受损失的贷款。不良贷款本质上是一种潜在的损失或者说成本。现代商业银行不仅发放贷款还进行股票债券投资、信托代理业务以及各种直接投资等多项资产业务，不良贷款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之一。

（一）贷款质量五级分类 中国人民银行在1998年出台了《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依据风险程度的高低，将我国银行贷款依次分为正常类贷款、关注类贷款、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及损失类贷款，其中将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归为不良贷。

五级分类贷款定义表 （二）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现状 目前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发展时期向新常态转变，经济增长速度将放慢，高速发展期的部分投资项目将在这一时期开始产能，产能过剩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阴影，供过于求的市场局面，使得我国的金融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不良贷款的规模迅速扩大，银行由于资金问题而陷入发展困境。中国银监会发布数据，截止到20xx年12月，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为13080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1%，总负债12116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5%，20xx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额为7669亿元人民币，不良率为1.16%，较20xx年末增加了36.07%。以下是20xx年四个季度和20xx年前三个季度的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占比的趋势图。

从图中可直观地看出，20xx年到20xx年三季度末，我国商行不良贷款不论是余额还是占比都呈上扬势头，反映出商业银行在业务发展的同时风险也大幅上升，或可说业务发展是以风险代价为成本。

全国商业银行如此，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也不例外。数据显示，20xx年11月末，云南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202.94亿元，较年初增加58.58亿元；不良贷款率1.1%，较年初回升0.32个百分点，且已连续三个月出现“双升”态势。

（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是纷繁复杂的，包括宏观因素、微观因素及法律因素等，这里从经济环境、银行自身经营管理和信用与法律环境三个方面，对不良资产的成因做一探讨。 1.宏观层面。第一：经济发展周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繁荣和萧条之间的循环波动，银行的不良贷款发生率也会随之波动。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借款人的获利能力普遍提高，并且有较好的预期，当期的财务状况优良，不良贷款发生率较小；而在经济萧条期则相反。一般来说，当经济发展处于紧缩时期，经济增速缓慢甚至负增长，大多数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盈利水平下降，无法近期偿还债务，银行逾期贷款增多，不良贷款率上升，当经济发展处于扩张时期，经济增速加快，企业盈利能力提高，偿债能力增强，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

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从历史数据看，我国不良贷款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二是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1990年的10%上升到1993年的20%左右，其中包括商业银行承担的不良企业债券的损失。三是9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这一阶段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从经验上分析，与国家实施不良贷款剥离而使国有商业银行加大不良贷款暴露力度有一定关系，但也有一定的经济波动因素影响。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随着外部体制性、政策性因素（如国有企业破产、行政干预等）影响程度的逐渐下降，宏观经济波动对不良贷款的影响也不断增强。 第二：经济政策。商业银行和其客户都处在宏观经济这个大的市场环境之中，宏观经济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变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环境等）都可能引发不良贷款的生成。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调整期，产能过剩、经济转型等都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与信贷风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以煤炭行业为例。20xx年11月末，全国煤炭产量35.2亿吨，同比下降2.1%。预计全年产量同比减少2.5%左右，是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铁路发运煤22.9亿吨，同比减少3044万吨，下降1.3%。煤炭企业存煤量约8700万吨，比年初增长2.6%；重点发电企业存煤9455万吨，比年初增加1409万吨，增长17.1%。全国进口29122万吨。同比减少3580万吨，下降10.9%，出口574万吨，减少177万吨，下降23.5%。净进口2.85亿吨，减少3400万吨，下降10.7%。我国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矛盾突出，库存增加，价格下滑，效益下降，企业经营压力加大。具体表现为销售收入急剧下滑、应收账款金额及周期增加，企业融资困难，商业信用增加，资金链断裂等。在这种产业环境下，相关的商业银行出现不良贷款的概率也紧随提高。 2.微观层面。第一：主要经营管理者的风险理念。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银行主要经营管理者的风险理念和风险偏好决定了其资产质量的好坏。一般情况下，贷款资产组合主要考虑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三种因素，如何选择亦主要取决于银行主要经营管理者。冒险激进型的管理者，更多的考虑资产的收益性，其安全性指标变低、风险性指标变高；保守谨慎型的管理者，更多的考虑资产的安全性，其收益性和风险性指标就会变低。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成因之一就是银行高级管理者的个人贷款偏好。个人贷款偏好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其思想根源有二，其一，对银行风险的消极性投机心理。所谓消极性投机是指商业银行对风险不是采取积极措施，发挥自身优势，而是采取最安全的方式行事。例如，随着银行监管的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并没有提高自身对风险的辨别能力，而仅仅采取“惜贷”的安全经营方式；其二，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复活投机”心理，即商业银行在面临选择当期清算亏损企业，还是选择继续追加融资时，由于对政府事后干预并救助因经营不善而亏损或即将倒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稳定预期，商业银行就会选择不清算亏损企业，或选择借新还旧或发放新贷款方式，从而导致商业银行投机成本外部化。由此，银行就可不必承担因复活投机失败而产生的成本，却能从中获取收益。这两种思想通过影响银行高层管理者的个人决策，产生贷款偏好，最终导致新增不良贷款的生成。 第二：绩效考核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银行绩效考核体系设置逐步科学合理，但依旧呈现风险内控指标分值低、经营注重短期化、风险滞后的倾向。在绩效考评指标设置上，考评指标较侧重规模扩张与短期效益最大化，打破了收益与风险的平衡，这必然埋下各种风险隐患。对于一个银行来说，有什么样的绩效考核就有什么样的经营结果，通过绩效考核把管理者的经营理念传达到每一个层面，从而来实现管理者的经营目标。

（四）行长任职的行政周期 每一任行长在其任职期间采取的处置不良贷款的具体方式都不尽相同，这决定了不良贷款率的高低，再加上不良贷款处置政策的时滞期，反映了行长任职的小循环周期与新增不良贷款的关系。考察银行行长任期内业绩的标准应当是新增不良贷款的高低而不是不良贷款的总量。

（五）合规风险 贷款三查制度，即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是银行贷款最基本的制度，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项制度执行不到位，监督不得力，查处不严格；重贷轻管，重放轻收的现象日益突出；“人情贷”、“谋私贷”“盲目贷”等各种违规贷款时有出现，三查制度流于形式。

以工商银行为例，20xx年，因信贷业务违规受到处分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到521人，占比为27.7%，较20xx年增加了333人，提高16.5%，其中86%集中在支行一级的分支机构。

（六）信用与法律环境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而银行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核心企业之一，信用环境对银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信用环境涵盖了诚信、道德、文化等软实力因素，这些因素会长期影响、制约贷款质量。信用环境差的区域，部分贷款客户诚信不够、道德水准不高、企业文化建设基础不牢等，尽管其经济基础、发展前景并不差，但硬不及软，其中一些客户尽管有还款能力，但还款意愿很差，对银行贷款构成潜在威胁，严重影响银行资产质量和经济效益。

法律环境对银行同样重要，一般情况下，部分不良贷款是通过司法途径收回的，一些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案子不破不立等现象突出，最终银行赢了官司输了钱，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信用环境。